理论争鸣

体行动的能力，因而对劳工运动发展而言，非商品化同时是劳工团结与统一的起点和终点。”见[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2同注⑩，第245页。

　　13对失业成本的探讨参见B. Schor and S. Bowles， “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vember 1987， pp. 584-92; S. Bowles， David M. Gordon and T. E. Weisskopf， After the Waste Land ： A Democratic Economics for the Year 2000，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0， pp. 69-72;[美]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262页。

　　14[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第52～61页。

　　15在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提出要“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正式肯定并进一步推动了已在实践中开展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产权改革。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16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要求“企业在国家劳动工资计划指标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的工人，除国家另有特别规定者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用工形式，由企业根据生产、工作的特点和需要确定，可以招用五年以上的长期工、一年至五年的短期工和定期轮换工。不论采取哪一种用工形式，都应当按照本规定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招用一年以内的临时工、季节工，也应当签订劳动合同”。

　　17胡鞍钢、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载《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113页;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18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4期，第69页。

　　19本段马克思的引文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4～705页。

　　20Xiao-Yuan Dong， Bowles Paul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 No. 1， 2010， pp. 48-49.

　　21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第21～22页;黄宗智：《中国的隐形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

　　22见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载《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9期;都阳、王美艳：《农村剩余劳动的新估计及其含义》，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Hongbin Li， Lei Li， Binzhen Wu， and Yanyan Xiong， “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6， No. 4 (2012)。

　　23参见王向、聂鹏：《关于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文献综述》，载《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第142页。

　　24Zheng Zhang， “Migrant Workers Age-Group Gap is Key to Verifying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China Economist， No. 2， 2012， pp. 90-100; 章铮：《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与刘易斯转折点》，载《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8期。

　　25Jikun Huang， Huayong Zhi and ZhuRong Huang，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n Off-farm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in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Vol. 39， No. 5， p. 802， p. 804.

　　26常凯：《从个别劳动关系到集体劳动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2年第3期，第13页。

　　27参见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对改革之前农民迁移政策沿革的回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临时工甚至转换为了长期工。她写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有应国家或国有企业邀请，并服务于国家自身目的，农民这样一个底层阶级向城市的流动才有可能是合法的”。见[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5页。

　　28下述文献细致地梳理了改革以来国家针对农民进城务工而颁布实施的各项制度和政策的沿革：[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定量估测(1979-201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 C2011020;胡鞍钢、赵黎：《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陈金永：《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人口迁移》，载蔡昉、白南山(主编)：《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9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定量估测(1979-2010)》。

　　30从劳动供给方面看，外出农民工的增长与90年代晚期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显著下降不无关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7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同比增长率从先前连续几年的20%以上，骤然跌落到8.52%，1998年则为3.44%，1999年为2.23%，2000年为1.94%。转引自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31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120427_402801903.htm。

　　32《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载《改革》2009年第2期，第11页。

　　33Zheng Zhang， “Migrant Workers Age-Group Gap is Key to Verifying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章铮：《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差异与刘易斯转折点》。

　　34“2010年，调研组在深圳、昆山、太原、武汉的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生产车间在大量使用学生工。2010年暑假期间，约有十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同一时间，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约为一万人，占整个厂区员工数的1/6;在重庆，119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往富士康实习。2011年7月，针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的情况，调研组在深圳观澜与龙华的厂区对学生工进行了专项调查，共获得373份有效问卷和20份访谈个案。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工平均占所在生产线工人数的36.2%，有的流水线学生工的比例甚至达到100%。例如一位就读湖南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在富士康实习的学生指出，他所在的生产iPad的生产线有59人，全是学生工。这些学生大多来自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他们被以实习的名义由学校或当地政府制度性地组织进入富士康，从事长时间、高强度、无保障、与专业毫不相关的简单重复劳动，为富士康的迅速扩张提供了廉价、驯服而灵活的劳动力来源。”见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富士康调研组：《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2012年。

　　35Xiao-Yuan Dong， Bowles Paul，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No. 1， 2010， pp. 42-44.

　　36Xiao-Yuan Dong， Bowles Paul， and Chang Hongqin， “Managing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Rural China： Trends in Rural Labour Allocation， Income and Inequality，” Global Labour Journal， No. 1， 2010， p. 50.

　　37参见[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第165页。

　　38参见[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第169～170页。

　　39[美]苏黛瑞：《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第170页。

　　40J. Arrighi， “Labour Suppli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Proletarianization of the African Peasantry in Rhodesi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6， No. 3 (1970)， pp. 197-234.

　　41陈昕、黄平：《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人文与社会网站，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8/178。

　　42[爱尔兰]瑞雪·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黄涛、王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0～109页。

　　43丁守海计算了“农民工工资超过农业劳动力收入的比例”，并将其作为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来看待。见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载《中国农业经济》2006年第4期，第61页。但他的计算方法与本文不同。在他那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根据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中来自非农部门的收入计算出来的。这样做有可能低估农民工的工资，因为在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中，并不一定包含农民工的全部工资。

44刘开明根据其2008年对长三角和珠三角210家外来工密集企业的抽样调查指出：“虽然多数工人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这是因为其中包括了工人加班时间的收入。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0.67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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