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人保部开始公布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人数，也反映了这一增长趋势。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各成员国医疗卫生负担的公平性进行排名，中国因个人卫生支出所占的比率过高，在191个会员国中被列为倒数第四位。2003年以来，这一现象得到了有力扭转。我国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支出的比例近年来逐步下降，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与社会卫生支出的比例在2009年时已接近持平。2009年底，由三大公立医疗保险组成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经覆盖了12.3亿民众，其人口覆盖率首次超过了90%。“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意味着“全民医疗保障的新时代已经到来。”83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建构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发展，大体验证了波兰尼的观点，即市场的深度扩张将诱发旨在保护生产者及其家庭的反向运动。但是，在运用波兰尼的框架时，也存在着以下两方面可供进一步讨论的问题。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反向运动之间，是时间上继起的前后关系，还是同时并存的关系?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社会保护和市场扩张是携手并进的，而不只是事后才诱发出来的。一些学者就提出，波兰尼的观点似乎可做以下两种解读，一方面，他认为“脱嵌”，即摆脱那些对经济起调控作用的各种制度的羁绊是可实现的;另一方面，一个“脱嵌”的经济，即不受调控的市场，又是不可维持的，需要“再嵌入”市场以外的制度中去。84依照这种先是“脱嵌”，继之以“再嵌入”的解释模式，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就是一种前后相继、在不同时期分别占据主导的关系。在国内文献中，以王绍光为代表的学者所强调的便是这一种解读模式。在王绍光看来，从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在90年代末期，中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重。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出现松动，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公平得到了更有力的‘兼顾’。到2004年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时，执政党最终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与此相适应，中国政府开始将更大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政策上来，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社会政策领域。”85

　　其他学者指出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董晓媛及其合作者就曾针对王绍光的观点提出，对双向运动在时间上加以严格界分的做法是非常粗略的。中国的保护运动的确在进入新世纪后得到了加强。但也正是在新世纪之初，中国加入了WTO，市场经济因之取得了迅速发展。这一局面意味着，政府在促进市场扩张的同时，也在推动保护性立法和对市场的干预。因此，在他们看来，双向运动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由一种运动向另一种运动转变的关系，而是同时展开的。86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模式在运用于中国经验时，或许可以看作是互补的。王绍光的解释模式或许更适用于90年代中晚期的城镇劳动关系改革。通过企业改制，传统的单位体制濒于瓦解。这种单位体制在计划经济中扮演了国家和公民协议之间的中介作用，向职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和保障。而在新兴的劳动力市场中，一部分职工转化成高度分散或原子化的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另一部分则沦为产业后备军。只是在这场改革完成后，一些最为重要的社会保护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相较而言，董晓媛等人采用的模式更适用于解释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雇佣劳动的转移。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土地承包制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在不断加强。上个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以15年为限。1998年，土地承包合同延展到了30年。2003年时，相关政策更是禁止了对承包土地的再分配。因此，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现象的出现，是和土地承包制度的延续和巩固相伴随的。董晓媛等作者为此指出，假若把中国的情形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相比较就能发现，“在工业化国家，造就一个城市无产阶级的过程取决于让农民‘失去’土地，达成这一点的方式是取消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而在中国，该过程伴之以更为复杂的系统变迁。在变革中取消了农村公社提供的‘铁饭碗’，并代之以各种形式的土地私有权(借助土地使用权的形式)，后者在发展过程中非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农民私人土地占有权的安全性不断被强化，这一过程是伴随劳动大规模转移到农业之外而同时发生的。”87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难以获得城市提供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却可以依靠土地承包制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对自身和家庭的社会保护。

　　在运用波兰尼的理论时还可能涉及另一争论，即推动社会保护运动的动力和主体究竟来自国家，还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力量。王绍光将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保护运动归结为国家的保护性立法及其对经济的各种干预措施。换言之，这一反向运动主要是由上层发动的。他的观点得到了董晓媛等人的支持，后者——尽管略有保留——也认为，在农业的市场化变迁中激发的反向运动，是“在精英的层面展开的”，即“由精英驱动的波兰尼式过程”。88

　　从理论上看，王绍光等人的观点不同于波兰尼本人的见解。在波兰尼那里，反向保护运动的主体几乎涉及在市场扩张的过程中其利益受到波及的所有阶层。89在中国，虽然上层精英和国家在驱动波兰尼式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来自社会下层的力量。笔者认为，就保护劳动力，使其免受因过度商品化和过度剥削而带来的危害而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力量对比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微妙改变是推动反向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

　　正如前文反复提到的，90年代中晚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为2001年加入WTO，从而为中国融入全球化准备了制度条件。在加入WTO后，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雇佣劳动关系在极短时期内的急剧扩展。以农村经济为例，根据董晓媛等人的分析，无论是从事雇佣劳动的人数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率，还是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在2000年后都有显著提高。90雇佣劳动关系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如下后果，首先，大体从200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局部性的、以“民工荒”为标志的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短缺。第二，工资水平，包括农民工的工资，出现了持续增长的趋势(见前卢锋提供的数据)。其结果是造成中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在逐步下降。根据李宏彬等人最近的研究，2008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甚至超过了泰国、印尼和印度。91上述变化的综合结果是劳工地位的相对提高和斗争性地增长。尽管中国的劳动争议还存在组织程度低、自发性强的弱点，但自新千年以来劳动争议数量的持续攀升，特别是近年来劳资争议的爆发性增长，仍然见证了工人力量的崛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新世纪以来日渐显著的反向保护运动，完全可以视作来自下层和来自上层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反向保护运动未来将如何发展?面临哪些制度性的阻碍或限度?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本文是以下科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21088007)。

　　【注释】

　　①在肯定劳动力是商品的一派中，代表人物是卓炯，见其与孙尚清的争论：卓炯：《劳动价值学说就是劳动力创造价值的学说——兼与孙尚清同志商榷》，载《南方经济》1986年第2期;另见卓炯：《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Beverly J.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3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7页。

　　⑤《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⑥如[美]沃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相关综述可参见刘建洲：《无产阶级化历程：理论解释，历史经验及其启示》，载《社会》2012年第2期。

　　⑦D. Wils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and the Labor Subsidies to Capitalism，”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 44， No. 2 (2012)。另可参见孟捷、李怡乐：《非自由劳工与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多样性》，载《贵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⑧潘毅、卢晖临：《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⑨同注③，第151页。

　　⑩[德]卢森堡：《国民经济学入门》，彭尘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47页。

11用北欧学者艾斯平—安德森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劳动力)非商品化的努力，工人们也就不具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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