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所占的比重，使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改革走在了全球新自由主义潮流的最前列。

　　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体制中，为公民提供各项社会权利起到了削弱劳动力商品化的作用。最近，一位作者周蕾参考艾斯平—安德森的去商品化指数方法，从2009年GDP全球排名前50位国家中选取了36个国家，分别计算了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去商品化能力指数。73该指数所涉及的宏观指标有三项：第一，取得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家庭津贴等社会权利的资格，它从总体上反映了保险的覆盖范围(中国在36个国家中名列第27位);第二，社保支出占GDP的比例，它反映了国家承受的社保负担(中国列第33位);第三，社保总缴费率，它反映了个体(即工人和雇主)所承受的社保负担(中国列第6位)。在微观指标中，该指数则涉及养老、医疗、失业这三类保障的替代率和个人缴费占全部缴费的比例，中国在这三项指标中的排名分别为第14、第11和第31位。

　　根据周蕾的测算，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去商品化水平在36国中只排在第29位。位列中国之前者，既有发达国家，也有诸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等相对后进的国家。周蕾认为，在社会保障的微观指标上，除了失业保障这一项外，中国的得分并不算低，但在各项宏观指标中却相当落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还不具备普惠型社会保障制度，如全民医保、家庭津贴、普救型养老金等;而且，中国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也远低于发达国家。周蕾按照艾斯平—安德森的分类把36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划分为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个类型，中国被划归了去商品化水平最低的自由主义类别。

　　三、 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反向保护运动的兴起

　　在波兰尼的理论中，劳动、土地、货币这些虚构商品的出现是构建一个自我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前提。这种自我调控的市场经济在他那里是以市场的“脱嵌”为前提的。换言之，为了实现市场的自主调节，必须摆脱各种市场之外的制度约束。然而，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市场的无限扩张在历史上是注定无法实现的，它必将激起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对市场的扩张加以限制。

　　1995年～2001年间，经过一场导致五千万人以上下岗或失业的激进变革，中国构建了一个相当自由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并为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做好了制度准备。这一改革虽然是在中国经济自身矛盾的推动下实现的，但从全球角度来看，亦非孤立的变革，而是受到全球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近年来，一些学者倾向于把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崛起，看作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并与波兰尼笔下的大转型相类比。74在过往三十年间，全球资本摆脱了此前受到的无数限制和约束，依照自己的面目重塑了整个世界经济。这些变革——正如波兰尼针对第一次大转型所分析的——是借着强有力的国家干预而实现的。换言之，并不存在遵循所谓自然原则而实现的平滑的、渐进的、有机的市场演化。就中国而言，对市场经济的确立起着关键作用的劳动力市场就不是通过“渐进式”改革所能造就的。从波兰尼的观点看，那种导致了五千万人左右下岗或失业，几亿人的生计因之受到威胁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怎能称作是“渐进式”改革呢?在学界一度流行的将中国改革模式称为“渐进式”改革的观点，在笔者看来完全不适用于解释90年代中晚期的中国，正是这段时期的改革使中国实现了迈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解释这段历史时，一个更贴切的理论架构只能是波兰尼式的。在这一理论看来，一个自我调控的市场经济，是要依靠国家的强力才能确立的、剧烈而动荡的过程，且会诱发另一场旨在保护人和自然、使其免受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75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最终激起了新一轮反向保护运动，即努力使“脱嵌”(disembedding)的市场“重新嵌入”(reembedding)市场之外的各种制度的趋势。一般认为，这一轮全球反向运动最初崛起的象征是1999年在西雅图爆发的、以各种社会运动为主体的“反全球化”示威。此后，拉美国家在政治上普遍左转;所谓“华盛顿共识”在全球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都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无独有偶，在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趋势。在国内，王绍光教授大概是首先把波兰尼的框架运用于分析中国改革的学者，他指出：“中国的情况似乎印证了卡尔·波兰尼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观察：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反向运动;保护性立法与其他干预手段是这种反向运动的特征。”76在王绍光教授看来，中国的反向运动始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该政策的目的是要平衡东西部发展的差距。77而事实上，专门针对劳工的保护政策还要来得更早一些。1997年9月，正值城镇公有制企业职工的失业和下岗达到高峰的时候，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仅一年后，全国所有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以及81%的县级市都建立了这一制度。在城市低保制度保障的对象中，除了传统社会救济的对象外，还包括在领取失业救济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后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以及下岗人员在领取最低工资或基本生活费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其中最后一类人员的确定，因应了当时下岗失业人数剧增的严峻形势。78这意味着，就在劳动力商品化的激进改革还在进行的同时，社会保护措施就开始出现了。2003年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等思想的提出，各种先前出现的反向保护措施最终在国家政策范式的层面得到了支持，从而汇聚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向运动。在这一发展过程中，2004年以来主要在珠三角地区出现的的“民工荒”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这一现象事实上体现了在国家政策范式的调整过程中，农民工对其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自发性反抗。2004年和2006年，围绕“郎顾之争”和“反思改革”的舆论风潮相继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影响了大众和精英的社会心理，为反向运动的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从2003年开始，工会参与率的变化一反此前长期下降的局面，转而出现持续上升的态势(见前图12)。2007年，我们迎来了劳工保护性立法的重大转折点——所谓“劳动三法”，即《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在同一年颁布实施。三法颁布后，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频率明显提高。2008年，劳动争议案件激增至69万多件，同比增加近50%，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2009年8月，爆发了著名的“通钢事件”。2010年5月，爆发了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的罢工事件。2012年12月，《劳动合同法》经修改后明确提出，企业必须约束劳务派遣工的使用范围。2013年2月，北京德尔福万源发动机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数百名劳务派遣工罢工，要求进厂两年以上的派遣工拥有转为正式职工的权利。这场罢工最终以工人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而结束。79

　　一些学者提出，在“劳动三法”公布后，中国的劳动争议开始转向集体协商，劳动关系也在摆脱过度市场化，即开启了向“集体劳动关系”的转变。80常凯教授写道：“工人的集体行动和集体谈判，不仅直接提升了一些企业和行业的工资标准，而且直接影响了劳动力的市场价位指数：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年内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22%。最低工资各地增幅均为历年最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在劳动力价格的标志性指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上显示出来。”81

　　反向运动的另一表现是劳动合同签约率的提高。按照常凯的总结，这体现在：第一，劳动合同的签订率稳步提升。从2008年1月到9月，规模以上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比率达到93%，而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该比率尚不足20%。小企业的签约率，以及劳动合同的续签率也有明显提高。第二，劳动合同短期化的情况受到明显遏制，劳动合同中关于劳动者权利的条款，如工资标准、工作时间、社保缴费、休息休假、职业安全等在内容上都得到明确，特别是社会保险缴费标准有较大的提高。82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去商品化功能也得到明显增强。从图13可以看到，在城镇就业人员的五类基本社会保险中，除失业保险以外的其他几类社会保险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覆盖率近十年来均有显著提高。此外，自2007年以来逐步推行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还接纳了大量处于非正规就业甚至未就业的城市居民。从2006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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