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万增长到2002年的1.047亿，三年增加了一倍。29值得注意的是，世纪之交外出农民工的大幅增长，是在 90年代晚期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失业之际发生的。除了劳动供给方面的原因30，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在需求方面引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时，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了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农民工分为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2011年，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31另据2009年的《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农民工已经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占据了我国建筑业劳动力的90%，煤矿采掘业的80%，纺织服装业的60%，以及城市一般服务业的50%，因而“已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32

　　不过，在国家统计局计算范畴内的农民工，并不都是雇佣工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在外出农民工中，受雇人员占94.8%，自营人员占5.2%;在本地农民工中，受雇人员占71.9%，自营人员占28.1%。伴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长，工资性收入占农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也有逐步提高的趋势。下图显示，自90年代后期以来，工资性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率呈快速上升的态势，2010年时，该比率达到41.07%;2011年进一步升至43.09%。另一方面，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重则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在农民工当中，青年农民工(16岁～30岁)是人数最多的群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对农民工需求最多的往往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部门，而在这些部门中，“三资”企业占据着主导。在这类部门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依赖于身体的强健和灵巧，而非人的技能，青年农民工最为切合这一部门的需要。正如章铮指出的，经过多年的发展，这部分青年农民工的供给已经枯竭，并成为2004年后“民工荒”出现的重要原因。33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资本进一步将目光投向了正在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学习，主要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工”。由于这些“学生工”并不具备自主签订雇佣合约的能力，进厂劳动具有半强迫的性质，其劳动力具有半商品化的特点。34

　　董晓媛等人根据CHNS数据进行计算，发现农村劳动力向雇佣劳动的大规模转化，主要发生在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的短短数年间。从下表2第1列可以看到，1991年时，只有不到12%的家庭从事农业之外的活动，而在2006年，该比率上升到30%左右。从第2列看到，在1991年，73%的农民家庭只从事农业活动，2006年时该比率则下降到略多于13%。2000年至2004年之间，至少有一名成员从事雇佣劳动的家庭数从占整个农村家庭的25%，飞速上升到75%(见表2第4列)。相应地，其成员仅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比例则从61%锐减到21%(见表第2列)。2006年时，84%的农村家庭至少有一名家庭成员在从事雇佣劳动，41%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是进城农民工，30%的家庭则已完全不从事任何农业活动。35董晓媛及其合作者写道：“无论是在农业当中，还是以城乡迁徙的方式，劳动配置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人们脱离了农业，转而进入工业之中的雇佣性就业。这一趋势在2000年之后加速了……表现为雇佣性就业的急剧增长、农村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其中包括有相当比例的农民不再拥有土地)、以及农村经济的结构性转化。这些趋势是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所推动的，并遵循了这一改革的逻辑。”36

　　农民工人数的持续增加反映了农村劳动力过剩以及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转移的根本趋势。1980年，农村人民公社开始解体，当时的农村人口和1953年时相比增长了60%以上。而人均耕地面积则从1957年的1.07公顷下降到1977年的0.99公顷。根据劳动部1995年的一项调查，有超过20%的受访者表示家庭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完全无法维持生计。而1952年时，人均耕地为12.5亩。37人均耕地的稀少奠定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改革之后一些新的政策和制度因素也通过提高农民家庭再生产对现金收入的依赖，进一步推动了农民外出务工，即劳动力商品化的趋势。譬如，虽然农村收入在改革初期有所提高，城乡差距也有所减小，但从1985年开始，国家改变了粮食收购政策，降低了超额部分粮食的最低保护价，此举当即使农产品的总体价格平均降低了9.2%。38与此同时，为农村提供的化肥、农药、种子等投入品，从改革之初的官方定价逐渐过渡到由资本主义大公司所垄断，价格居高不下，也造成农民现金支出的增加和对这些大公司的依附。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和农业生产投入的高价格，挤压了农民家庭收入，迫使农民在农业之外寻求出路。39另一方面，伴随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落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农民家庭用于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也在普遍增加，这些支出自然也需要以现金来支付。现金支出占农村居民总支出的比例，除1987年～1989年略有波动外，自1980年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改革开放初的54%上升至2009年的90%(见图5)。

　　其次，80年代以来农村税费的明显增加，也是加重农民家庭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推动劳动力商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阿里吉(J. Arrighi)在研究20世纪初罗德西亚(Rhodesia)的劳动供给时就指出，殖民政府通过增加当地非洲人的税费，可以有效地削弱居民在选择是否要参与货币经济时的自主性，迫使他们出卖其劳动力以换取货币。40从2006年起，国家正式取消了农业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家庭对外出务工收入的依赖性，降低了农民工的“失业成本”，对一部分人农民工返乡起了促进作用(后文还将谈到这一点)。

　　再次，农民家庭对货币需求的增加，还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刻影响。陈昕和黄平发现，8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文化不断地从城市向乡村扩散，农村居民的消费越来越具有炫耀性消费的特点。他们特地提到，在凡勃伦(Veblen)那里，只有城镇的下层阶级会受到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的影响，乡村居民则过着相对独立、自得其乐地生活。而在今天的中国，不管多么遥远的乡村山寨，为城市消费主义文化所主宰的炫耀性消费都已成为日渐普遍的现象。从住宅到各种耐用消费品都已成为农村居民、尤其是那些具有城乡迁徙经验的青年们的炫耀性消费的对象。41还有学者指出，外出打工一方面有助于农民实现盖房和结婚等人生的阶段性目标，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乡土社会的礼物互换模式，使社会交往货币化，并提高了用于满足农村社会成员基本需要的那些资源的货币价格。譬如，先前在乡土社会里通行的劳务互惠而今要由现金来补偿;农民家庭间互送红包的数额不断提高;外出务工的机会增加了女性劳动的价值，直接提升了男方娶亲所要承担的彩礼费用等等。42

　　在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逐步递减的前提下，工资性收入日益成为农民家庭获得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和农村家庭经营收入不同，工资性收入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于家庭再生产，而不是用作家庭经营的资本。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价格。我们不妨把人均农业劳动收入作为这一劳动力的供给价格或保留工资，并将其与农民工的工资之差定义为失业成本，并以此来度量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商品化程度(或者农民工对资本的形式隶属的程度)。

　　在图7中，农民工失业成本的上升和外出农民工数量的增长是大体一致的。这种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失业成本稳定并略有下降，外出农民工的数量也大体稳定。从1998年开始，失业成本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外出农民工数量也开始了一个迅速攀升的长期阶段，至2004年时才转而趋稳。2008年～2010年，失业成本的上升格外显著，但农民工数量的增长却大体延续了2004后的平稳态势。43总体而言，外出农民工数量和失业成本的这种并行增长体现了农民家庭对雇佣劳动关系的依赖程度在不断地深化。

　　1999年～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甘肃和内蒙古两地15个县1500家农户进行了跟踪调查，在问卷里直接询问了农民外出务工所要求的最低月工资。通过问卷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随着农民家庭成员进城务工数量的增长，这一最低工资或劳动力供给价格出现了递增的趋势(见表3)。

由上表各年的每一列数字都可看出，随着农民家庭成员进城务工数量的增长和留守劳动力的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价格在以递增速度增长。而且，把第一行(家庭留守劳动力为1人)和第五行(家庭留守劳动力为5人)的历年数字相比较，其间的差距也在起伏中趋于扩大。在笔者看来，该现象需要立足于农民家庭的再生产模式，并结合制度因素做出解释。农民家庭成员越来越多地转化为雇佣劳动者，意味着其家庭再生产越来越依赖于工资。一开始，当农民家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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