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

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许多方面只能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

苏联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广泛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形式，他们认为“计件工资形式是促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更加关心自己的劳动结果的一种形式”。

为了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1956年，西安草滩农场开始实行精确的计件工资制。

场长找到寒春，安排她负责拿出一套实施“计件工资制”的具体方案。

寒春想：即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计件工资制是具体体现这一原则的分配形式，那么自己就应该仔细算一下，把这个方案搞得更详细、更科学，操作起来更加能够调动职工们的劳动积极性。

对这项成本核算、定额计算的工作，寒春开始干得很起劲。她觉得做多少工作就拿多少报酬，做的多可以得的多一些，做的少必然得的少一些。按照同工种，不同级别计算出不同的报酬，虽然是一件非常繁琐复杂的事情，然而却是有其合理性的意义。

她在计算每一个人挤一斤牛奶，喂一头牛，养一头猪，照顾一头小牛犊出生可得多少报酬，又在计算每个工人每年超产的一部分应该发多少奖金等等定额标准。寒春曾在大学里学习微积分等数学知识，现在她可以把多年不用的学问用在这方面，她很乐意干这件事情。

一开始，有些人尤其是工人们不太赞同计件工资制，后来经过场长、寒春等有关领导管理人员的解释宣传，很快消除了他们的顾虑和疑义。计件工资制操作运行以后，大家的热情调动起来，一度显得很是高涨：与以往相比，几乎每个工人都愿意照看更多的奶牛，挤更多的奶。

这种情况没能持续多久，计件工资制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寒春发现，倘若一个人花了多余的时间打扫院子或是帮助别人占用自己的时间精力做事，势必会影响这个人的经济效益。于是寒春为了精确地计算出每个人的实际所得收入，便不断地修改分配方案，增加具体条款。但不管计算的多详细，多精致，却不能计算出将一件事情完全做好要给多少物质奖励。而实际情况是那些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注意不浪费食物的人们，最终却比那些只顾及自己个人利益的人拿的报酬少。寒春发现，自从实施计件工资以后，同志们相互协作相互关照的精神比以前越来越差，农场的总体产量和经济效益在降低。大约经过一年时间，整个生产搞得一团糟。

有一年，一个参加过长征的中央负责国营农场的老首长来草滩农场视察。他跟农场的干部们开座谈会讲话时，特意站起身来气愤地质问道：“计件工资制已经把你们这里搞成什么样子了？要是当年我们长征路上这样做行不行？我们还要事先算出杀死多少敌人给多少粮食，我们这样子搞革命能取得最后胜利吗？肯定不能，我们的战士们不是像国民党员那样靠金钱去打仗。我们是靠理想靠信念去打仗，否则谁会去拼命，谁会去牺牲，谁会舍身忘我地去救战友？！”

这位老首长一针见血针贬时弊的警策之言对寒春的思想震动很大，使她重新审视看待计件工资制的问题。

“原来上级下发的材料，要求执行的方案，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寒春想到什么原则、方针、政策都应该实事求是，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

1958年，农场已不再实行计件工资制，农场的职工们在‘大跃进’的年代，不靠物质刺激反而热情高涨。在没有电，没有汽车，没有硬面马路的条件下，每天夜里用骡车将3吨多的鲜奶及时地送到13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即使在八九月的汛期，在木桥被洪水冲垮的时候，都能想方设法风雨不误地让城里的老人、孩子、伤病员喝上牛奶。他们在实行计件工资制的时候，照样有让奶变质的情况。而在1958年全年，他们全农场实现了“不让一斤奶变坏”的目标。他们不是靠的计件工资制或者什么物质刺激，而靠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靠的是共产党人、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和先进模范作用。

当然，在大跃进年代，寒春面对主观主义盲目冲动的上级安排，也有不理解不得已必须服从的时候，本来她认为农场应以养奶牛为主，兼顾养点猪、羊、鸡、鸭都可以；上级却让她放弃已经轻车熟路的养牛之道去改为养鸭子，把养殖大批鸭子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任务抓起来。寒春因为没有可借鉴的实际经验，先后购进了两大批鸭蛋，都没能孵化出小鸭子来。

从1960年开始，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和援助项目。寒春到西安城开会，发现城内外许多建了一半的建筑物和工厂都有如废墟一样落荒在那里，成了残垣断壁，未拆下来的脚手架放久了都已变成了灰色。市场商店里柜台上商品极度稀少，每人每月只能凭票供应几两肉，甚至连缝补衣服的针线都短缺。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很清苦，尽管物资匮乏，但是很少有人为此而抱怨，大家在风雨同舟中共度难关。

苏联要求中国立即偿还斯大林在世时对中国的156个主要项目的援助款，偿还朝鲜战争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费用。

阳早、寒春一直生活在中国，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农副产品，像猪肉、棉花、大豆、大米、白面等极其匮乏短缺的原因，他能直接了解到这是因为中国的老百姓为向苏联偿还债务不得不自己勒紧裤带的事实。寒春说：面对这些巨大的数额债务，中国在一两年内就基本上还清了。还款是用中国所能给的一切来支付的，苏联坚持偿还的物品标准都是极严格的，等级极高的，比如生猪都要超过165磅，必须有大量的脂肪，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拒绝接受。

阳早、寒春对中苏关系的变化很是关注，他们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后来中苏两党论战的一些评论文章和材料。他们已经意识到苏联公开反对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他们对曾经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已经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把持虽然遗憾但没感到失望。他们认为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革命实践深切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严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在经历了“大跃进”的波折，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以后，中国经济又恢复了大幅增长的势头。西安草滩农场的规模和条件也得到了不断扩大和改进。正是在1959年，农场通上了电，购置了几台卡车和拖拉机。1965年，从农场到西安城里又修建了一条平整宽阔的柏油路。

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早已销声匿迹的计件工资制又要“死灰复燃”。这一次上级又安排寒春负责实行计件工资的工作。寒春感到非常迷惘困惑，她没有积极将这一工作开展起来，在基层实施这一项分配制度的过程，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抵制的负面情况。她一直在怀疑实行计件工资制有无必要性，她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计件工资制在群众中遭到了抵制，以失败而收场。她认为虽然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机械地形而上学地运用这一原则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在她所在西安草滩农场，她看到计件工资制有可能消磨工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破坏他们之们的团结和合作。正是由于实施了计件工资制，1962年有些不负责任的职工在工作中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致使大量牛奶变酸，产奶量大幅度下滑。

后来，寒春和阳早在共同学习列宁、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以后，才真正弄清了计件工资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消极影响和负面作用。他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能完全取消，但有必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否则，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有可能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有可能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蜕变，为新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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