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进化思想终于在19世纪50年代，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问世而取得了辉煌胜利。 

进化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当时英国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上一世纪的工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市场，寻找原料基地，进行了许多殖民地战争，他们曾把它的“触角”伸到地球的每一角落。当时英国的统治者为了扩张领土，争夺殖民地，经常组织一些探险队，到世界各地进行考察、探险等活动。达尔文就曾以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南美洲的探测。通过对世界各地的探测，眼界开阔了，获得了许多新知识，对达尔文进化观点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此外，由于工业的革命，科学研究仪器的改革，自然科学中的胚胎学、细胞学、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冲破了形而上学，证明了自然界是变化发展的，从而影响到人们形成新的自然观。另外，随着农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大型农场，进行一些实际的选种工作。由于育种工作的发展，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培育出许多新品种，对于促使人们由物种不变的思想转为生物进化的思想起了很大作用。选种的成就为建立“选择学说”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达尔文根据长期的实地科学考察，研究了许多生物界的现象，综合了很多世纪以来科学和实践的成就，写了《物种起源》、《动植物在驯化状态下的变异》、《人类起源》等著作。创立了自然选择的理论，最早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现代动、植物及人类的起源与进化。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对生物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神创论的观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这是19世纪的伟大发现之一。作为当时一种进步的新思想，达尔文进化学说在中国传播必然地要遭到一小撮反动势力的攻击。那些已经成不了气候的封建遗老遗少，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死抱住孔孟僵尸不放。他们急呼:“今日必将西汉以前之经学发挥光大之，则六经之传孔子之教庶可以不堕也。”那些临风而倒的腐儒、学究，则千方百计地阻挠进步青年们接受进化论思想的教育。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引起了社会的急剧分化，加剧了阶级斗争。这时资产阶级一方面对工人阶级革命采取血腥镇压；另一方面则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以及马尔萨斯“人口论”等谬论，麻痹工人阶级的斗志，企图说明饥饿和贫困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自然法则”。这些反动的腐朽思想，对自然科学也有很大影响，在达尔文的学说里也有所反映。这一点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资产阶级企图把达尔文创立的自然选择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创立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妄图用生存斗争来说明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合理性”。他们还借用一些遗传学原理制造出所谓“种族论”，妄图说明人类不同种族有优劣之分，为帝国主义压迫、奴役弱小民族制造理论根据。此外，还有庸俗进化论，就是只承认事物发展中量的变化，而否认质的飞跃；只承认进化，而否认革命。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至今，“神创论”、“目的论”、“灾变论”等形形色色的物种不变论仍然没有绝种。所以，围绕生物进化的问题，两种宇宙观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真正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进化论只能在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

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诞生是19世纪生物科学中唯物主义的胜利。但我们要看到，达尔文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生物学家，他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他在研究生物学方面自发地运用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而对社会发展的观点则是唯心主义的。在达尔文进化学说传入中国的同时，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带进了中国，一小撮反动的知识分子，力图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邪道，为维护反动的封建制度服务，为迎合帝国主义、推行洋奴买办路线服务。当时天津的《国闻报》发表《保种余义》社论，用达尔文进化学说来解释我国古代各朝代的治乱兴亡，把“生存斗争”、“自然选择”这些生物界的规律，强行引用于人类社会。《警钟报》的《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 一文，也荒谬地把我国各朝代的腐败昏乱归咎于什么人口增加太快。《国风报》把达尔文、赫胥黎称奉为“西儒”，把反动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而造成的灾难，看作是由于劳动人民繁殖太快、人口太多、智昏欲重。帝国主义的买办文人胡洪骍，为了当好走狗，竟取其“适者生存”的意思，改名为“胡适”，把自己类同禽兽，真是可笑！达尔文学说传入我国比较晚，由于我国的社会发展与欧洲不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慢，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而，我国的进化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也没能形成像达尔文学说那样，比较完整的进化理论。不过，在我国很早就有“物种可变”和“人定胜天”的先进思想，这就为达尔文学说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在我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书籍是在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以后40余年才开始的。当时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不是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而是用从西方学来的进化论等思想为武器，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他们在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中，虽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是这种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学来的进化论，是抗御不了帝国主义的。列宁指出:“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不过，达尔文学说传入我国，对我国科学思想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很早就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他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就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地质和生物发展的情况，并在论述由太古代一直到新生代生物界进化情况时，指出生物由少数发展到多数，由简单发展到复杂的过程。他在1907年写的《人之历史》等文章中，已认识到自然界是不断进化和发展的，人类是从动物演化而来的，驳斥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观点。在以后一段较长的时期中，鲁迅就以进化论为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声讨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对奴才、买办思想。直至接触到共产主义后才逐渐摆脱进化论的局限。

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注意那些资产阶级学者别有用心地制造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等反动谬论，对这些谬论应有足够的认识。我们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中一个反动的派别。他们利用达尔文关于生物界存在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来解释人类的发展规律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主张生存竞争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认为这个规律也适用于人类，好像人类社会也有“弱者”和“强者”，同时通过生存斗争“优胜劣汰”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反动思想的阶级本质就是力图替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及其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畸形现象作辩护。模糊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使人民脱离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道路。由此，我们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本质就在于把生物学的规律机械地搬到人类社会中来，妄图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觉悟。

我们知道，人类出于动物界，又高于动物界。人类不同于动物，因为人类已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脱离了动物界，所以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生物界的发展因素是遗传、变异与自然选择。而人类社会前进的因素，“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动物的发展不是别的，正是其自然器官的不断变异，也就是动物本身“工具”的不断进化；而人类的发展则是人类生产劳动和文化的发展，因为“人造器官”即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阶段，生物学规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人类仍有很大的影响，可是随着人类的发展，生物学规律对于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小，而社会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到了新人阶段，社会规律的影响便越发明显了。今天，我们人类虽然还没能完全脱离自然的束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的斗争过程中，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而自然界对人类的束缚必将越来越小。因此，绝不能把自然界的生物学规律不加区别的强行应用到人类社会中来。 

由此看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论出发与马尔萨斯主义相结合，用自然选择、生存斗争和人口过剩等解释社会现象，以此来说明我们中国解放前贫穷、落后的原因，这纯粹是帝国主义侵略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强盗逻辑。上一次解放前，我们中国贫穷落后是由于受“三座大山”的阶级压迫造成的，而并不是由于什么人口过剩！

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一类种族主义的谬论，这是一种极端仇视人类的反动理论。他们主张人类生来就是不平等的。种族主义者极力宣扬，根据科学材料自古以来就分成“优等”和“劣等”的种族。“劣等”的没有能力达到文明的境地；“优等”的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具有剥削“劣等”的权利。这与孔丘所宣扬的“上智”与“下愚”的反动谬论是一路货色。种族主义的反动本质就是为剥削阶级压迫统治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辩护的一种极端反动的谬论。（德国法西斯纳粹就是一个典型，现如今被我国某些群体大肆吹捧，影响甚广，叫嚣建立“天朝上国”，其反动目的可想而知，他们还自称什么“共产主义接班人”呢，如此颠倒黑白，鬼魅横行，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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