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宇虹第一次进入东钢，就以要求东钢大面积裁员为前提条件，否则不会进入。当时作为东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潘凤鸣犹豫再三迟疑不决，他原来不同意让那么多干部职工下岗。工厂还在盈利，职工都过得可以，说下岗就必须下岗，怎么讲也没道理，不好向职工们交代。因为即使在过去曾经相当困难的时候，以低工资时代的一种默契，东钢一直承担着自己对工人应尽的责任，也没有想到让这么多的职工下岗回家。
宇虹入主东钢以后，虽然没有达到控股比例，潘凤鸣仍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申玉驹作为宇虹常驻东钢的代表只是个常务副总经理。但是新东钢按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国资委的指示，依照宇虹引进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申玉驹实际控制了企业的经营权和行政权。
“将新东钢集团总部迁到省会春湖市，你潘总就常驻总部办公，东钢的日常工作就由申玉驹负责吧！”在一次招待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宴会上，申玉驹听到莫奇志对潘凤鸣如此吩咐说。
“但是人事任免必须由我签字生效！”潘凤鸣坚持最后的底线。
“那……好吧。”莫省长踟躇一下答应下来。
过后单独交谈的时候，莫省长拉着章焕良的手鼓励他：“按常理，你们36%的股份是不能控制企业的经营权和行政权的，但是有我们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你们学台湾的中钢也好，还是按照其他私有化企业管理方式也好，你们就放手去干吧！有问题可以及时提出，只要有利于合作经营的，只要符合党的16大方针政策的，我们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们！”
在2005年年底，东钢按照宇虹的要求大幅度进行精简，上万名职工被裁减下来以后，生活上没有着落。原处级干部内退回家才能领到1000元，一般工人也不过二三百元。他们不断上访告状，要求返厂上班，或者提高生活费标准。有些处级干部内退回家以后心里不平衡，就把有关东钢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及领导干部腐败的内部材料透露给工人们，为工人们上访提供必要的证据。这样一来，潘凤鸣在春湖总部有些坐不住，到东发这边来找申玉驹征求意见。
“以前在东钢困难的时候，在职工代表大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一个政策性口号：三分之一的人学习，三分之一的人到新岗位，三分之一的人到老岗位。大家经过讨论，差不多都表示赞成，我也赞成过。现在下岗工人、干部们，有些已经很困难无法生存，他们正在四处上访告状，也打电话找到我。我也认为这确实是个问题，现在厂里还有些编制空缺，还要招来一些外地人进厂，我看能不能返聘一些工人、干部回厂？”
听到潘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提议，申玉驹不置可否地坐在那里沉吟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表态说：
“潘总，你看能不能让我将这个问题再请示一下章总？按我的估计，章总不会同意您的要求。这是犯忌的，犯了我们私企在生产经营中必须降低成本，减少用工的大忌！”
其实，申玉驹并未就此问题请示章焕良，也没有再就此事向潘总汇报结果。申玉驹知道，宇虹有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偏袒纵容，有宇虹对东钢高管个人的通融，潘凤鸣自然会多次向宇虹让步。实际上，潘凤鸣已经向宇虹方面做出过许多实质性退让：东钢高管不但已交出了经营管理权和行政权，宇虹重组时承诺投资8亿元并未及时兑现，而是用每年东钢盈利分红的红利来顶替原来的投资，等于用东钢的资产资金运作，还要有分配红利的资格。直到后来宇虹第一次撤出才到账6亿元，尚欠2亿，而且宇虹同时以东钢的产业作抵押，从银行贷款几十个亿，投入到宇虹新建的莲花城精品钢基地。宇虹未跟东钢高管协商，擅自从澳大利亚进口10亿元的矿石，由于国际钢铁市场的波动，已经遭到了矿石未到岸就大幅跌价的重创，其损失责任却要牵扯到东钢方面来承担。
潘凤鸣对宇虹方面不容置喙的专横跋扈颇为不满，积怨甚多，但一时又无可奈何。
“这不是在玩人吗？东钢人都被他们宇虹耍了！”有时潘凤鸣只能私下里跟部下发发牢骚。
自从宇虹进入东钢，申玉驹在东钢行使他的常务副总经理权力的中心议题，就是抓经济效益、企业利润、降低成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他的眼睛几乎牢牢地盯着各分厂的岗位定编上，他对东钢以前的大幅度裁员并不满意，他还在通过各种渠道和场合提出又一轮裁减方案。
一些人士甚至是宇虹集团内的财务管理人员也都明白：钢铁行业是资本密集而非人力密集，资本构成主要不是劳动力成本，而是设备和原材料；劳动力成本仅占其中的3%。他们说：“任何裁员减薪都是很愚蠢的做法，因为这会带来职工队伍的不稳定。”
在国内钢铁企业中，东钢的成本多年来一直居高不下，主要表现在采购原材料方面，表现在由内及外的利益纠葛的“围钢经济”上。“围钢经济”是产业链成熟的标志，但也包括以此为中心催生的其他附属行业和衍变寄生的毒瘤。
申玉驹为此事曾多次找地方政府领导出面批示，并出资雇佣武警看守钢材仓库，严惩“自取自卖”提高成本的内鬼。当时地方政府部门也曾配合对全市七十多个废钢收购点进行清理整顿，取得一定成效。
但对东钢各个管理层干部在原材料、设备、零配件的采购业务环节上的权利监控，因为没有人事任免权，申玉驹感到实在无能为力。这些业务的关键人物大多都跟潘凤鸣有一定的裙带关系，不经潘凤鸣的认可签字同意，他申玉驹不可能随便解除更换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职权。
因为这些原因，申玉驹只有将眼睛盯在各分厂的基层，盯在岗位定编的制定修改上。
从宇虹初次进入东钢，已经确定宣布四批待岗名单，从“减员增效”来行使权利是申玉驹的主要政绩，也是他轻车熟路善于运用的主要手段。
他在东钢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的年薪300万，大部分是宇虹给我的红利，只拿东钢40 万，也都是‘减员增效’的钱！”
引进台湾中钢的管理模式，对东钢进行内部改革，实行三级管理制度，取消车间和工段长，对三级负责人实行年薪制。
实行三级管理，一级压一级，上级开会说话，巡视下级的办公场地，下级不能坐着只能俯首帖耳、毕恭毕敬地站着。申玉驹在东钢，每到各个分厂、科室走一圈，下面的管理干部对他也必须这样，不得随便坐下，不得抢白发言。
在办公大楼，总经理及各个副总经理的办公室，都配有专门的保安经警把守，弄得戒备森严，把经理办公室都隔死，门外有岗，楼内有哨。这种人为造成的隔阂，使普通职工向管理层反映问题都变得极其困难。一般情况是：中层干部到办公楼里面见领导要提前预约，没有预约则要被岗哨拦住。
申玉驹的门口也设有岗哨，有专人把守。一年四季，他除了回遵沽老家，到春湖总部开会，他待在东发的时间较长，但在厂里一般不到下面各分厂转转，而是在自己办公室里找下面负责人来听取汇报。
召集干部开会也在办公楼的会议室进行，一般开会时他安排别的领导讲话为主要议题，他最后附带着简短地说上三言两语。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善辞令，往往词不达意，前言不搭后语，缺乏应有的逻辑性。他一讲起话来，连自己都感到窘迫，紧张得手脚都要颤抖。
但他也有发挥较好的时候，那是他忘乎所以，情绪特别兴奋的情况下，他的观点不加掩饰的自然流露。
确定又一轮工人下岗的条件时，一个是年满50周岁，一个是30年工龄，要求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才能下岗。但实际上计算一下符合的人员数量远远少于申玉驹所期望的，于是在执行时干脆连十几岁参军但是符合30年工龄，刚刚才四十几岁的工人也强迫下岗。
在讨论会上，申玉驹振振有词地说：“十几岁参军也能算工龄，那是不合理的，就算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现在改革年代，政府的政策是‘效率优先’，然后才是‘兼顾公平’。那么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劳动人事制度，不能让这些人没完没了老是沾这种光。我们是私人企业，是要讲究资本增殖和利润分成的，不是共产党以前搞的‘大锅饭’，现在没有人人有份的福利！”
还有一次，孙益生因为李孝民内退生活困难，患病没钱医治，想不开服安眠药自杀未遂，他去看望这个老战友、老同事、老政工干部。因为接到开会通知来不及赶去参加中层干部会议，晚到几分钟。当时开会迟到受到申玉驹的责斥。孙益生禁不住表白一下自己去慰问以前基层老党支部书记时的怜悯之心，希望能够得到在座的同事和上级领导的理解和同情。
然而，申玉驹并不认为这种情况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他随即也发表了一通感言：
“我说老孙，如果你作为私人朋友去看这个内退职工，那可以。但作为党务工作者，你利用工作时间去看一个朋友，就不应该了，你就大错特错了。为此，我要扣罚你当月的奖金，因为你违反了厂里的纪律！要知道，我们不是慈善家，我们没有义务去关心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
“现在我们东钢已不是真正的国有企业，党委、纪委、工会这些部门，虽然没有从名义上取消，但也是形同虚设。虽然在公司中还有这个设置，但在各个分厂科室，我们已经作了调整，科室的合并主要是党组织、工会的合并；同样党群工作部的党务工作者、工会工作者也合并到各个部门，做到基层、中层没有专职的这方面干部，这才符合我们私企的管理经营制度、人事劳资制度。一句话，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说老实话，我原来在遵沽钢铁厂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但自从进入宇虹，我已十多年没有参加过共产党的组织生活，也没有必要再去交什么党费，我也不受什么组织约束。我在私企里工作，我的年薪够我消费，还可以参加每年的分红，我没必要以权谋私，我们私企也不允许像国企那样纵容共产党的干部腐败：以权谋私、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私企的产权责任特别明晰、明确，不像国企那样虚置，可以有许多空子可钻。私企的管理才是科学化管理，不要那么多党委、工会，不要那么多的与生产经营无关的部门，不要浪费那么多与资本增殖无关的经费开支！
“说老实话，我入党时也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可什么是共产主义？入党时只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可是从现代世界历史来看，资本主义已存在发展几百年了，至今没有衰亡的迹象。资本主义自身有消除经济危机的调剂功能，我看资本主义再过几百年也不会灭亡。香港有个叫张五常的经济学教授，也是个著名经济学家。他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早就被宣布死刑，我所说的死刑，不过是在他的棺材盖上又补钉几颗钉子而已。’大家以前都听过党课，马克思是鼓吹实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已被判为死刑，共产主义还能是科学吗？还有必要为之而奋斗终生吗？共产主义是违背人性的。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人的自私性，这个自私性依我看永远也消灭不了！”
但他的讲话并未获得会场上一个老总讲话应有的一片掌声。他的讲话让他自己都有一种落落寡合的感觉，也让他进一步下决心将从外地引进一批管理层干部来对他们取而代之。他认为，这些不跟他的观点产生共鸣的共产党干部，并不一定真有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和理想，而是要利用共产党的招牌，利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搞腐败，来招摇撞骗大捞一把而已。
作为宇虹派驻东钢的代表，作为东钢的常务副总经理，申玉驹作了将家迁到东发的打算，至少他要在这里住上三五年。所以他向东钢申请了住房。东钢将离厂办公大楼不远的高层建筑的一套200平方米的豪华住房分给他。
当时申玉驹为了装修这套分给自己的打折核算的商品房，潇洒地拿出20多万交给装修工程队，敞快地说：“这些钱你们看着办，用不着整得太好，但也不能太节省。”
房子装修完以后，申玉驹并没有长年住在这里。因为他妻子要去春湖陪两个双胞胎女儿上学。妻子不在家，他就去东钢宾馆开一个房间，早晚去餐厅吃饭，省得自己起火开灶挺麻烦。
2008年进入冬季，由于西方金融危机影响，钢铁业受到重创，东钢业务滑坡、订单减少、经营亏损严重，以致有一段时间全厂停产。
东钢的职工住宅区80%以上依靠厂区工业余热取暖，工厂停产，势必要让职工和家属们在没有暖气的屋子里过冬。往年外面零下二三十度，屋里温暖如春。这一年房间里却没有了暖意融融的感觉：外面冰天雪地，屋里冷似冰窖，没有一丝热乎气，厨房、厕所结了冰，很多家庭只好在卧室里点一个电暖器，也只有零上十几度。全厂上万职工一致反映冬天难过难熬，一致要求厂里部分高炉开工生产。
这个作为当务之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反映到潘凤鸣那里。潘总虽然家已搬到春湖市，但东钢还有他的部下，有全厂数万职工家属，当然他不能拒绝厂里高炉部分开工的请求。他打电话给申玉驹:
“小申呀，现在厂里职工家属实在受不了，还是部分开工维持一段时间吧。其实也没有多少损失，怎么也得渡过这一难关吧？！”
申玉驹所住的高层早已解决了铺设电缆用电取暖的问题，况且他经常下榻在东钢宾馆，家属区有没有暖气与他没有关系。那些与他同样住在高层建筑楼里的高管们也不会太拿这个问题当回事，因而他就摆出一副事不关已的姿态来说：
“主辅分离后，企业就是企业，已没有必要再管什么社会福利！有没有暖气是物业公司的事，是政府部门的事。企业要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总不能为了职工单独取暖另外开工生产，给企业额外增加负担吧？！以后企业都这么搞，我们在市场竞争的大潮中不是要被淘汰，要全船覆没吗？”
不恢复生产，不给家属区供暖，工人们停产回家，每月领到的生活费只有300元，致使职工们群情激愤，拉起队伍去街市游行请愿，堵塞交通路口。数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弄得满城风雨，他们到市政府高呼口号进行示威。
后来，经过省、市政府相关部门出面协调，申玉驹也不得不作出妥协，同意暂时恢复部分高炉开工，让职工家属们忍受了新年元旦的寒冷之后，在春节期间能有些暖气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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