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农民

导读：在放任的市场中，人们上过最多的课就是受骗，挨“捞”成为主体转换必经的“洗礼”。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推行层层盘剥的建筑行业当中发挥到了极致，发展出“大包吃小包，小包吃工人”的丛林生存状态。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精美的城市。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着现代都市无尽的繁华与活力。鸟巢、水立方、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这些充满现代和后现代元素的建筑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人们带进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

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欲望得到空前的激发。消费是现代资本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理论为人们的欲望合法化，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改革年代，消费因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鼓励消费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因为与国家和资本内在利益的契合，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成为事实上的新意识形态，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推动力。大众传媒将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每一个偏远的角落，建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借助电视、电影等强力媒体，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迅速突破地域、城乡乃至阶层界限，成为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的典范。消费主义已经不再单单是城市人的事情，农民也被吸纳到到这场消费革命大潮之中。

在社会精英看来，城市代表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代表，成为落后与原始的象征。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一逻辑下，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在经济差距之上具有了文明差距的含义。追求城市生活就是追求现代文明。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彻底否定，农村成为现代性的他者。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也不愿重复祖辈的生活，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初中或者高中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开启了世纪之交中国式的自我驱动的“圈地运动”。

然而当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当城市的精英正在享受消费革命的盛宴的时候，普通大众却被排斥在外，而农民工更是无缘参与其中。消费的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示出阶级的区隔，这种区隔不仅体现在社会意义上，还体现在空间上。在城市变得日益精致化的同时，城市的空间也开始分化。几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亲手打造了城市，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城市找到一个合法容身的空间。当一项建筑完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 他们和他们的劳动产品被彻底地分离，甚至连亲眼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农民工的身份让他们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对于城市的美好生活，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城市消费主义

在国家和地产资本的联合打造下，中国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和国防建设，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城市是工业生产的中心，空间形态是为生产服务，城市形象以朴素实用为主，筒子楼是当时主流的建筑风格。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生活基本上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一切生活资料包括住房都是由单位统一提供，人们自主选择的空间很小。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工业发展模式转变为以轻工业为主，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成为新时期社会生产的目的。消费取代生产，成为城市生活的主导形态，这一点在城市的空间形态上集中体现出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提升，带动城市的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同时政府为了形象工程，对城市空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连同近年来城市政府大力推动的第三产业，将今天的城市打造出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不同的面貌和风格。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精美的城市。2004年统计的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国大陆以上海金茂大厦、广东中信广场、深圳地王大厦占据三席。据最新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与金茂大厦比邻而建，争锋世界之最。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着现代都市无尽的繁荣与活力。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人们带进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城市消费主义的兴起，不仅仅体现在城市物质形态的更新换代上，而且表现为城市生活方式在整个社会的中心性的确立。在后社会主义时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成为执政党新的合法性基础。发财致富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新时期的英雄已经不是雷锋、孔繁森、焦裕禄，这些当年影响了几代人的光辉形象被认为是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高大全”，是政治化意志的产物。在旧的偶像衰落之后，大众传媒又树立起新时期的偶像，当代的英雄人物是财富新贵、时尚明星、成功人士。对社会贡献最大的人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而是创造就业岗位和向政府纳税的企业家。经济实用主义成为新的时代潮流，整个社会的大脑已经彻底被物质和欲望占领。

今天的北京、上海这些已经与世界接轨的大都市，已经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将人们带进一个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欲望得到极大的鼓动。主流经济学家用消费和增长的理论为人们的欲望合法化。城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自己的品味，制造区隔，而芸芸众生则不停地追赶。在物质商品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不满足。城市的消费主义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除了前面所分析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物质产品的丰富，以及新时期执政党重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外，大众传媒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90 年代后期，电视机开始在中国农村普及，之后大众传媒业迅速兴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众传媒用光电技术将城市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穷乡僻壤，建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

然而，当怀揣城市美好生活想象的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体会到那并不是属于他们的空间。我们的城市在迅速膨胀的同时，也在迅速分化，区隔出不同的空间，分配给不同的群体。即使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当一个建筑工人进入时，也往往在周围人眼里造成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并进而导致建筑工人自身“不自在”的感觉。于是，在宏伟气派的中央商务区、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在人潮汹涌的购物街，甚至在市区的公交车上，总之在一切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里，我们都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

我们至今记忆非常深刻的是在北京一个建筑工地上见到的一个小伙子，他只有十八九岁，在宿舍里有说有笑，不停地和室友开玩笑。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在来建筑工地之前在长安街上的民生银行总部当保安，住在繁华的西单。他说他之前工作过的地方停的全是好车，来来往往的人西装革履。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长安街多气派啊。他说那里条件确实很好，不用风吹日晒，但在那里上班总是感到很难受。我们继续追问他为什么，他说那里太好了，他觉得自己不般配。在那里他总是很压抑，不能随便说话，反倒是在工地上，虽然条件很差，但反而自在一些。空间的区隔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意义，制造出一层厚厚的壁垒，将建筑工人束缚在工地上。城市越是繁华，离他们的距离越是遥远。对于他们，城市文明就像一团火焰，只能远远地观望，一旦靠近，反而被灼伤。

欲望的生产与新经济主体的打造

在今天的中国，城乡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还有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含义。城市与乡村被放置在线性发展的历史谱系中，被纳入到由“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传统”与“现代” 等等二元对立所构成的话语体系之中。城市代表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垄断了现代性，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而农村成为愚昧落后的象征，成为现代性的他者，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农村不但在经济上被淘空，在文化上也被抽空了意义和价值(严海蓉，2008)。

在城市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农村成为没有前途的弃地，农村年轻人必须脱胎换骨，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重新启蒙，才能洗刷打在身上的耻辱烙印，才能够成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城市生活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代表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竞相追求的目标。农民进入城市里挣了钱，还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复制到乡村，对原有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产生很大的冲击。农村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落后的，过时的，效仿城市生活成为乡村时尚，农村深深地卷入到这场消费主义的潮流之中。

1990年代开始，城市的消费主义逐渐向农村扩展，对传统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很大的冲击。城市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同时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深渗透到每一个人思想中。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逐渐被抛弃，年轻人成长为农村的主力，他们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今天的中国，无数农民外出打工，很多情况下就是为了挣钱，在农村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或者是逃离农村(贺雪峰，2009)。在农村里，我们都看到农民省吃俭用，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盖房子、办喜事上。现在的房子都是砖瓦结构，住上十几年二十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流行的式样变化很快。很多房子兴建不久，居住根本没有问题，但由于赶不上潮流，少不了推倒重建。在尧村，新批的宅基地有1亩地那么大，这两年光买宅基地已经需要七八万，盖房子最少也得七八万，加起来已经十五六万了。

城市代表着现代文明，代表着先进，农村则成为落后愚昧的象征。在与世界接轨的呼声中，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模仿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农民模仿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在尧村，村民大多是建筑工人，最清楚城市里流行的建筑式样，既然无法在城市里实现美好生活，就在家乡复制城市生活。尧村的新房子大多模仿城市人的别墅，盖得又高又大，外贴瓷砖，内铺地板(或地面砖)，既不利于冬天的保暖，也不适合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生活环境。

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城市追着西方跑，农村追着城市跑。这是一场全民性的竞赛，谁也不想被抛在后面。房子成为一种荣耀，能够换来被人的艳羡，是一种符号性的展示。在尧村，我们都看到农民省吃俭用，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盖房子、办喜事上。一个刚刚结婚的年轻的建筑工人告诉我们，他结婚的时候拍了婚纱照，请了司仪，买了电脑，奔驰宝马做车队把新娘子接回家，总之一切都按照城市的标准来。婚礼办得风风光光，自然也花费了很多钱。在尧村，我们还遇到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他的身体显然已经承受不了工地上的活儿了，但他还是坚持到工地上干活儿，准备给孙子盖房子。“房子总得盖啊，不然孩子娶不到媳妇会怪你的。”

消费社会人的欲望得到极大的肯定，革命激情退潮之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欲望是真实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因为它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上的，差异不可能消除，欲望就不断生产出来。个体的欲望与资本和国家的欲望相互呼应，胶着在一起。国家意识形态机器鼓吹人们的欲望，主流的发展道路也把人们置于不得不消费的境地。在尧村，很早就有外出搞建筑的人，村子里也出了很多包工头。老支书告诉我们，这些出去包工程的人，有的人在北京买了房子，有的人在省城买了房子，有的人在县城买了房子，也有的人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市场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之下，每个人不同的命运，但新自由主义将这一切都归结为个人。日子过得怎么样，说明了你这个人有没有本事，日子的好坏要参照城市的标准。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正是这套观念，激发起人们的欲望，把农村一代又一代新生劳动力送上进城打工的不归路。

新自由主义将中国从一个世界革命的腹地转换为国际资本积累的中心。这种跨世纪的大转型所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主体。它呼唤中国老百姓从革命的政治主体转换为市场中的经济主体。这种主体充满野心和企业家精神，竞争力强，奉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正如波兰尼所言，自由与放任的市场的形成是一种“计划”经济。实现这一伟大的转折，需要的是一项由国家、市场与意识形态共同打造的错综复杂的规训工程，是为了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一种必要的主体塑造工程。它在自由和放任的名义下，将融入集体的社会成员，化约为竞争性的原子化的市场个体。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以强大的私有财产权、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为基本特征的制度体系中，解放个体的创业自由和才能，就是通往幸福的最好途径”。在中国，人们通过对过去集体化生活模式的扬弃，欢欣鼓舞地投奔崇尚个人竞争与才能的“自由”市场，并认为在一个自由市场中，借助于自由流动，人们终将得到自由。

为了按照资本积累的需要规训个体，新自由主义塑造出了一种充满野心与金钱观念，崇尚强者生存逻辑的个体观。刚进尧村没多久，我们就听到了许多令人咋舌的财富神话。年纪大点的农民只知道老板们开着小车来回跑，年轻的人则更有见识，已经开始议论老板开什么样的车，这车值多少钱。老板的风光强烈刺激着年轻人的欲望。李昊给我讲了他们家乡几个大老板的发家史。这种发家史在当地广为流传，尽人皆知。

“穷人最缺什么？穷人最缺的不是钱，是野心，人要是没有野心，安于现状，永远富不了。”建筑工人李昊充满羡慕地向我们讲述杨老板的发家史，杨家兄弟六个之前家里都穷得叮当响。后来靠承包工商银行发家。杨最早是给工商银行包了一个小活儿，认识了一个主任，凭着跟他的关系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像滚雪球一样认识了更多的人，生意越做越大。

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腐败，他们也心知肚明。李昊告诉我们，有一次工程刚刚开始，地下三层刚建完，经理就告诉他，光往上边送钱就送了一个亿。虽然他们很清楚当老板包工程，这里面权钱交易相当厉害，但对此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道德义愤。不管用什么手段，能挣到钱就是本事，这成了新时代的生存竞争法则。

另外一个建筑工人老张出来打工三十年，带出了无数的徒弟，至今却还是普通的带工。李昊总是拿老张开玩笑，说像老张这样的人一辈子也当不成老板。老张的朋友们说，虽然老张当年也很能折腾，曾经带过百十来号人，有关系，有技术，办事能力也强;但是太老实，胆子小，在强者至上、适者生存的逻辑下，跟不上时代，也就发不了财。老实本分曾经是形容中国农民的质朴品质，如今却成为胆小怕事、软弱无能的代名词。在放任的市场情境中，老张明显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主体。

在放任的市场中，人们上过最多的课就是受骗，挨“捞”成为主体转换必经的“洗礼”。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推行层层盘剥的建筑行业当中发挥到了极致，发展出“大包吃小包，小包吃工人”的丛林生存状态。在尧村，我们看到，全方位的社会关系已经被化约为单一的经济关系。在社会关系商品化的情况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人们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破坏社会伦理。包工头可以为了赚钱而“捞”工人。过去乡土社会里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追讨工资的拉锯战中日渐消解。

在温暖的火炕旁边，带工张大叔面色沉重地回忆起自己多次受骗的经历。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他带着本村的六、七个工人跟着邻村的两个包工头出去打工。工钱没有结算，两个包工头联名打了一张欠条。当他拿着欠条向他们追要工资时，两个包工头互相推诿，不了了之。他带出去的工人一直找他要钱，最后把他家里的毛驴偷走抵“债”。老张虽然跟两个包工头有亲戚关系，却也奈何不了他们。多次挨“捞”的人在尧村不止张大叔一个，53岁的程师傅也有过类似的遭遇。“96年在方庄，修北京电视塔。当时应该给将近一万元，到现在还没给。那个钱公司已经给包工头，包工头跑了，包工头是邻村的，认识，去他家没人， 有人也不给，他不怕乡里乡亲的说什么，打也不怕。为什么包工头都坐小汽车，家里都好几十万。包工头跑了以后回来过，打不过，也没人管。欠了七八十号人，回来后去他家闹过，看不见人，后来就不知道那人干什么了。”

如果说骗老乡还有些心虚，良心上尚且有些不安的话，那么骗外地人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一群云南少数民族的建筑工人给我们讲述了他们被骗的经历。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在北京的工地上给一个江苏老板打工，老板对他很好，跟他称兄道弟，过年的时候还大老远从江苏跑到云南看望他，这让他很感动。热情好客的云南少数民族把这个江苏老板当成自己人一样盛情接待，春节过后就在江苏老板的鼓动下来到北京工地上打工。当他们长途跋涉几千里来到工地上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了。他们和江苏的工人干同样的活儿，每天的工资却少二十块钱。老板答应报销车费，最后也矢口否认。工地上不但不给他们发工钱，连生活费都不给发。这些少数民族的工人性格豪爽，喜欢喝酒，然而没有生活费，也他们只好忍着。

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能够自我调节，实现效率最大化。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个适合市场生存的环境。并且，市场化改革能够催生出一个市民社会，带给中国社会更多的自由空间。然而，我们在尧村看到的却是，自由流动的建筑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带给建筑工人真正的自由。马克思早就指出，“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的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市场在国家的护航下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扫除了一切障碍，却没有为劳动者提供同样的自由。这些新型的经济主体走进市场后并不存在一种自由的选择，反而在市场中进入一种新型的依附关系中。在建筑业的劳动力市场中，建筑工人自由的只剩下一张张欠条，进入负自由的状态。他们都说自由是大款的自由，“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现在人家拿了我的工资，反倒成了大爷。”

对市场中终能找到自由的想象，其实是对计划经济下“自由匮乏”的一种反叛、扬弃与补充。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体的建立是为了扬弃过去，指向未来，在行动者层面为新时代城市消费主义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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