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农民

导读：70年代末之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的转变正在于，一方面，劳动从价值的源泉被贬低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中介，另一方面，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只是交换价值，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审美经验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

随着电影《钢的琴》成为"2011年口碑第一片"，90年代以至新世纪初市场化过程中的工人阶级状况再度引起了知识界的某种关注，其中，财经作家吴晓波回忆的沈阳铁西区的一个老故事被广为转述：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参照新的社会情境（社保体系已在单位制解体后重建）及电影情节（制造"钢的琴"，并不是为了脱贫），单纯从"生活艰辛"的角度重述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将工人/父亲的尸体化作一缕尘烟，叹息的微风拂过，烟烬无痕，大历史的天空兀自清洁。穿过铁西区整饬一新的街道与社区，偶尔看到当年的下岗工人像《钢的琴》的主人公们那样在路边"悠闲"地喝着啤酒，你会发现那个沉痛的"故"事已失去了它对当下经验的冲击力。最艰难的"阵痛"过后，做"穷人"，对于社会变革代价的承担者已是平淡的日常状态，而如果只着眼于物质生活本身，贫穷将从现实成为神话，遮蔽更为根本的身份变迁。

经济拮据未必导致家庭或社会惨剧，从买不起鞋到父亲跳楼之间，显然还有着千里万里的距离，如在伊朗电影《小鞋子》中，同一件物品的缺失，倒是成了展现底层温馨亲情的契机。但问题在于，那个铁西区的老故事并不是底层故事，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在市场化过程中急剧坠落的故事。这种坠落对于原公有制企业职工是惨痛的经验，对于90年代的中国社会则是一般性的常识，但直到新世纪初，经历了十年的剥夺性积累之后，民间的经验和常识才被社会学家复述为一种学术发现。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出版，该报告指出，在90年代初以降的十年里，产业工人阶层在社会经济分层中的地位迅速下滑，已失去经济改革前和改革最初十年的"中等地位"。这份调研报告的另一个"发现"是，当代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具有一致化倾向，而前一种地位是由各阶层成员的文化水平（教育程度）来反映的。这同样与常识相吻合，不仅大众传媒，许多工人和下岗职工也往往将生活的困窘和自己的教育程度联系起来，并将其归因于特定的历史--被认为轻视知识和文化的毛泽东时代。

平均主义和知识分子待遇低，无疑是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一般刻板印象，但历史研究的前沿成果却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定型化想象。现当代史学者杨奎松细致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分配制度从供给制到工资制的转变过程，他指出，建国初期的"一个吊诡的现象"是，新政权在以苏联模式为标准调查国民党时期的工资状况时，发现旧工资制"存在着平均主义工资率"，难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结果，中共建国后工资改革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破除国民党旧的薪给制度所造成的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制度障碍，'反对和防止平均主义'倾向，突出强调'它是按劳取酬最大敌人，生产中的障碍，应严格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9页）1955年后，新中国在国家机关普遍实行划分为三十个等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同时根据劳动技能的差别为国营企业工人建立了八级工资制，工厂的行政和技术人员则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文化教育程度是这种等级工资制中的重要参数，以辽宁省为例（全国不同地区的工资之间存在地区差），初入工厂的学徒工月工资17元，三年后转为一级工，月工资33元，而大学生毕业即为行政21级，月工资56元。这种收入分配的差别贯穿了整个50－70年代。

但工人的社会地位显然无法仅从分配等级的角度观察，否则便无法解释"老大哥"的身份自豪感，以及人们关于那个时代"均贫富"的历史记忆。物质财富向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的转化根植于价值生产的系统。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三十卷，第106页）这是以交换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生产体系而言，而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看来，消费体系也是一种生产体系，即具有社会区分功能的符号生产，借助具有符号价值的物，"每个人以及每个群体都在某种序列中找寻他/她的位置，同时根据个人的发展努力地挤入这一序列之中。通过物，一个分层的社会出现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3页）只有在符号价值的逻辑下，"富人"和"穷人"才能被区隔为不平等的社会阶层。

而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不存在社会区隔意义上的贫富分化，不仅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压缩了商品交换的空间，货币的购买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定，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文化阻断了鲍德里亚所说的"作为一种经济交换价值向符号/交换价值转换的消费"。在60年代电影《千万不能忘记》中，青年工人丁少纯将和在部里做工程师的二姐夫见面，在岳母的怂恿下筹钱买了套价格不菲的西装，以模仿想象中"大工程师"的体面，见面时却发现对方穿着普通的旧中山装，气氛颇为尴尬。在"艰苦奋斗"的社会氛围中，奢侈品或昂贵的物无法构成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中的时尚。章诒和在回忆录中的描述，可以从另一个方面为此提供参证，作者着意将旧知识分子家庭描述为"最后的贵族"，格外凸显出其在毛泽东时代依然优越的物质生活和生活格调。但这种"贵族"身份显然只能在"改革开放"多年后的符号生产体系中被正当化，而无法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中占据上层位阶。相反，物质生活相对贫穷的工人却拥有社会"主人"的尊严。如蔡翔所说，这种尊严并非"仅仅依靠政治，尤其是权力政治的肯定"，而是同时诉诸"道德的、情感的，乃至美学的形式"，由此达成社会的"普遍赞同"，而其前提则是"劳动的神圣性"的确立。（《革命/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5-286页） 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依托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获得的普遍认同，工人的生产劳动不只是国家工业化目标的手段，而且是劳动者本身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

而70年代末之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的转变正在于，一方面，劳动从价值的源泉被贬低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中介，另一方面，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只是交换价值，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审美经验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在其书写旧上海灵韵的小说《长恨歌》的结尾，出人意料地以一个堕落的工人标画出主人公王琦瑶生命的终点，她在后来的访谈中将此阐释为"脆弱的布尔乔亚和壮大的无产阶级"，即"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大众文化对优雅的旧上海资产阶级文化的致命摧毁。长脚是因肝病休假的化工厂工人，却把前"上海小姐"王琦瑶当作了"老师和先导"，"有了她的引领，那一切虚幻如梦的情境，都会变得切肤可感"，"无产阶级"由此建立起对消费之都的认同。但以王琦瑶的立场来看，长脚却是日常生活的僭越者，他混淆了维护"布尔乔亚"城市的主体纯洁性的我/他界限。作为僭越者的长脚最终在深夜潜入王琦瑶的卧室扼死了她，也象征性地杀死了旧上海的精魂，对于后者而言，最为致命的一击在于，杀手已然脱去了清晰可辨的"外乡人"身份，混迹得与消费之都的主体难分彼此，正是这种变乱本源的混杂性使得王琦瑶在生命结束之前便预先见证了自己的象征性死亡--她所守望的优雅时光在"恢复"的形式下真正终结。"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卒读。......说是什么都在恢复，什么都在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只可辨个依稀大概的。霓虹灯又闪亮起来了，可这夜晚却不是那夜晚；老字号，名字号也挂起来了，这店也不是那店了；路名倒是改过来了，路上走着的就更这人不是那人了。"这是80年代前期的消费景观，它还没有被组织为层级分明的符号区分体系，却是以自身的混杂性呈现着彼时尚未分化的中国社会。但"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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