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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凯

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对所谓“斯大林模式”的批判

发布时间:2015-11-29 来源:作者:

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对所谓“斯大林模式”的批判
——在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李定凯
(2015.11.7)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
 
首先感谢巩献田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旗帜网、主人公网组织了这次座谈会,同时感谢北大领导的支持和兼容并包的胸襟,同意在北大校园里召开这次座谈会,使我们有机会在十月革命爆发98周年的日子能聚在一起,纪念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
我不是十月革命、苏联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50年前曾经在党旗前宣誓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至今还怀着这个神圣的信念。因此,当巩献田同志要我在座谈会上做大约10分钟的发言时,我欣然领命了。说些什么好呢?为此我花了比发言时间多100倍的时间,学习和查阅了一些文献,包括从马恩列斯毛的有关论述,到60年代《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再到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政治、历史、经济理论界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研究和争论。这是临时抱佛脚。最后我定下谈几点对所谓“斯大林模式”的粗浅认识。我发言的题目看起来很大,但是内容不多、不深、不细,很可能也不准确。
第一点,“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含义。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凡数千年,都是少数剥削压迫阶级统治多数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在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抗中,已经成熟、壮大到这样的程度:即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其他劳动阶级的政治统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和手段,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为逐步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国家,当然也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进行复杂、曲折、漫长、顽强的奋斗和牺牲。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有一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为俄国无产阶级开创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说“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一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自己的英雄创举打碎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机器,建立了工人、士兵、贫苦农民自己的国家政权,证明了自己的历史创造力,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第二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在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建设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社会形态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和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前进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十月革命的胜利震撼了全世界,它所产生的政治冲击波迅速向四面八方扩散,与俄国邻近的国家、整个欧洲、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都躁动起来了!与此同时,这一场革命大地震必然引起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极度恐慌、仇视和疯狂反对。
第二点,为什么有人刻意提出“斯大林模式”,并掀起一场长时间的批判运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的苏俄进行了长达5年的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粉碎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战争,与战争环境相适应,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战时共产主义。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从1922年开始,列宁倡导全面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评价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的过渡办法”,是“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而且他一再强调“我们的退却是有限度的”。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在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领导下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逐步巩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招致帝国主义的仇恨,所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国际上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势力就不遗余力地开展反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重点是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利用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犯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错误,无限夸大所谓的斯大林“极权主义”、“独裁”、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农民”、直到三十年代的肃反“大清洗”、建立“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等等。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恶毒咒骂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把国际上反“斯大林主义”恶浪推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对此,毛泽东同志给予了全面、深刻、辩证的分析和反击,捍卫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和教训,肯定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验。在1956年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963年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彻底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里就不再引述了。
在国际反共、反苏势力掀起反“斯大林主义”恶浪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斯大林模式”的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斯大林模式”等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或“苏联模式”,为了利用非斯大林化的成果,用“斯大林模式”的称谓更能蛊惑人心。“斯大林模式”主要是指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全社会的经济管理及运行体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是指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经济管理和运行体系方面,主要是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提出并批判“斯大林模式”,背后的动机是要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倒退到私有制,与其相适应,就一定要把计划经济改变到市场经济。所以,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苏东剧变以后,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为了全面快速推进私有化,就大张旗鼓地批判“斯大林模式”。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从80年代中期开始,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正如有的文章说的:“‘斯大林模式’是我国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相关的论文、专著不断问世。”但说是研究,主流却是批判,与五、六十年代的风向反过来了。中国批判“斯大林模式”有其自身的特色,就是由于中国经济制度蜕变的模糊性和渐进性,这个过程表现得比较隐晦,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它是先由强有力的最高政治领导发动,再通过党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的教授、研究员们跟进著书立说,进行注释式批判发挥的。
第三点,批判“斯大林模式”的实质是批判马列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在基本理论框架和原则上,并不是斯大林的发明和创造,而是斯大林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运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正如斯大林本人所说:“我是列宁的学生, 列宁教导了我, 而不是我教导了列宁。任何人都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 而我们沿着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走。”对“列宁主义”的科学概括是斯大林提出来的,即“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拿计划经济为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提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以后,社会的生产方式就是有计划的,而不是无序竞争的。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论土地国有化》,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重要著作里都阐明了这个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不是个别的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可以改变的特殊结论。列宁在1899年撰写的《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实质)是:把土地、工厂等等即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全社会的财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按照总的计划进行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生产。”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的苏俄就逐步地实行计划经济,他在1921年2月写的《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中,就充分肯定了用科学方法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电气化计划》。
无需避讳,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以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斯大林在领导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二十多年间,包括在计划经济方面,不可避免地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遭遇这样那样的曲折。难道在二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阶段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是也发生了更多、更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吗?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就充分借鉴了斯大林的经验,同时也吸取了他的教训,努力避免斯大林在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的一面。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就正确提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占了7个。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是最冷静的,他及时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人民出版社在1958年8月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图“澄清”许多干部头脑中的“一大堆混乱思想”,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同时在党内传达了毛主席的《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和《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其中明确了“还得生产商品”、“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斯大林提出计划经济是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他又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是有区别的,这很好。”另一方面,毛主席又批评斯大林说:“你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把你控制得要死。”从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主席还专门组织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做进一步专门的研究和总结。在毛主席的干预、领导和全党的努力下,我国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之后的十几年间,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速平稳了。
可是毛主席去世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就被逐步扭转了方向。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李伟研究员在《探索》2010年第1期上发表了《否定斯大林是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一文, 认为1991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否定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我认为,李伟的意见是基本正确的。然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朱佩明、陈祥生二人在该刊2010年第6期上发表《斯大林、斯大林模式、苏联及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的文章,反驳李伟的观点,在最后的结论中写道:“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定时期可以采用的一种形式, 不能说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只有‘三个有利于’才是检验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是否科学的客观标准。”他们的这个结论倒是客观反映了我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际。大家看,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里,出现过没有“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科学社会主义”吗?反过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吗?
第四点,人民正在觉醒。
在我们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的时刻,有一点值得我释怀的是,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俄罗斯的人民和有识之士,从对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后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惨痛经历的反思中正在醒悟过来。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书林教授2006年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了《斯大林评价中具有争议性问题的新分析》,他用大量的、确凿的、最新披露的档案材料和事实材料,揭露和推翻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加在斯大林身上,同时也是加在十月革命原则上的污蔑不实之词。文章中介绍:“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出现了‘五多’现象:澄清事实的文章多了,颂扬斯大林的文章多了,说公道话的文章多了,幡然醒悟的文章多了,思念斯大林的文章多了。同时,‘非斯大林化’的市场小得多了, 几乎成为过眼烟云。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历史再也不允许被歪曲和捏造,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到了!”刘书林同志还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斯大林始终持科学分析态度的人是毛泽东同志。他既能够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地把握评价斯大林问题的实质,又能够客观公正,对斯大林的具体评价不差累黍。”最后他引用斯大林的话:“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在今日俄罗斯,这股“历史的风”已经刮起来了!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刘淑春研究员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发表了《俄罗斯缘何再议斯大林》一文,着重介绍了2008年以后俄罗斯各种政治力量对如何评价斯大林,包括对“斯大林模式”开展的争论。文章说:“苏联解体之初,新自由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大行其道。与之相应,反斯大林的声音一度占据社会舆论的主流。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威信扫地,民众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愈来愈高,社会上对斯大林的非理性谩骂逐渐被理性的分析研究所取代。”俄罗斯的一些著名学者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验,俄罗斯人民正在期待出现“新的斯大林”,重新走向社会主义。
继十月革命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接着,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无限的希望。然而,历史的车轮不是在笔直平坦的轨道上行驶的,要避免曲折,甚至颠覆是很困难的。
目前,中国人民和有识之士也在反思。下面的社会现象明白无误地摆在我们面前: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与其主要同盟军——农民阶级被转换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私有经济的比重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资本和雇佣劳动制度全面复活;贫富两极分化位于世界前列;官员队伍大面积腐败;各种经济实体和经营单位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行动的根本原则;无节制的消费主义盛行;很多部门的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目前已经建设了30亿人的住房),这种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过剩也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自然资源被过度消耗;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在许多上层建筑部门新自由主义盛行;……
不仅如此,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今日俄罗斯,新自由主义已经威信扫地了;然而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仍然在肆虐。
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人民和有识之士也正在觉醒。
 
令北大引以为豪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烈士在十月革命后豪迈地预言过:“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虽然这个预言现在还远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历史运动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烈士的鲜血也是不会白流的。只要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发扬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我们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