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侵华战争的密谋者

“笔部队”的活动，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1868年），日本一面鼓动国民维新，强大经济和军力，免受西方列强欺压；一面打算向西侵占朝鲜、占领中国。

日本侵华之心由来已久，而侵略的建议和方略最早来源于日本在野文化人的野心密谋。“笔部队”与日本侵华“国策”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笔部队”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福泽谕吉、冈仓天心、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在日本国民中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亡国论”、“日本民族优越论”、“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成为最早一批“笔部队”的主力。

被称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是日本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也是最早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人之一。福泽谕吉对日本侵华“国策”形成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把中国从“文明”国家视为与日本平起平坐的半开化国家。到了后来，福泽谕吉干脆把日本塑造成“文明”的化身，而中国则被说成是“野蛮”的。这种位置互换标志着日本思想界侵华思想的萌芽，并推动日本一步步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他曾说，“我也是日本人，总有一天也要像英国人一样治服印度和中国人。”

如果说福泽谕吉的侵华思想多少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那么日本“亚细亚主义”的代表冈仓天心就是明目张胆了。他鼓吹亚洲“一体化”是“东洋的理想”，是日本的“伟大特权”，其理论主张后来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根据。

德富苏峰1894年出版《大日本膨胀论》，这是对外扩张侵华理论的代表作，叙述日本人口增长、土地稀少现状，认为“日本以国运为赌注”，应该向四方膨胀、背水一战，侵略中国按“防御于北方，展开于南方”这一基本思路进行。

1916年出版的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各种“疾症”，认为中国无法自救，只能由亚洲所谓“文明之国”进行改正，日本作为“东洋盟主”自然要承担“提携”和“改造”的任务。大亚细亚论本质目的就是把日本塑造成亚洲的精神领袖，“病入膏肓论”、“中国保全论”都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逼迫中国承认日本亚洲霸主地位，赤裸裸地侵略中国的强盗逻辑已经成熟。

武者小路实笃更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大肆鼓吹“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圈”等，认为日本是亚洲“抗击白人侵略”的唯一支柱。

同时，诸如“大和民族优越”“日本人有着世界上最多实干家”“日本人都是勤奋严谨的国民”“日本人素质世界第一”等吹得天花乱坠的歪理被四处散播，也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一些杂志、媒体平台上仍然存在这种论调，非常值得警惕。

在侵华之前，“笔部队”先是对日本本国人进行思想教育、激励其战争斗志。在这些思想教育之下，日本人普遍不把中国人当成人看，“支那人是劣等生物，不值得任何夸奖。”“代替支那人为支那着想。”这种论调充斥着日本各界。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文字，这说明军国主义思想已经在很多日本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火种为军事侵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如此，日本人侵华已经没有了任何心理障碍，对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

笔部队：“培养文化汉奸”

尾崎士郎的长篇从军记《悲风千里》披着温情面纱描写了下面这个场面：
孩子们起初不敢接近,随着逐渐熟悉,慢慢地靠了过来。于是东洋鬼子给他们牛奶糖,抚摸他们的头。抚摸头的时候,吓了他们一跳。当然他们没有被咬,那牛奶糖里也决没有放毒。孩子们已经知道了,原来东洋鬼不是鬼。于是跑回家中,从家里拿来了梨、柿子等,献给“东洋鬼’。东洋鬼’乐得笑逐颜开。他们接受了水果,同时付了钱。”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还极力抹杀诸如岳飞等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名人。日方还禁播许多戏曲，取而代之的是李香兰的《满洲姑娘》《何日君再来》之类，给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的文艺作品。对于那些不愿当奴隶的中国知识分子，日本人则举起了屠刀。

在战争结束后，国内还涌现出了“汉奸有理”论为大汉奸秦桧、汪精卫、周作人等翻案的文章和声音。其实这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这些现象和日本国内一些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有密切关系，是这些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有理”论的呼应和折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后，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便开始了。将东条英机等大战犯请入“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以篡改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无人道的罪行……反而去制造法西斯分子的“英雄形象”等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