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陈嘉庚，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人(现厦门市集美区)。

1913年回家乡集美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校(统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各校师生都尊称其为"校主"。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1990年3月11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一颗编号为2963的小行星命名为"陈嘉庚星"。

 首访延安：共产党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

对于政治家来说，吃饭也是政治。抗战时期，蒋介石、毛泽东先后请爱国侨领陈嘉庚吃饭，产生的严肃政治后果，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整个厦门的集美学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积蓄捐献的。 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这都是他们从 牙缝里省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海外华侨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三年以来，广大华侨通过总会，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总会还在新加坡和重庆设立制药厂，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嘉庚登高一呼，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许多年轻的生命就留在这条公路上。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和广大华侨，抗战的胜利肯定要推迟。

1940年，正值国难当头，抗日战争转入艰难的相持阶段。为了支援祖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作为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受侨众重托，在南洋组团回国慰劳前方将士，并考察祖国各地的实情。同年3月，陈嘉庚一行首先来到重庆，会见了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并相机在重庆考察了一个多月。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侨委会等20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8万元——根据中国价格史资料推算，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

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美酒佳肴越是高级、越是罕见，越有面子。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这些都让陈嘉庚反感和痛苦：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陈嘉庚再三恳求就此打住，对方认为这是客气话，不开宴会怎么表达感情？无奈，陈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话，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重庆让他感到窒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

尤其使陈嘉庚深感失望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所闻不外是官吏营业，机关滥设，特务横行，民不聊生；所见长衣马褂，脂粉旗袍，灯红酒绿，车马如龙；倡‘新生活'而污秽满目；夸‘民主'而钳制舆论；谈‘抗日'而销售敌货”。他在重庆实地考察的结果，“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国民党中央要员都是身居国家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须三十几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感忧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像一块大石头压在陈嘉庚的心中，沉甸甸的。

正当此时，毛泽东从陕北拍来电报，盛情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此前，陈嘉庚已有意访问延安，不过他对延安知之甚少，所闻谣言则甚多。因此，他是抱着“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的复杂心情，决心前往探明真相，才不负南侨之重托。

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尽管蒋介石不高兴，陈嘉庚还是决定奔赴传说中的延安，看看偌大的中国是否真有净土。

一路上，他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直到5月底，终于到达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

陈嘉庚在延安实地考察了8天，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延安各界人士、华侨学生分别见面，自由交谈。同时，还深入考察了延安城区、学校、工厂和商店。考察结果是“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见青天”。延安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国福民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共产党人物”。陈嘉庚在延安看到了抗战的前途和祖国的希望，心中忧虑一扫而光，压在胸中的大石头从此落了地，心情也愉快多了。他从延安归来后，高兴地对好友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庄明理说：“我未访延安前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许多大事，此人现在正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陈嘉庚的延安之行，是他一生政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从感性到理性，从朴实、直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将重庆与延安，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做了一番实实在在的比较之后，就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拥护对象确定为后者，并从此与共产党结下了风雨同舟的不解之缘。

1940年6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

这次宴会是露天的，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外。餐桌更特别，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就在宾主相谈甚欢的时候，一阵风把报纸给吹跑了。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

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至于鸡汤，毛泽东解释：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下着蛋呢，她听说我贵客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

陈嘉庚一听，差点落泪。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让他眼前一亮。

陈嘉庚悄悄对秘书张楚琨感慨说，蒋介石像皇帝，毛泽东像农民，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嘉庚的转变重创 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为什么陈嘉庚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明白，东拼西凑的一顿农家饭，怎么有如此功效。他不知道也不理解，共产党一个攻无不克的传家法宝，竟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宝藏，蕴含着人心向背的密码，根本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第一，艰苦奋斗的作风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人民大众判断一个政治力量到底是为自己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最直观的就看你是奢侈浪费、贪污腐败，还是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

不止陈嘉庚，从共产党的作风中认识共产党的，何止千万。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说，他过去不了解共产党，还挺怕的。上海解放那天早上，他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他动员战士们到院子里去休息，对方只是为伤员要了一壶热水。当时荣毅仁就明白了：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差异来自“我是谁”、“为了谁”这个本质问题。本质决定作风，作风就是人心向背，所以“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第二：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在地球上是比较差的，却能生生不息、愈挫愈奋，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不畏艰难、勤奋节俭的民族性格、价值取向，也就是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精神的本质是奋发有为、百折不挠，它让人超越物质的制约，使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而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更不要说民族复兴。《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的政治理想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这种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的政治追求，完全契合中华民族的精 神脉动。所以，艰苦奋斗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人民拥护共产党，源于其在民族的沃土中植根至深。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 队、火车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前进的动力，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经常有人这样理解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现在底子薄，不能奢侈浪费。言下之意，过去艰苦奋斗是物质条件逼的，物质丰富之后，艰苦奋斗就不重要了。如果这样理解，就把哲学层面的精神追求和党的浩然正气，贬低为低层次的经费问题。认识不清，行动就会有偏差。

陈嘉庚赠送主席的福特轿车运抵延安后，本来是用作毛泽东的专车，但他坚决要求集体使用，这与物质匮乏不能说毫无关联。但进北京住进中南海里之后，毛泽东的睡衣上一直打着补丁。难道建国之后我们比延安时期还要困难，党的领袖竟穿不起一件好衣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不远的将来还会雄踞第一，党中央为什么还下大力气反腐败纠“四风”呢？

第三：艰苦奋斗契合现代政治文明，体现了党的现代性、先进性。

中西文化有许多差异，但都推崇勤俭节制。早在先秦的《尚书》中，中国人就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认为，节制是人最大的美德。到了现代社会，克勤克俭的哲学思想由个体推及社会，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伦理，成了政治和政治家的共同戒律。

“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而挥霍浪费、贪污腐败消耗的都是民众血汗，民众不可能拥护。所以世界上不论什么性质的政权，无论是真是假、能不能做到，对反腐倡廉这个“政治正确”都不敢造次，都乐意占据反腐败这个道德高地，不然就不会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看起来，人们要求政府节约的是财政支出，实际上需要节制的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和浪费无休无止，与公共利益和人类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也使执政者失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

重庆的挥金如土，暴露了他们的愚顽落伍、暮气沉沉；延安则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主动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党的青春活力和精神魅力熠熠生辉。两相对照，陈嘉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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