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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医学习惯上被称为中医，而中国传统医学还应包括藏医、蒙医、壮医、彝医等等。
中医最早的文字记载，源自甲骨文。
据相关学者研究考证，在甲骨文中，有30多种不同疾病的相关记载。这说明，在甲骨文之前，中医就已经存在。
早在原始社会，先民同大自然和猛兽的斗争中，逐步积累了原始的医药知识。
燧人氏钻木取火，使人们脱离茹毛饮血的生食时代，从而保护了肠胃。
有巢氏构木为巢，使人们避开了禽兽虫蛇的侵扰与外伤。
原始先民为了庆祝打猎的胜利，常常模仿动物的各种跳跃，从而形成的舞蹈，最终发展为后世的“导引”、“五禽戏”等医疗练功方法。
在中医学中，最有影响的医药神话，是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
神农氏，即为炎帝。
相传，炎帝为了解决子民常因误食毒草，不治而亡的问题，决心亲尝百草，别药毒，定药性。
在这期间，炎帝也多次中毒，幸而有茶解毒。
经过炎帝不断地尝试，最终发明了药草疗疾，这是中药的重要起源。
随着后世不断地反复实践和积累，并加以验证，这些药物知识逐步丰富，并以书籍的形式保存下来，形成了《神农本草经》。
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
伏羲氏探索发明了针灸，当然这个针不是后世所见的金属尖针，而是砭石，一种有尖、有刃、有圆的石头。
灸法起源于我国北方高寒地带，“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
灸法，是因应北方居民的居住条件、生活习惯，以及发病特点而产生的。
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即是借黄帝与岐伯之口，来传达中医学流传千古的理论体系。
汤剂的创始者伊尹，为商汤之相，“以滋味说汤”。
《吕氏春秋》中记述，伊尹答商汤有关烹调问题时，曾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之说。
姜、桂既是调味品，又是常用药，故有“医食同源”之论。
以上的这些人，基本都生活在黄河流域。可以说，中医发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黄河流域。
此外，古代的巫医和中医，可以说是系出同源。
中国的传统医学，一方面诞生于早期人类的探索，同时也与远古时期人类的神灵崇拜、宗教起源糅合在一起。
远古的先民，对大自然认知有限，在原始宗教的驱使下，一切事物都祈求“神灵”的保护。
因此，消灾灭疾的占卜由此产生。
作为与神灵沟通的巫师，除了用祈祷、占卜等办法外，也有使用药物。
巫师还会运用原始的医工具，如箴石、骨针、骨锥、牙刀等，进行某些医疗活动。
因此，巫师也被称为“卜医”。
早期的中国，医和巫密不可分，医必巫，巫必医，致两者往往连称为“医巫”。
再后来，医学转向临床与学术，巫则基本上转向神秘主义。
春秋战国时期，医学从巫术中分离，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地位。
西周时期的宫廷中，医家已经从巫师中分离出来，并且有了明确的分工。
有负责饮食安全的食医，治疗内科的疾医，治疗外科的疡医，以及治疗动物的兽医。
当时的医生，已经开始为治疗对象建立病历，交由医师存档，以便后人查阅，总结经验。
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天官》中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骶其生死”。
大意是，根据五气、五声、五色，可以诊断患者的病是不治之症还是可治之症。
书中还记载：“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脏之动”。
意思是说，反复细致地观察患者头部的眼、鼻、耳（各两窍）、口（一窍），再详细询问下部前阴、后阴各一窍，共九窍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和反应，以及人体内肝、心、脾、肺、肾、膀胱、大肠、小肠等九脏中某一脏或几脏，所表现在体表的病象或所出现的症状，从中寻找病因，作出诊断，并给予针对性治疗。
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发明了中医独特的辨证论治，并总结为“四诊”方法，即“望、闻、问、切”。
扁鹊奠定了中医学切脉诊断的方法，开启了中医学的先河，著有《难经》。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此时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独立的哲学体系也极为盛行。
世界上第一个专职法医诞生于秦朝，称为令史。
令史专司死因不明案件的尸体检验，并详述尸体的位置、创伤的部位、数量、方向以及大小等，形成书面报告，存档入册。
西汉时期，中医理论逐渐完善，将阴阳五行学说纳入医学体系，是医家的必备基础。
西汉末期《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理论的确立。
《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在司马迁之前，已经存在很多医学著作。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很多医学方面的内容，唯独没有《黄帝内经》。
在《史记》成书七十多年后的王莽时期，刘歆所著的《七略》中，首次出现了《黄帝内经》的记载。
因此，《黄帝内经》成书的年代应该是西汉末期。
东汉时期，出现了医圣张仲景以及神医华佗，他们成了中医史上抹不去的一笔光辉。
张仲景，是中医临床方面的灵魂人物。
张仲景总结出“八纲辨证法”和“六经论治”，确立完善了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张仲景广泛收集药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是世界上第一部经验总结性的临床医学著作,是当时世界医学水平最高的医学专著。
华佗发明了世界最早的麻醉药物，即麻沸散，比西方的麻醉剂早了1600多年。
与张仲景善于内疾不同，华佗擅长外科手术，是第一个使用麻醉术进行手术的人。
华佗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他还创立了我国第一套健身体操“五禽戏”，用茵陈蒿治疗黄疸病的方法也是由华佗所创。
可以说，华佗开启了中医临床的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脉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晋代名医王叔和，在其所著的《脉经》中，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医学有重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
这一时期，中医各科的专科化逐渐趋于成熟。
诞生了针灸的专著《针灸甲乙经》；炼丹的代表著作《抱朴子》和《肘后方》；制药方面的著作《雷公炮灸论》。
涉及到外科的专著有《刘涓子鬼遗方》，病因专著有《诸病源候论》。
这一时期，还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医学院。隋唐时期，完善了这一医学教育机构，并命名“太医署”。
太医署分为医，药两部，说明医与药已分别教授。
唐代的太医署，是已知世界上建立时间最早、建制规模最大的医药学校，为中医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唐代有个道士叫孙思邈，他还是一名医药学家。
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地积累走访，并及时把这些药方记录下来。
孙思邈前后搜集药方5300多个，并完成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太医精诚》三部医药经典。
孙思邈还参与编修了世界上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全书载药850余种，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孙思邈是第一个提出对妇女和儿童单独设科，第一个完整阐述“医德”的人。
孙思邈还是第一个麻风病专家，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第一个创建巴豆排毒，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第一个发明导尿术。
孙思邈因医德最高，被后世尊为“药王”。
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至此，中医开始流传海外，远播世界。
中医在日本称为汉医或东洋医学；在朝鲜、越南称为东医，已成为这些国家具有其民族特点的传统医学。
在龙门石窟的药方洞内，刻有150多种唐代的药方。
这些药方涉及到内科、外科、小儿科、五官科等，而且所用药物多是植物、动物和矿物药。
这些药方既有治疗常见病的药方，也有治疗疑难杂症的药方，其中的疗噎方就是专治食道癌的药方。
这些药材在民间都能找到，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老百姓。
龙门石窟药方洞150余种药方中，有95种药方在公元10世纪，被一位日本学者收录在《医心方》中，足见它的价值和影响。
龙门石窟药方洞中的药方，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对研究中国医药学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代时期，儿科专著《颅囟经》诞生，《小儿药证直诀》问世于北宋。
这一时期，儿科已成为独立学科，并有“儿科之圣”钱乙专精少儿疾病。
北宋时期，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还成立了太平惠民合圣药局，这是国家标准用方。
北宋时期，针灸教学也有了重大改革，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
名医王惟一，设计制造了等身大的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的针灸发展影响很大。
南宋时期，宋慈著作的《洗冤集录》是中国较早、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
后世诸法医著作，多以《洗冤集录》为蓝本，或加注释，或予以增补，并对世界法医学的发展有过巨大贡献。
《洗冤集录》曾先后被译成荷兰、英、法、德等国文字。
金、元以来，中医开始没落。
明清时期，中医出现了温病派和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
所谓的经方派，是后世医家称《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著作中的方剂为经方，其立方用药的法度比较严谨。
医家有宗于此，在学术观点上自成一派者为经方派。
温病派，是一种中医理论学说。
明清以来，医家在古代治疗伤寒病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对温热病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医家在温热病的病因、病理和治疗原则方面，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说。
温病学说的形成，对传染病的防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倡和赞同这一学说的医家，自成一大派，后世称之为温病派。
凡是东汉名医张仲景以后医家所制之方，称之为时方。
后世医家主张，可用古典医方之法而不必拘泥于它的药物组成。临床治疗处方多用宋以后的时方，或按病症之实际情况自行处方用药，称为时方派。
明代的太医院设十三科，即大方脉（相当于内科），伤寒（即热病），妇人，小方脉（相当于儿科），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或正骨），金创，针灸，按摩，祝由。
这一时期，眼科专著《银海精微》问世。
清初，从小方脉中更分出痘疹科。
明代的李时珍，先后到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历时27年，最终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
这本书收集药物1518种，其中植物1195种，记录古代医学家和民间药方11096种。
附药物形态图1100种，纠正了之前的一些错误，补充了不足，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学著作。
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后漫长的300年中，中医药学几乎无大进展。
此时，西方医学开始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时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明代开始，就有一批医学家提出，把伤寒、温病和瘟疫等病区分开。
到了清代，温病学说达到了成熟阶段，出现了《温热论》等专著。
近代，由于西洋医学的输入和旧政府对中医的歧视和排挤，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而停滞不前。
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甚至一度主张废除中医，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特别重视中医的复兴。
毛主席曾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2003年，在抗击非典中，经方中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次的新冠疫情，中医又起到了关键作用，表现突出。
中医开始在中国复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医药根植于中国文化，离开了中国文化，中医药很难得以发展。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医理论的灵魂，受限于封建思想的影响，解剖学无法在中医中有深入的发展。
为了临床经验的升华和理论的规范，中医引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这也正是中医有别于其他传统医学的根本所在。
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学还渗入天文、地理、社会、心理等学科。
中医、中药联动发展的路径不能更易，中国文化的要素要据理力争尽量保留。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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