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

引用：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在封建地主制经济的条件下，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大部分为地主阶级所有，广大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少量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得充当佃户或雇工，为地主耕种土地，忍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贫苦的生活。

清代将全国除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的全部耕地，分为民田与官田两大类型进行管理。至鸦片战争前，无论民田还是官田，基本上都是封建地主所有制。
 
民田，指地主或自耕农私人所有的土地。民田一般须向国家缴纳田赋，国家允许买卖。鸦片战争前，中国共有耕地约八百万顷（每顷一百亩），大部分是民田。这些民田，多数为地主阶级所有，由佃户佃耕，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日益集中在一小部分豪强地主手中。地主与佃农之间，是通过租佃实现的封建剥削关系。因此，所谓民田，只不过是封建地主所有制的一种形式，而且是普遍的、典型的形式。
 
官田，指封建国家或皇室、贵族所有的土地，包括庄田、旗地、屯田、学田、牧地、祭田、赈田等。官田一般不向国家缴纳田赋，按照律例是不准买卖的。以屯田数量最多，约四十九万顷。次为庄田、旗地，约十九万三千顷。这些庄田和旗地，多数是清王朝刚入关时，以残暴的“圈地”手段圈占的京师附近州、县的老百姓的土地（约十六万顷），其余分布在盛京（今辽宁）、热河、归化城等地。其中仅清廷内务府管辖的皇室庄田，就有近四万顷。


这表明，清王朝在全国既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总代表，又是最大的地主。官田中，庄田和旗地的生产关系有一个从农奴制到租佃制的发展变化过程。清王朝刚建立时，庄田大部分由庄头驱使世袭的“包衣”奴仆及壮丁耕种，壮丁人身依附于主人，实际上就是农奴。旗地一部分由八旗兵丁自耕自食，一部分也由将佐占有的“包衣”及壮丁耕种。后因“包衣”、壮丁大量逃亡，加上汉族地主制经济的影响，清皇室、贵族及八旗将佐等，不得不将多数庄田和旗地逐步改为招佃收租并允许“包衣”、壮丁出籍为民。
 
八旗兵丁使用的土地，也普遍租给汉族农民耕种。至鸦片战争前，这些庄田和旗地多数已是封建租佃关系，而且，多次出现了私下典当或买卖庄田和旗地的事件。其余屯田、牧地、祭田、赈田等官田上的生产关系，有的原来就是封建租佃关系，有的后来也转化成了封建租佃关系。因此，所谓官田，也不过是封建地主所有制的一种形式。
 
这种封建地主所有制，构成了清代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主阶级正是凭借着对于土地的大量占有，实现对农民的剥削的。土地兼并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爆发农民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清代的土地兼并也是严重的。

明末清初，经过几十年农民革命战争和清王朝镇压群众及各种反抗势力的战争，各地人口锐减，出现大量无人耕种的荒地。据粗略统计，全国耕地面积由明末的七百多万顷降到清初顺治年间的五百多万顷。清王朝为了增加田赋收入，不得不招徕农民开荒垦种，并在某些地区承认垦种农民的所有权。这使得农民无地和少地的矛盾有所缓和，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的自耕农。但生产力刚得到一些恢复和发展，地主阶级就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一些官僚、豪绅和富商巨贾等，并通过依势侵夺、接受投献、购买等方式，大肆兼并土地。
 
至康熙后期（18世纪初叶），土地占有的情况已经非常集中。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上谕”中说：“田亩多归缙绅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几何？。约计小民有恒业者十之三、四耳，余皆赁地出租。”这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三、四的农民拥有小块土地，其余都是佃户。乾隆以后，更为严重。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上疏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如江苏，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只占人口10%的地主手里。
 
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大地主。特别是一些大官僚地主，占地之多，有达数千上万顷的。如乾隆皇帝的宠臣首席大学士和珅，有地八千余顷，他的两个家人也有地六百余顷，而当时全国耕地面积不过七百八十万多顷。

清代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得土地日益集中在大地主手中，这在一方面巩固了当时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为封建社会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
 
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以后，又是怎样对农民进行剥削与压迫的呢？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和手段。

 
1.地租 

地租是地主对农民剥削的主要形式。清代地租以实物地租为主。在实物地租中，又有分成制与定租制之别。一般说来，定租制发展的水平更高一些。为了交纳方便，实物地租有以实物折合货币交租的。还有在收实物地租的同时，兼收一些货币的。这两种地租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的形态。真正意义的货币地租较少，主要是一些种植经济作物的地亩和官田这样收租，这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其中特别是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

此外，农民在揽田时，还要以鸡、鸭等物送给地主，交押租，在契约上写明，如欠租不纳，扣押抵数。地主收租时，常常“大斗剥佃”，“巨斛收租”，“任仆者额外诛求脚米、斛面之类”。有的地方还收予租。这一切，形成了对农民的额外剥削。
 
2、赋税
 
赋税是封建王朝对自耕农和佃农进行直接剥削的主要形式，也是它参与分割农民向地主提供的剩余劳动的主要形式。清代赋税以田赋为主。清初沿袭明制，对平民征收丁税。由于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清王朝不得已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乾隆时，又实行“摊丁入亩”，即按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将丁税摊入田赋之中征收。从此，田赋又称“地丁”。“摊丁入亩”削弱了封建国家对于劳动人民的直接控制，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广大农民的负担，并不因而减轻。因为，当时不仅庄田和旗地等官田不交地丁，缙绅地主有优免赋税、徭役的特权，就是一般的地主、特别是大地主，也常常通过增租、隐瞒土地数额以及所谓“飞洒”、“诡寄”等办法将地丁转嫁到佃户或只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民头上。

清政府在收缴地丁时，除正额外，征收折色的，还要加增“火耗”、“平余”“重戥”等帮费及规费；征收本色的，还要加增“鼠耗”、“水脚”、“样米”等帮费及规费。加上经手官吏层层勒索，农民的实际负担常常大大超过正额。清代改良主义的先驱龚自珍曾经愤慨地说：“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此外，封建王朝还向农民及渔民等征收一些别的赋税，包括芦课、渔税等等。
 
3、徭役
 
清代取消了明代及明代以前各个封建王朝推行的匠籍制度，工匠不再编入匠户轮流当差，有了人身自由。同时，又将各种官差改为征收“力差银”，摊征于地亩，称“均徭银”。这有利于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削弱手工业者和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但各种徭役还是名目繁多，成为封建王朝剥削、奴役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的经常手段，也成为被剥削、被奴役者的沉重负担。如直隶省的杂差就有米车、煤车、酒车、委员过境车、递解人犯车、草料、麸炭、天棚、挑夫、壕墙、栅栏、井盖、井栏、劈柴、枝子、秫秸、船只、纤夫，等等。而豪绅富户不仅不当差，还经常和官吏勾结起来，借办各种差徭的机会加派加征，勒索贫民，从中渔利。

 
4、商业资本和高利货资本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的资本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与地主经济是紧密结合的，形成三位一体。商人和高利贷者常常从事地租剥削，地主也常常兼营商业和高利贷。因此，商业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代商业资本对农民剥削的方式，通常是在农作物刚上市时压价收买，囤积至青黄不接时高价出售。如乾隆年间，江浙一带富户秋收后“乘贱收买”稻谷，“迨至来春及夏末秋初，青黄不接，陆续出粜。是以小民一岁之收，始则贱价归商，终仍贵价归民。”在这样的一买一卖之间，地主、商人牟取了暴利，而农民却受到两次剥削。此外，商人还常常通过予购、赊销等方式，对农民进行高利贷剥削。

至嘉庆年间，广大农民“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在这种条件下，农民自然没有力量也没有兴趣去扩大再生产，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嘉庆年间，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江苏省某些地方的情况也是“佃客多毁家，渐至无力粪田，庄日芜秽”。加上土地兼并的发展，不少农民破产，成为流民。嘉庆初年，仅京师一地“流民散处城内外者，以万亿计”。这些流民，多半就是山东、直隶河间府一带的破产农民。有的跑到边远地区垦荒，特别是关外辽东地区和口外内蒙古地区，有清一代逃亡至这里的农民连绵不绝。有的漂流海外，充当苦力。
 
马克思在分析封建地租时曾经指出，实物地租“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使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主要根源就在这里。清代农民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长期不断，此起彼伏，原因也在这里。其中较大的如嘉庆时1796~1804年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等等。

 
结语
 
沉重的封建剥削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促进了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由于农民依靠耕种不能维持生活，只得从事家庭手工纺织业予以弥补，即所谓“以织助耕”。如江苏松江、上海、青浦一带，“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只好“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农村中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非常牢固，严重地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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