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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红军队伍没有经济来源,庞大的军费究竟是怎么来的

发布时间:2023-08-08 来源:杨树讲历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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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对于一个政权建立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

自打我军成立以来,就秉持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方针政策,可吃饭穿衣是人的基本需求,哪怕是我党的军队也不例外。

那么在我党军队刚刚成立初期,一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二没有丰裕的物质基础,那这庞大军费支出,到底该是从何而来?

毛主席的天才创造

1928年,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的队伍胜利会师,一同前往井冈山。

此时的队伍中,毛主席秋收起义带领了1000余人,朱德等人的南昌起义还剩下有800余人,湘南扩充的农军将近有一万人,再加上井冈山本地的一些革命武装队伍,此时在井冈山上,是一支多达一万两千余人的庞大武装力量。

而这支武装力量,也被合编改名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军费问题就成了当时一穷二白的红军首先需要解决的事务,可在起义过程中所募集的以及从反动派手里抢夺出的军费,实在是难以支撑一万人的军饷费用。

然而在当时的井冈山,居然没有出现过因为军饷所引发出来的问题,难道共产党队伍的穷是装出来的吗?

这就不得不提及毛主席的天才构想——三湾改编。

当时毛主席秋收起义失败后,率领部队往井冈山方向撤退,但此时的革命队伍中的士兵士气十分低落,中途经常有士兵逃亡的,甚至还带有着军阀习气,尽管我军当时严令禁止抢夺老百姓的东西,但这种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在当时,一些条件好的队伍军饷可以发到12元,而毛主席的队伍只能发到3元,这样就经常会导致队伍中的战士溜走;可如果发12元的军队如果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调低了军饷,就会引起士兵的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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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毛主席决意对军队进行整改。

就是在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废除了“军饷制”,转而用极具创新意义的“供给制”,直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给军队的士兵一律发放伙食费,每名战士每天发放菜金5分钱,每月发放零用钱2元,官兵一体,一视同仁,可以说是开创了革命军队供给制的先河。

除此之外,还制定了历史意义相当重大的行军记录: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筹款要归公,不拿老乡一个红薯。而这也是后来军队三大纪律的前身。

但井冈山此地,地处深山之中,崇山峻岭,山林茂密,称得上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其外,井冈山离周边国民党占据的城市甚远,这也就意味着国民党在此地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十分满足毛主席对于“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原则的设想。

但远离城镇,崇山峻岭,也就意味着此地人烟稀少,补给困难,人民都难以生存下去,何况一万多人的军队。

军饷制的时候难以变动,要么发,要么就欠饷,但得益于毛主席的供给制,使得保障了战士的基本吃饭需求与生活需要。面对井冈山此时的状况,供给制的灵活性就体现了出来。

红四军官兵战士们的零用钱连续减少,从先前的两元,逐步减少,到后来条件实在是太刻苦了,就干脆停发,只保留了战士们每日5分钱的菜金。而零用钱只能在有多余的情况下,再平均发放,当时被红军战士们戏称为“伙食尾子”。

而当时,因为粮食匮乏,经常需要下山去挑粮食,为了节省雇佣人力的费用,大多都是红军战士亲自下山,而有一篇课文叫做《朱德的扁担》,讲的就是身为军长的朱德,也经常和战士们一起下山挑粮食,这就是当时我军战士在经过改革之后,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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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的好管家

供给制的出现解决了“节流”问题,但该如何“开源”呢,这就需要介绍我党的经济人才,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

毛泽民是真真正正的理财上的高手,在井冈山期间的很多事情,都是得到了毛泽民的运转,才得以继续维持下去,甚至连毛主席在读书期间,都是毛泽民在家乡种地,来供毛主席读书。

毛主席当年曾经这样回忆起他的弟弟:“我在长沙读书的时候,他经常会来给我送一些粮食和钱,有几次他送钱来的晚了,我那段时间很拮据,我就有些不高兴,责怪了他几句,他也不吭声,一直等到临行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粮食卖个好价钱,他每天都起很早跑几百里山路到其他地方卖粮食。他走后,我每天想到我说的话,我就感觉对不起泽民,没有他我怎能在这里读书。”

1931年,党组织上决定让毛泽民去负责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而在当时算上毛泽民本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也一共五个人,他们五个人却要解决统一财政货币,调整金融,稳定苏区的经济建设和保障红军作战等一系列问题。

而毛泽民仅仅只用了两个月,就将这五人培养成了相关人才,使得国家银行正式营业,而毛泽民也顺理成章成为了我党第一个国家银行的行长。

而有了银行自然就需要发行货币,但我党当防伪方面属于是空白,在发布第一套纸币后,当时苏区一时间大量假币涌入,严重危害了苏区的市场环境。

鉴于此毛泽民突发奇想,想到了将特定数量的羊毛放进纸币中,这样一来就可以透光来辨别真伪,也可以通过用火来燎,来闻出羊毛的味道,这样一来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障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1932年,中华苏维埃的第一个公营性质的钨矿场在赣南开张,毛泽民担任了赣南矿场的第一任总经理。

在毛泽民担任总经理期间,更是扩大了三个新的矿场,出口量高达1800吨,毛泽民并不满足于单一的矿产收入,还依靠着矿场,搞起了淘金、炼铁、金属加工等多项工业,在没有接受过专业教育的毛泽民就已经有了产业链的思路。

在1934年期间,仅该矿场的营收就已经达到了两百多万,不仅保障了前线红军战士的军费开支,也极大的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

在长征期间,毛泽民更是将银行给“背了出来”。

毛泽民亲自组织了十五个大队,来负责黄金珠宝、印钞机等国家银行的财产,整理的整整有条,在抵达吴起镇后,竟是一分没少。

可就是我党这么优秀的“好管家”,最终在1943年的时候,新疆督办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了蒋介石,出卖了毛泽民,导致被敌人秘密杀害。

多方的经济援助

可我军在长征期间,更是没有收入,每天的军费都是相当大的一份开支。

1935年,红一方面军在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全军的账上,只剩下不到1000大洋,红军战士们各个都像逃难的难民一样,一个参与过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起来时,总结成了三个分不清:“个个长胡子长头发,分不清是男是女;个个拄着个棍子,分不清是枪是拐杖;个个衣装破烂,分不清是衣装还是兽皮。”

而当下的重中之重便是尽快的筹措到钱,好改变军队的现状,但当时红一方面军还有七千多人,可要想度过眼前的难关,至少需要三千大洋。

此时周恩来总理见状后也是一筹莫展的说道:“上哪去弄这么多的现大洋。”毛主席听后,突然想到了他前几天见到的第15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随即把采办处主任杨至成叫了过来,写了张2500大洋的借条,让他拿给徐海东。

徐海东在看到这张借条后,也是羞愧难当,因为他早就看到了红一方面军的困难,但却没有第一时间去施以援手,于是喊来了自己的供给部长问道:“咱们现在手里还剩多少钱?”

“还剩7000大洋”供给部长答道。

“拿出5000大洋来,全给中央。”徐海东斩钉截铁的说道。

供给部长听后愣住了,不确定的又问了一遍:“5000大洋,都给出去?”

徐海东听后,清楚供给部长的心中所想,随即说道:“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但要是没有了中央,谁领导我们革命,这几千块钱算的了什么!”

而这件事,知道的人并不算多,但是毛主席却一直记着,在许多年后再见到徐海东,也是对他说道:“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的五千大洋啊。”

而除了兄弟部队的援助,还有国际与社会友人的帮助。

当时红军在苏区站稳脚跟后,立刻与共产国际方面取得了联系,以寻求援助,而共产国际方面也没有含糊,随即向中国施以援手,在1931年到1937年这六年中,我党累积收到了将近500万美元,极大了缓解了我党的经费压力。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曾经还向宋庆龄寻求过帮助,当时中国银行的董事长是宋家的宋子文,希望宋庆龄能够出面,让宋子文借给我党一笔钱。

然而当时的宋家亲美、亲蒋,就是不亲共,要让宋庆龄去向他借钱帮忙,那无疑是难上加难,但宋庆龄也没有拒绝毛主席的请求,反而是自己宋庆龄卖了自己在上海的住宅,又将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的抚恤金取出,一并交给了我党。

毛主席后来也更是对宋庆龄尊敬有加,称其为“先生”,感谢宋庆龄对我党在困境之时伸出援手的情谊。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党为了能够合作的顺利进行,将军队的编制改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名义上属国民政府管理,在开赴战场上时,蒋介石也会批给我军二十万元的军费,甚至在我军打出战功时,也不吝奖励。

在国共合作的前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共拨给我党军队三千多万元的军费,但由于蒋介石只按照国共合作开始时我党军队人数拨款军费。

在我党军队人数逐渐增多后,并没有提高,导致当时我军不少师级的军官也只能领到三块钱的津贴,而国民党同级却能领到将近八百元,但即使是这三块钱,蒋介石也是给的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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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人民的共产党

我们现在经常讲一句话叫做:“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因为人民和我党的情谊是牢不可分的。

从在井冈山时期开始,老百姓们就自发的为红军战士们提供家里的粮食,那时候我党的号召力远没有后来那么强,而老百姓哪知道你是什么党,是什么军。

对于百姓来讲,红军战士们来了,给了老百姓们分土地,帮了老百姓们除恶霸,为老百姓出头,这就足够了,而这也就是我红军战士最终能够深得民心,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能得到老百姓们帮助的原因所在。

淮海战役期间,多少老百姓们自发的给前线战士们送衣送粮,国民党军依靠的是飞机和机动车部队来作为他们的后勤,而我军依靠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来作为我们的后勤。

就连陈毅元帅后来都曾讲到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的小轮车推出来的胜利。”

可从一穷二白的穷红军,到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吃穿不愁,而这背后所依靠的就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因此人民群众才是我党真真正正的基石。

我党军队在最苦难的时候,都在坚持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而现如今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现在,却有了一小部分的贪腐分子,损害着党和人民的利益,蛀蚀着我党的基石。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党和红军在困苦时期所坚持的信念,在今日,更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


(责任编辑:山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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