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

如同人类的任何思想都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当代俄罗斯的思想文化，同样是传承自身民族文化与吸取外来文明的综合结果。考察俄国思想史，我们看到，自18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文化便开始传入俄国，曾经先后受到过西欧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法浪漫主义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尤为重点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尽管对于当代俄罗斯而言，苏联剧变已使马克思主义曾经的风光不在，但马克思主义之影在当代俄罗斯哲学和社会生活中，仍然无处不在的现实，让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当年在俄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绝非少数革命知识分子“一时兴起”甚至“阴谋诡计”的产物，而是俄国社会现实的“刺激”与马克思主义适应俄国“水土”这一历史主客体相互作用之果。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东渐俄国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一、东渐萌芽：早期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探索
 
理论在一国需要的程度，取决于该国实践的发展程度。19世纪下半叶，当马克思主义在它的诞生地欧洲中心区域渐趋“沉寂”时，却在它的边缘地区俄国激起了巨大回声。这一切，与近代西欧已经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而俄国作为半欧洲国家，却仍然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不仅整体上落后于西方社会，而且社会矛盾始终尖锐激烈，社会广大基层民众生活极度贫困等，不无关系。因此，当俄国历史之车驶入19世纪以后，作为一个历史上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俄国便开始不断出现社会性的革命运动，致使整个俄国社会，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始终处于社会动荡和革命风雨之中。
 
社会动荡和革命风雨是马克思主义的扎根土壤。马克思主义东渐俄国的萌芽，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19世纪60年代，俄国为适应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而不得不实行废除农奴制改革，却因仍然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导致俄国频繁爆发农民起义。此时，一批忧国忧民的思想先驱，怀着变革俄国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直接在其著述中喊出了革命的口号。
 
俄国社会的严酷现实，促使革命民主主义者们萌生了革命的动机，革命实践的需要，又推动他们进而将寻求革命理论的目光，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投向了近代西方先进的哲学社会理论。
 
此时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在理论路径上，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在理论宗旨上，希望借助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进步元素而找到推翻旧制度的理论工具；在理论形式上，借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形式，积极进行反农奴制和封建专制的宣传，又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
 
于是，在从西方先进理论中获得启迪并与之共鸣中，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们唤起了同时代人的觉醒，其思想在深刻影响俄国知识分子的同时，也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留下了可借鉴、吸取的理论与实践“遗产”。革命民主主义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接近，为马克思主义东渐俄国，种植“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开挖了第一铲土。
 
二、东渐雏形：革命民粹主义者的尝试
 
俄国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后，成为“自由人”的农民在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同时，又因改革仍然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而仍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19世纪60年代末，俄国农村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农民的不满日积月累，大小起义不断。农村的动荡又反射到城市，社会的动荡时有发生。这一切，导致了19世纪7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重新高涨。但此时俄国革命的舞台上，主角已经由先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换成了民粹派。
 
民粹派因为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视为倒退、衰落和灾害，从而主张全力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它将正在瓦解的俄国农村村社看作未来社会主义的基础，将农民视为社会主义的天然选民，从而把农民反抗农奴制的斗争完全理想化；因为它认为历史的主体动力，只是由具有批判思维的个别杰出人物推动的，由此，它在理论上陷入唯心史观的同时，也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但是，民粹派在革命民粹主义时期的活动，又因反映了俄国农民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要求，因革命民粹主义者们为实现理想所显示的顽强斗争意志和大无畏牺牲精神，而在俄国革命运动的史书上涂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民粹派在19世纪70年代为准备革命而从事的大量活动，为反对专制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在遭受政府镇压的同时，却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并产生了积极影响。
 
尽管严格意义上的民粹派只是到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但从理论维度看，它作为一种完整的学说，则与民粹派一些思想家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通信而受到后者的影响有关。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了革命民粹派的研究对象。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为一些革命民粹派理论家所热衷。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马克思与民粹派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更是就俄国革命道路、社会发展途径等频繁交换意见。而马克思19世纪70年初形成的俄国村社制度两种前途的思想，以及晚年提出的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既离不开与民粹派革命者的通信交流，又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俄国问题，表明了自己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前景的清醒认识，并对民粹派革命家如何认识俄国发展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民粹派思想家们通过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系，在让自己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传播，提供了理论条件。
 
三、东渐形成：劳动解放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播
 
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践的“结合”，只是在借助资本的全球扩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工人阶级的崛起后，才得以真正进入俄国的社会现实。
 
19世纪70年代末，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掠夺性后果更加明显。仅在1879—1880年间，全国性的革命形势在多个社会层面爆发。整个19世纪7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同腐朽农奴制残余的交织、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的冲突，使社会陷入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尽管这一时期的俄国社会，还没有出现足够强大的革命力量，各种反抗运动还处于自发阶段，但是空前高涨的群众性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种子在俄国撒播并与俄国社会现实结合提供了广袤沃土。其后，一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传、向社会传播这一理论，而逐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即实现这一理论的“俄国化”历程。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种子，首先是通过劳动解放社成员的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得以散播的话，劳动解放社成员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结合俄罗斯现实而展开对民粹派基本观点的批判，在政治上区别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哲学上划清了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的界限，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的同时，更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传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劳动解放社为代表的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从理论和历史的两个维度表明其宗旨，为其后布尔什维克派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也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其“俄国化”的历史进程。
 
从19世纪80年代起，俄国工人运动持续高涨，到90年代中期，俄国工人运动进入了新阶段，不仅规模大，参加人数多，而且组织性、觉悟性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9世纪80—90年代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提供了主体条件。
 
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反响，也为不少知识分子推崇，渐为俄国社会的主导思潮。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则在追随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力图以康德的伦理思想加以补充。
 
由此，通过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著作，通过以列宁为代表的年青一代革命家，对俄国具有自发革命觉悟的劳动群众展开的持续而高效的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开启其理论民族化的历史进程的同时，终于实现了其“俄国化”的历史使命。
 
（摘编自《学术交流》2018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东渐俄国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科学网贾伟/摘）
 
（作者：郑忆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上一篇：第三罗马，东欧老大，欧洲宪兵！解读苏联之前的赶超型帝国：沙俄
• 下一篇：印度的种姓起源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