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马列 周总理晚年中央重要文献 识别假冒伪劣低红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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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导航卫星项目：1968年立项1980年下马的
秦明 · 2020-07-12 · 来源：子夜呐喊  

中国出了毛主席这样站得高、看得远的决策者是我们的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而一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自私、短视行为，都是在对国家、对人民犯罪!

　　前两天，人大教授王义桅在新浪微博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拼命研发北斗，被逼急了!》的长微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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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罢，可谓是百感交集。

　　1985年，中方负责人卜庆君参加美国GPS研讨会，被美国人明言：“特殊情况下将采取三重措施：降低精度、关闭区域甚至更换通信编码。”受制于人的窘迫感，让老航天人感觉继续上马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项目。

　　王义桅的文章介绍说，“七十年代曾提出卫星定位‘灯塔’计划，但无奈搁浅”“受限于八十年代国力，计划再度尘封”。

　　经历了90年代海湾战争美国使用卫星导航精确打击的震撼，经历了中国货轮银河号被美国关闭GPS变相扣押的耻辱，中国终于在1994年启动了北斗一号系统建设。2000年北斗首星发射，至今20年，北斗巡天终于圆梦。

　　关于80年代，陈芳允提出的“两星方案”被搁浅，王义桅文章的说法是“受限于国力”，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惯用说辞，笔者无意指责王义桅教授。

　　关于70年代“灯塔”卫星导航计划的搁浅，王义桅的文章语焉不详，笔者不揣冒昧，简单将这段历史进行了整理，与大家分享。

　　60年代初之前，导弹项目已经上马，但国内各方对卫星有多大用途还不清楚。而钱学森教授力主积极发展卫星，获得了毛主席、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强力支持。

　　顺着苏联第一名宇航员加加林上天的东风，1961年，国内举办了12次星际航行座谈会。“航天”这个中文名词的翻译就是钱学森同志定下的，所取的正是毛主席的诗词：“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星际航行座谈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卫星与导弹互为表里，相互为用，因为二者发射所需的火箭技术基本是一回事。中国第一颗卫星工程伴随着十年规划被初步提出，一开始就包括系列卫星和宇宙飞船项目。

　　1963年1月，钱学森从上海机电设计院抽调朱毅麟、李颐黎、褚桂柏和孔祥言四人，亲自指导，开展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先期准备工作。收集和学习国外“泰罗斯”气象卫星、“发现者”返回式侦察卫星、“子午仪”导航卫星、“回声”无源气球通信卫星、“电信”通信卫星和GEO通信卫星“辛康”等卫星和其他航天器技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制我国卫星和空间技术的发展规划。四人小组在同年秋完成了《中国1964～1973年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提出报告，建议制订卫星研究计划。认为“人造卫星有以下几种已经明确的用途：测地卫星、通讯及广播卫星、预警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4月29日，国防科委提交70-71年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报告;5月6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12次会议决定上马卫星，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正式启动，卫星总体组组长何正华提议第一颗卫星叫东方红一号;7月1日，中央专委批复报告，卫星工程代号定为651任务，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

　　在东方红一号研制进展顺利的情况下，1967年，海军提出发展导航卫星的建议;1968年，灯塔一号(DT-1)导航卫星正式上马，进入项目论证阶段;1970年，灯塔一号正式开始研制;

　　灯塔一号使用了重力梯度杆，壳式叠瓦太阳电池阵(1969年就已研制成功)，在当时来讲，有着极强的前瞻性。重力梯度杆是一种简单的定位装置，卫星能始终指向地球，灯塔一号重力梯度杆12米长，可伸缩，顶端一个天平动阻尼器，对地精度5到7度，类似美国子午仪卫星，上千公里极轨，4-5颗就能组成全球导航网络。

　　1972年-1979年，灯塔一号完成了模型星、初样星、热控星、结构星、电性星的模装和试验。按照我国航天卫星研制的流程，灯塔一号的地面研制和试验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就等着打试验星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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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1978年8月，根据xxx的意见，停止导航卫星计划;1980年12月，“灯塔”导航项目正式下马。一句话就让项目下马，让无数人的心血付之东流……

　　说句老实话，一颗已经完成全部研制工作，就等着上天的卫星能花多少钱，真的出不起这个钱了吗?

　　美国现在使用的GPS导航系统也是70年代开始研制，1994年才全面建成;整个工程耗时20余年，耗资200亿美元;灯塔一号花的钱还不到GPS系统的一个零头，如果整个项目能够坚持下来，通过更新迭代，我们又岂会被美国的GPS压制这么多年?

　　当年运十大飞机的下马过程几乎一模一样。最后的试飞定型只需要再追加3000万，八九十年代从国外买飞机花了几百亿，真的是没钱吗?

　　中国出了毛主席这样站得高、看得远的决策者是我们的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而一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自私、短视行为，都是在对国家、对人民犯罪!

　　切不可再让悲剧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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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13 11:36 - 焦典 - 前中后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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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典故编辑
【出处】： 宋·欧阳修《 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举例造句】： 松坡果 乐此不倦，我也可 高枕无忧，但恐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借此过渡，瞒人耳目呢。 ★蔡东藩、许廑父《 民国通俗演义》第五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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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邓小平为重获信任向主席保证：绝不翻案
发布时间： 2015-04-03 09:31:39  |  来源： 环球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 张静

　　在1969年，中国和美国开始考虑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这两个国家曾经是长达两个世纪的贸易伙伴，二战时期做过4年盟友，成为冷战敌人也有20多年。考虑到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后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毛泽东开始在朝鲜战争以后，首次决定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派遣周恩来执行这一谈判。尼克松此时正在寻求解决越南冲突的办法，并为了对付苏联而寻求长期合作，于是派遣基辛格担任跟周恩来打交道的人，通过谈判向中国示好。1971年，为了准备尼克松的访问，基辛格从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戏剧性到访，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问都是激动人心的大事件，帮助在邓小平时期中美关系的快速恢复做好了准备。
　　1966年至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导致1969年的冲突，邓小平和这一历史没有关系。但从1961年至1963年，他带领一组人马起草了给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争端的信，1963年，他于莫斯科个人发表了中方最后一次的重要讲话超越了这些愤怒的交流。尽管在1973年晚些时候，他在周恩来的身边帮助执行谈判，邓小平也与向美国的开放无关，因为这时他仍在江西。
　　不过，邓小平的贡献在随后才发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后的16个月里，毛泽东才邀请邓小平回到北京。因为在1966年毛泽东非常严厉地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还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邓小平，他也没有决定要启用他。因为走“资本主义路线”，邓小平之前被攻击得非常猛烈，这给毛泽东向其他人解释为何又让他回来带来了挑战。毛泽东的策略是，先解释说邓小平这位受人尊敬的党的领导人，过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对待”。在1972年1月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毛泽东向陈毅的家人说起邓小平和刘少奇的不同：他的情况没那么严重。周恩来当时向陈毅的家人建议说，他们应该让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广泛地为外界知晓。当毛泽东的评价传到邓小平的耳里时，这成为首个毛泽东于1971年9月发出的关于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新迹象。然而，更多的迹象还在发生。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的愿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时候，邓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获准入江西理工大学，他的小女儿邓榕可以进入江西医科大学。
　　有了这些积极的信号，1972年4月，邓小平有勇气写信给汪东兴，解释说既然他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许找人帮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就我自己来说，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许我多做几年的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回应或是消息，但是在一个月之内，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写书回忆，这些信号显示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善，而这又极大地鼓舞了邓家。邓家人等待任何积极信号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泽东对其属下的彻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间，即使他因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丧。事实上，陈云已经于1972年4月22日被允许从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泽东让邓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将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连几个月没有获得毛泽东和王洪文的任何回应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消除毛泽东对他的疑虑。信中，邓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厂向全体工人传达的关于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报告开始。邓小平写道，虽然林彪是一个精明的元帅，但林彪不听从毛泽东的命令拒绝赴朝指挥志愿军作战。
　　邓小平承认林彪在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上胜他一筹。但是，邓小平认为，林彪仅通过强调毛泽东的3篇作品（老三篇，编者注），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这种简单化的理解方法，邓小平本人无法认同，因为还有更多的毛泽东作品需要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还写道，林彪、陈伯达对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邓小平因此感谢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其进行的保护。毛泽东想听什么，便告诉他什么，邓小平对此做法没有悔意。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强调，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写的自我批评中关于他的错误是完全正确。另外，邓小平再次解释了1931年擅离广西革命军（红七军，编者注）所犯错误。他承认，作为政委，他的表现差强人意，因为他有时未能执行毛主席的观点。
　　在1960年到1961年间，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歪风。他还承认，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将与国防相关的工业转移到内地的“三线”建设决定。邓小平还说，他未能在做报告前及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未能形成汇报的习惯。邓小平还承认，“文革”中对他的批判，是正确的。
　　信中，邓小平还试图减轻毛泽东对其在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他绝不会为“文革”中被批斗的人翻案。他同时暗示，他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来。
　　这一信息，显然正是毛泽东想要听到的内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邓小平的这些保证后，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让周恩来安排邓小平返回北京。毛泽东强调，邓小平的情况与刘少奇不同。邓小平从未向敌人投降，也未向国民党传递秘密情报。另外，邓小平在战争中支持刘伯承，还对党对国家做出过很多其他的贡献。
　　收到毛泽东的信当天，周恩来就将其在中央委员会中传阅。但是因为江青反对让邓小平重归政坛，此后未能采取任何行动。
　　1972年9月，邓小平感觉到他可能被允许获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放包括瑞金在内的江西苏区老革命根据地，此要求获得批准。这也是他在江西3年间第一次被允许离开所居房屋。他重访江西苏区花掉了5天时间，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级领导接待规格。邓小平还获准用两天时间看望了1952年后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当时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接受干部再教育。随后，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王瑞林获准一同返京，重新担任邓的办公室主任一职。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询问汪东兴和纪登奎有关毛泽东8月指令为何没有执行。同年12月27日，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汪东兴和纪登奎回应称邓小平可以返京。一个月后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书记白栋材将好消息告知邓小平。同年2月20日，邓小平所在工厂的工人为邓送行，而后邓小平乘车到达鹰潭，从鹰潭坐火车到达北京。离开江西时，邓小平说：“我还可以工作20年。”的确，邓小平此后一直工作了19年零8个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时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国领导体制中，一个被批斗的人重返重要岗位时，这首先意味着此人重获赏识:其他人比较容易认可这种任命。当邓小平于1973年2月22日从江西返京后，他并未被立即任命职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现意味着他将重新担任重要角色。当邓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传开后，邓小平拜访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参加任何正式会议或者担任任何职务，也未能与周恩来或者毛泽东会面。
　　但很快，毛泽东让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开会，商讨邓小平未来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帮”成员比如张春桥，以及张春桥的后台江青强烈反对邓小平恢复工作并担任要职。但是毛泽东坚持认为，邓小平应该回到工作岗位，并参加日常会议。最后，经过慎重考虑，政治局建议邓小平去业务组工作，这一机构由周恩来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职责是，在混乱的“文革”中维持政府正常工作，邓小平也被允许每周参加一次党的会议。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希望毛泽东以文件形式将这些针对邓小平的决议稳定下来，毛泽东批准了，相关文件也发送到邓小平和其他党委那里。
　　1973年3月28日晚，邓小平已经回到了北京，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认为邓小平有很多优点，他精神好、身体好，急切盼望恢复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接见了邓小平，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内第一次。他对邓小平说，“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邓小平的回应是，他身体很好，因为他相信主席，随时等待着主席的召唤。那晚，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召集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邓小平将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外事。邓小平虽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参加政治局的重要会议和讨论。周恩来还给毛泽东一个信，总结了政治局讨论的内容，毛泽东同意会议结果。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招待宴会，这是自1968年以来，邓小平首次参加官方活动，这时他的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
　　很清楚，毛泽东希望邓小平能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我们知道的，1973年间，邓小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仅是主持许多重要会议，还有就是协助周恩来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党代会上，邓小平正式成为党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到了1973年12月，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焦典

第九章 晚年岁月（1）
2014年01月22日08: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解放被打倒的党政军老干部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跑了“拿枪杆子”的，但是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周恩来心想，斗争将更为险恶。

这时，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革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其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1971年9月下旬，周恩来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宣布撤销原来由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中央军委的工作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同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

“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后，周恩来于10月4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办公会议的所有成员。毛泽东讲话时，表明了要解放老帅，解放老干部，整顿军队的想法。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周恩来的信任。他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此时，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密切注视着国家政治形势，从新闻媒介上注意到“副统帅”林彪竟然没有出席当年的国庆活动，就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邓小平当年被以“紧急战备疏散”的名义疏散到江西时，为保证他在江西的安全，当年周恩来多次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的负责人，详细交代：“要保证邓小平一家的安全，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邓小平在江西期间，周恩来始终惦记着他，1970年秋天，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时候，还深情地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起过很久不见面的老朋友邓小平，他说：“这里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被下放到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11月6日，邓小平突然接到一个让他到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的通知。邓小平的党籍虽然保留下来了，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时的邓小平更是预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因为连续几个星期报纸上没有看到林彪的名字了。

邓小平夫妇像往常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他们走后，邓朴方、邓榕等心神不安，等着他们听传达回来。要知道，在“文革”中，什么都可能发生，是福是祸，是凶是吉，老天爷都不能预料。还是不出所料，这次传达的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回到家，抑制不住内心兴奋的卓琳把女儿邓榕拉到厨房里，背着监管人员，在手掌上写下了“林彪死了”几个字。当天晚上，为庆祝这一胜利，邓家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期间，邓小平感慨地说了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不动声色但内心激动的邓小平，在家里认真地逐章逐句阅读中央文件，思考一些问题，他想得很多很深，感到有许多话要向党中央、向毛泽东说。于是，他展开纸张，奋笔疾书，用了一个下午和两个晚上的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信。在听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寄往北京。

在信中，邓小平揭批了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他表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

久违了的邓小平那娟秀的字迹，出现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他细细地端详着。毛泽东想到了江西苏区时的“邓、毛、谢、古”，邓小平那时是为他挨的整，如今邓小平再次挨整落难已多年，依然忠贞不贰。也许他想到了那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林彪，忠奸如此分明。他还想到了许许多多遭林彪一伙诬陷，自己听一面之词而错误打倒的革命老干部。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周恩来清楚，毛泽东身处两难境地，自己所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一伙迫害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溘然长逝。

陈毅离去，对周恩来的打击非常之大。两人之间的情谊，用情同手足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拼全力保护陈毅。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不惜以亲自陪斗的方式。他还对造反派说：你们要揪斗陈毅，除非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尽管有周恩来的全力保护，但陈毅仍然被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而受到很大的冲击和不公正的对待。后来，心情郁闷的陈毅患上了直肠癌。为挽救陈毅的生命，周恩来亲自批示将陈毅送到北京日坛医院治疗，亲自找医生了解陈毅的病情，又亲自批准了日坛医院给陈毅的手术方案。在对陈毅进行手术的过程中，周恩来派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卞志强到手术现场，随时听取手术情况汇报。并嘱咐：“切下的癌组织要让张茜同志看看，但要让她保密，不要告诉陈老总。”

陈毅逝世，周恩来十分悲痛，认真审改了陈毅的悼词稿，补写了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其中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将修改稿送给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他阅后删去了有关功过评价的补写文字，还批告周恩来：基本可用，但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周恩来意识到，要为老干部们彻底平反，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如果走得太急，毛泽东可能接受不了。

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然而，江青、康生一伙尽量压低追悼会的规格，中央政治局委员均不出席。

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心潮难平，突然决定调车去参加追悼会。

其实，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的党内老同志陈毅彻底恢复名誉，二是说明像陈毅这样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过批判的老同志，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值得信赖的。

这是一个对解放老干部极为有利的事情。机敏的周恩来立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及凡是提出要去参加陈毅追悼会的重要人物：“都可以去参加。”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其本身的含义。

来不及换掉睡袍、仅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的毛泽东匆匆赶到了八宝山。周恩来把毛泽东迎进休息室在沙发上坐下，毛泽东提出要见陈毅的夫人张茜及其子女。

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握住毛泽东的手，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看着悲咽的张茜，不禁也凄然泪下：“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叫张茜坐在自己的身边。张茜看到毛泽东亲自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心情非常激动。她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

毛泽东又一一问及陈毅几个孩子的名字及近况。周恩来在旁边一一做了介绍。毛泽东勉励陈毅的几个孩子：“要努力奋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听到毛泽东这样说，周恩来的心里也感到无比欣慰。同样令周恩来高兴的是，毛泽东还提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一个寻找和利用时机逐步“解放”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计划，在周恩来心中酝酿开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低沉的哀乐声中，周恩来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主席给邓小平问题“定性”的话传出去。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自己不断地为邓小平“复出”和“解放”老干部制造舆论。北京的信息，很快传进了邓小平耳畔。邓小平考虑到治疗邓朴方的病要紧，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将邓朴方转到北京的大医院。周恩来批示：“邓和卓琳的工资照发。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来京施手术，此事可以问杨德中如何办。”

1月份，周恩来又指示有关方面负责人，将彭德怀及其他被监护者转移到北京木樨地附近的某单位，改善他们的居住、饮食等条件，并给他们配备医护人员。

江青一伙很快就意识到，周恩来的做法会使他们打倒老干部、篡党篡军夺权的阴谋功亏一篑。为此他们加紧了阻拦的步伐。

就在这种对抗的力度不断加大的时候，79岁的毛泽东和74岁的周恩来身体状况都明显地下降了。1月中旬，毛泽东曾病危一次，经周恩来组织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毛泽东才转危为安。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周恩来、张春桥、汪东兴等共同负责毛泽东医疗组的工作。就在毛泽东身体出现险情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也每况愈下。4个月以后的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了膀胱癌。

这时候的江青，则更为猖狂，对毛泽东的治疗，她一再干预，甚至以吵闹相要挟，以至引起毛泽东愤而拒药。对周恩来的治疗，江青也百般刁难，到后来，江青甚至闯进周恩来的病房捣乱。这件事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都看不下去了，她曾对老朋友阳翰笙说：“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此种事态，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凸显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政治权力将如何归属？身患重病却政治头脑极为清醒的周恩来，看准了一点：决不能让党和国家的权力再次落入阴谋家的手中。在他和毛泽东等人百年之后，必须把权力平稳地移交给真正地为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着想的人！

由于许多老干部在“文革”中在被批斗过程中身心受到摧残，健康状况甚差，这年4月，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两位部长发生心脏病因无处就医，救治不力而相继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恢复对老干部的体检和医疗制度，并亲自做布置。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10家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内的时间对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做了体检。其中不乏老同志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体检的，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安排了工作。此外，不少老同志还在周恩来亲自干预下获得了自由，住院检查身体，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五一”前夕，邓家兄妹到北京的消息，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不胫而走。素以仗义执言而著称的王震让一位老干部带口信，叫邓榕到他家去。老少两人一见面，王震快人快语：“告诉你的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你赶快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

王震的这番话，实际代表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大批老革命家的共同心声。邓小平这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成了他们与江青集团斗争、解放广大受迫害的老干部的旗帜。邓榕深知王震这番话的意义和分量，大喜过望，第二天她等不及在北京过节，立即踏上南下的列车。

对邓榕带来的好消息，邓小平并未很快做出反应。直到8月3日，他经过反复思考，谦虚地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同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做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就在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写信的第二天，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发展，医生强制他搬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住了几天，边工作，边休息。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后，心花怒放。为落实这一批示，他当机立断，一方面将毛泽东的指示和邓小平的信，批交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管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在周恩来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解放”邓小平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解放诸如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对江青一伙来说形势极为不妙，为此他们把周恩来的做法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尽管江青等人对此百般阻挠，使邓小平等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但是这种“回潮”之势，已经不可逆转。

这期间，周恩来还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重要工作。然而他的身体，不仅受到癌细胞的侵害，而且心脏病也进一步发展。11月11日，负责医疗工作的卞志强和张佐良不得不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等人写了一份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汇报了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情况，并列出他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

周恩来的病情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阅看病情报告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是对周恩来而言，病情的加重无疑更加促使了周恩来加快工作的进度，尤其是加快“解放”邓小平等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步伐。

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此外，两人还就邓小平等人的“解放”问题上有了一致意见。

次日，周恩来趁热打铁，给纪登奎、汪东兴写了一封亲笔信：“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同时，周恩来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当天，周恩来还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了与毛泽东商定的“解放”老干部意见，他让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具体承办邓小平、谭震林回京的事宜。

10天以后，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拿出了安排谭震林、邓小平工作的意见，并致信周恩来说：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鉴于谭震林骨伤在身，急需回京进一步治疗；还由于邓小平的职务需要更好地安排，但这种安排尚存在障碍，周恩来阅信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与此同时，“解放”军内一大批被打倒的将军、平反“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工作，也提到了周恩来的办事日程上。

经过一番艰难的周折，最终有175位将军得到了“解放”。这些将军，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立下过赫赫战功、威震敌胆的人物；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国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为“解放”这些部队的英才并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周恩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焦典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10月25日 17:31

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他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 ”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据外交部网站）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四月十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布迈丁主席的倡议下，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顺利召开了。联合国成立二十九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什么“均衡裁军”，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到头来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既没有“均衡”，也不可能“限制”。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剧烈的争夺。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球。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处在长期紧张对峙之中。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角逐正在加剧。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入发展。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光荣诞生。莫三鼻给、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戳穿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它们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席先生：     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大家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它们利用当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推行畸形的单一经济，攫取廉价的农矿产品，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扼杀民族工业，进行不等价交换，榨取超额利润。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政策造成的结果。     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建立“国中之国”，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它们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它们自己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原料价格，牟取暴利。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它们相互间竞争的激化，它们还用转嫁经济、货币危机的办法，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在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方面，并不逊色。它在自己那个“大家庭”中以所谓“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的名义，采用高压手段，榨取超额利润，其损人利己的程度，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也不常见。它打着“援助”、“支持”的旗号，在一些国家中搞的联合企业，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翻版。它惯于利用陈旧设备和报废武器，标高价格，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原料和农产品。它大做军火买卖，成了世界军火商。它经常乘人之危，进行逼债。在这次中东战争中，它用贩卖军火赚取大量外汇，用低价买进阿拉伯石油，再用高价出售，转瞬之间大发横财。它还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国际财产，它竟然说，“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理论。它比另一个超级大国所标榜的名为“相互依存”，实则维持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论调，更加露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真诚地支援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而这个超级大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更加证明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     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阻止不了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经济解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最近在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用石油作为武器，狠狠地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它冲破了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垄断国际经济的局面，也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巨大威力。既然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可以勾结在一起，任意操纵市场，严重地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那么发展中国家又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冲破帝国主义的垄断，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呢？石油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石油斗争上已经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问题上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     还应当指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超级大国为了扩军备战、争霸世界，必然要疯狂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掌握和保护自己的资源，不仅对于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反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制止它们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必要的。     主席先生：     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所散布的一切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别有用心的。     我们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在现阶级，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进一步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互相疏远。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正在利用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暂时分歧，进行挑拨文化，破坏团结，以达到它们继续操纵、控制和掠夺的目的。我们应当保持充分警惕。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内部，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在石油问题上，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做出积极努力，寻求适当途径，谋求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此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主席先生：     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一切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们收归国有。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甚至减免债务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有责任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的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当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主席先生：     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益衰败没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焦典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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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志们记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加强战备、参加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由二千八百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人民战胜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九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３８０页）     同志们！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跨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关于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挝、柬埔塞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斗侵略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坚持二百海里领海和经济区的斗争，都在继续前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判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认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发动战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同志们！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某些不正之风，还有待努力克服。我们全党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要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使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各级党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水平。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经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能上能下，经得起几上几下的考验。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态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焦典

第九章 晚年岁月（2）
2014年01月22日08: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把邓小平重新推上政治舞台

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北京西郊马神庙附近的一个叫花园村的大院子里。当晚，汪东兴到邓小平的住地看望，邓小平感谢他几年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周总理的意思办的。”

邓小平回北京的消息在中央内部传开了。一些老同志要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夫妇。大家相见，又是叙旧，又是问好，而更多的则是讲述“文革”中的各种遭遇，痛斥林彪集团的罪恶行径。

周恩来看见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之情。这位和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兄长，对邓小平在江西3年多的日子，时刻给予着关心。周恩来把邓小平的近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高兴：“你就告诉他吧，准备工作吧！先休息几天，刚刚从外地回来，可能有些事，他也不知道。先让他熟悉一下情况，看看文件，准备工作吧！”

75岁的生日刚过，周恩来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的时候，加快了周密策划把邓小平一步一步地重新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步伐。3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董必武等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江青一伙从内心讲是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的，但这是毛泽东的提议，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加之林彪集团垮台后，他们也感到势单力薄。经过一阵拖延后，他们尽管暗中百般阻挠、从中作梗，但见没有别的选择了，只得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提议。

3月9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指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收到报告后，当即批复：“同意。”

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一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邓小平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对于中央的一系列直接关系到自己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却并不知道。虽然他预感到自己复出的时间已经迫近，但绝对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这样迅速。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的文件，完成了邓小平政治上的二落二起的最后一道手续。

邓小平的事，终于有了着落。周恩来长舒了一口气。只有这件事办出了眉目，他才能遵从毛泽东的意见考虑自己的休息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明显地感觉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有话要说。果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了从年初以来自己病情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极少提出休假要求的周恩来，这次却不得不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请假两周，接受检查治疗。

周恩来还对自己离开后两周时间内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

这一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前往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接受医生的全面检查和治疗。

周恩来太累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的战友和得力助手一个个被打倒了，只有他还在独自苦撑危局。“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更是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终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他多么需要一个武能安邦、文能治国、才思敏捷、办事干练的得力助手分担一下肩上的重负啊！如今，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和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邓小平恢复工作一事正式成为现实，周恩来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可以安心休息几天了。

周恩来在玉泉山接受全面检查和治疗期间，不忘委托邓颖超前往看望邓小平夫妇，并向邓小平夫妇通报自己的病情。

得知兄长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亦心如刀绞。他想象得到，自己下放江西3年多，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暂时消失了，但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身体却未曾受到多大的损伤；处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旋涡中的周恩来，却被无休止的工作和阴谋家们无休止的迫害，极度地损耗了身心的健康。

治疗中的周恩来，急盼着身体尽快好转。病情稍有点稳定，他便遵守了“请假两周”的诺言，于3月24日下山，返回了中南海。

下山后的4天里，周恩来便忙得毫无喘息的时间。这几天，除了亟待他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外，他还要接待来访的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直到28日签订了中国和喀麦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后，周恩来才喘过一口气来。

3月28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等人约见了还未正式开始工作的邓小平，商议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后的工作安排。第二天，为给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好的条件，周恩来又约邓小平到中南海毛泽东处谈话。

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离别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望着几年不见、已经明显苍老的毛泽东，邓小平百感交集，决心努力工作，不辜负毛泽东的信任和厚望。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这件事办妥后还没有几天，周恩来又不得不接受医疗组的意见，于4月2日至9日再次到玉泉山接受一个星期的手术治疗。治疗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再一次与邓小平夫妇进行了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对邓小平充满了极大的寄托。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周恩来选择了4月12日。

4月12日19时30分，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抱病的周恩来满面春风，神采飞扬，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这次招待会，周恩来特意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前来参加。

参加宴会的人发现，随同领导人和贵宾一道出来的，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却极其眼熟的人。他是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第一次在重大的外事场合露面，其公开身份就是“国务院副总理”。顿时，邓小平成了宴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宴会还在进行，一些特别敏感的记者纷纷抢先走出大会堂，直奔近处的邮电大楼，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第二天，港台及世界上的许多新闻媒介，对于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大加报道和渲染。一时间，邓小平复出，成为海外人士评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关键词”。有一家外国媒体，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中国打不倒的小个子”。也有记者这么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被邀请参加当晚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邓小平在这次宴会的亮相，可以说是周恩来精心设计的一个杰作，强烈地烘托出邓小平政治上再起的重大意义。而周恩来心中更加清楚，邓小平的复出必定引来江青一伙的不满，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对周恩来而言，邓小平虽然在讨论重要政策时可以列席政治局的会议，但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很难说有什么发言权。当务之急，是想法把邓小平补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为此，周恩来为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大造舆论。

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是一个机会。主持会议时，周恩来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有意强调：“今年3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现在的副总理中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住处，密谋策划。江青说：“邓小平要是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康生在一旁谋划说：“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他们最后商定，要联合一些死党和帮凶，在十大上做文章。

经过3个月的仓促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4日在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政治报告。

出席会议的人们明显地感觉到，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在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青云直上，他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的党章基本上继承了九大党章的内容，主要是删掉了有关“林彪接班人”的内容。

会议的结果，在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打倒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极为复杂的是，十大充满了重大的政治较量。在这次会议上，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一些亲信、党羽，也纷纷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会上，林彪、陈伯达被永远开除党籍了，但“四人帮”的势力却加强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文革新贵”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充当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尽管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老同志，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势力却得到了大大的加强。由于强大的阻力，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仍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于是，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两大阵营。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邓小平。12月12日起，毛泽东连续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为了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提出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他批示道，以前“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以后改了吧”。

3天后，毛泽东同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送给邓小平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在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再次宣传邓小平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邓小平，要全面重用邓小平。病体沉重的周恩来深受鼓舞。就在22日会后，周恩来不顾疲倦的身体，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当即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中央军委5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这样，邓小平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文革”中苦撑危局整整8年的周恩来，这时病情日益沉重，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同时，毛泽东下决心赋予邓小平更大的职权，对他抱有厚望，期望在周恩来不能承担工作时，由他接管，以维系党、政、军工作运转。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复职和一批老同志复出掌权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刁难。

在清理林彪于北京西城区毛家湾的住所时，江青一伙发现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之类的条幅。这本是林彪他们附庸风雅的东西，阴谋家们却借题发挥，声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并选编成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了这些材料，江青一伙借机大肆鼓噪，一场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推开了。

野心家们唯恐人们不理解他们真实的目的，到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王洪文的话就泄露了江青一伙的“天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11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所谓的“第11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10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言而喻，如今所进行的是“第11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他们满怀复仇心理，借“批林批孔”运动，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等。

江青通过她的爪牙组成梁效的写作班子，撰写《孔丘其人》等文章。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文章还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句句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终于病情日见沉重。这时，江青却大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做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表明自己的态度：“批林批孔”他同意，“批‘周公’”他反对。

1974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决定于这年的4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出外交和国际经验上卓有声望的人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他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做大会发言。

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江青等已十分不满；邓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江青等更是恼怒。出席联大会议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出风头”的“美差”，也要让邓小平来担任，江青简直无法容忍。

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公然反对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3月24日，周恩来不顾江青的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到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向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在3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在会上的表现，大为不满。

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当晚，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邓小平说：“既然主席决定我，我还是去，聋子办外交嘛。”

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对于这届联大，中央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亮相，关系到新中国外交形象。邓小平接到中央的任命后，立即全力投入了准备工作。周恩来也开始协助邓小平准备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4月2日、3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这篇发言稿，研究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期间的具体工作方针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会议

与此同时，周恩来不顾病痛，亲自为邓小平的出行做细致周密的安排。他召集外交部和民航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欢送礼仪和代表团专机的飞行安全。他对民航领导交待：“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为确保航线畅通，他建议民航机组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如遇情况，可以确保飞行。当时，我国完全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没有通往西方国家的飞行航线，为了邓小平此次出席联大会议，周恩来特别批准我国民航飞机申请航线，进行一次极其特殊的飞行任务。

4月6日清晨，周恩来破例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面对消瘦的周恩来和精神矍铄的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多少嘱托和信任，都付与了这紧紧的一握。

焦典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全文如下：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 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

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 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 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 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 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 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 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 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 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 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 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 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 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 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 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 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 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 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 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 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 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 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 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 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 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 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 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 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 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 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 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 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 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 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 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 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 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 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 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 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 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 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 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 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 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 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 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 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 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 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 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 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 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 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 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 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 ，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 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 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 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 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 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 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 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 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焦典

第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1975.1.13）
人民日报 · 2016-05-19 · 来源：197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摘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各位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巩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各位代表!
　　我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阐明了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各级领导班子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积极培养青年、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能上能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各位代表!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世界上到处讲缓和、讲和平，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对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我们支持西欧国家在这个斗争中联合起来。我们愿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为增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他们背弃中苏两国总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达成的谅解，拒绝签订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内容的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致使中苏边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他们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连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防止武装冲突这样的事情都不干，却侈谈什么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条约，这除了为着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奉劝苏联领导，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保持警惕，加强防御，准备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全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战备。要认真办好民兵、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各位代表!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大事，抓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
　　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
　　我们必须发扬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197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焦典

第九章 晚年岁月（5）
2014年01月22日08: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过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除了以往的膀胱癌，又新增添了结肠癌。1975年3月底，周恩来做了第3次大手术。

手术后，躺在手术床上包扎着伤口的周恩来刚醒过来，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人民的身体健康问题。当医护人员看到总理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要说什么时，他们俯下身去，听到的是要找李克农的二女儿、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冰。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被召唤回来，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

因为云南锡矿工人有很多硅肺，硅肺可能转变成肺癌。周恩来知道癌症的痛苦，也知道硅肺工人的痛苦。听后，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点头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强忍着不让泪水在周恩来面前流出来，不敢久留，匆匆退出手术室。一到走廊，李冰再也抑制不住，放任泪水夺眶而出。

其实，早在1971年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就要求李冰他们树雄心、立壮志，攻克肿瘤难关，还说：“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他特地提到河南林县和西北地区食道癌多的问题。后来，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走出高楼深院，下到农村、工矿，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调查食道癌的发病情况。科研人员还特地绘制了一张我国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周恩来听到调查汇报后，十分高兴，并将这张图一直留在自己的办公室，他多么想将肿瘤发病区一个个地从图上抹掉……

这时，邓小平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已经肆虐了9个年头，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大刀阔斧地对全党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每两周就有一两次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4月29日、30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等谈话，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5月3日晚，毛泽东亲自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召集和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周恩来也抱病从医院赶到。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大反“经验主义”和大搞宗派活动提出严厉批评。他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当着全体政治局成员的面，他告诫王、江、张、姚：“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会议的紧张气氛，在毛泽东转入谈古论今以后才缓和下来。周恩来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于是，到会人员一一同毛泽东握别。毛泽东同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做了个翻过来翻过去的手势，告诫他：“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要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支持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随后，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亲笔起草了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等。

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但他仍忘我地顽强抗争着，夜以继日地工作。5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容，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一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随后，他同侄女周秉德通电话，在谈到生死问题时说：“这有什么难过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

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次在得知自己的病已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他郑重地对邓颖超说：“我死了以后，我的骨灰不要保留，拿去做肥料。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而且也许还可以起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们以前相约好了，要相互保证。我可以保证你，你未必能保证我。”周恩来十分理解邓颖超的心情，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也对身边工作人员赵炜讲了。

但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重大，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他只有加倍地工作。为此，在3月至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人4次。

6月9日，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自代表中央为这位含冤离开人世的战友致悼词。他百感交集，一连向贺龙的遗像鞠了7次躬。他为没有保护好与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歉疚，也为生前能为贺龙平反而慰藉。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致悼词以及举行仪式的消息均未公开发表。

7月1日，周恩来出席在北京医院举行的中泰建交签字仪式，同泰国总理克拉?巴莫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当时，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请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

果然，一个多月以后，风浪再起。这年8月，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江青说得明白：“评论《水浒传》的要害是架空主席。”“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一次，周恩来对蔡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他又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就在江青一伙起劲地掀起“评《水浒》”浪潮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这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4分钟也走不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第4次手术。

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周恩来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

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也是他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

签名后，他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平车上，问身旁的工作人员：“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立即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费力地伸出手，紧紧与邓小平的手相握，字字千钧地说：“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好，比我强得多！”

在被推着往手术室走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

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5次手术。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他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

叶剑英经常到医院看望，既谈工作，也谈点其他的，陪周恩来减轻病痛。一次，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切切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这年七八月间，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癌症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时，他就紧紧地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数着：“一！”又咽下一口：“二！”……

邓颖超每天都要到医院看望，因为她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她便尽量给他以安慰和温存。尽管邓颖超此时也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不给周恩来增加任何思想压力。

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叶剑英对吴阶平等医务人员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12月20日早晨，周恩来的体温38.7度，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他提出约见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按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当时，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阻挠罗青长面见周恩来，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发话：“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当罗青长驱车赶到医院时，周恩来正陷于昏迷状态。于是，他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邓颖趣这样叮嘱：“恩来病得很重，你要有思想准备，见了他不要太难过，一定要克制。他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你多听他讲。”

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苏醒过来，罗青长在床前坐下。周恩来低声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就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听到这里，罗青长还是忍不住泪眼模糊，声音哽咽，但想起邓颖超事前要自己坚强的叮咛，他强忍悲痛，抑制着感情，连声对周恩来说：“党政军的同志们都问候您，全国人民都关心您，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

看得出，周恩来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他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前些时候，当他知道张学良眼疾几乎失明时，十分焦急，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嘱咐罗青长一定要设法关注张学良。并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会怎样？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台湾问题。周恩来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心想：总理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12月底的一天，周恩来的精神好了一些，邓颖超轻轻地把他扶起来斜靠在枕上。看上去，周恩来的心情似乎不错，他用手摸摸脸上的胡茬说：“小超呀，我这脸不知成什么样子了，真想请朱师傅来帮我清洁一下。”

周恩来所说的朱师傅叫朱殿华，是北京饭店的理发师。他给周恩来理了20多年发，一般情况下，周恩来总是自己到饭店去理发，有时因为工作忙，或急需接待外宾，他才派人把朱师傅接到家里来。周恩来对朱师傅十分尊重，从不埋怨或指责，每次朱师傅走进屋来，周恩来总是说：“老朱，又让你跑一趟，该耽误你的工作了。”每次朱师傅理完发，周恩来总会说：“谢谢！”

前些年，有一次，朱殿华去西花厅给周恩来理发，刚刮了一半脸，周恩来突然一咳嗽，朱师傅没提防，在他脸上刮了个小口子。朱殿华心里一紧张，不知如何是好。周恩来见状安慰他说：“这不怪你，怪我咳嗽没有向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为减轻朱师傅的思想负担，周恩来那天特意留他吃了晚饭再走。

周恩来住院后，朱殿华定期去医院为他子修胡子刮脸。可是到1975年底，周恩来病情加重后，朱殿华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去了，周恩来的胡须长了，他想见见朱师傅，请他为自己修修面、理理发。秘书似乎看透了周恩来的心思，忙问：“是不是请朱师傅来一下？”周恩来想了想，叹口气，又摇摇头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听到这里，身边的同志一阵酸楚，别过脸去。

1976年元旦，毛泽东于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邓颖超带来这两首词，并请秘书给周恩来朗诵。重病中的周恩来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歌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吟，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5日，周恩来做了第6次大手术，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手术。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眼睛，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声音极为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对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