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马列 周总理晚年中央重要文献 识别假冒伪劣低红高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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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导航卫星项目：1968年立项1980年下马的
秦明 · 2020-07-12 · 来源：子夜呐喊  

中国出了毛主席这样站得高、看得远的决策者是我们的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而一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自私、短视行为，都是在对国家、对人民犯罪!

　　前两天，人大教授王义桅在新浪微博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拼命研发北斗，被逼急了!》的长微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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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罢，可谓是百感交集。

　　1985年，中方负责人卜庆君参加美国GPS研讨会，被美国人明言：“特殊情况下将采取三重措施：降低精度、关闭区域甚至更换通信编码。”受制于人的窘迫感，让老航天人感觉继续上马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项目。

　　王义桅的文章介绍说，“七十年代曾提出卫星定位‘灯塔’计划，但无奈搁浅”“受限于八十年代国力，计划再度尘封”。

　　经历了90年代海湾战争美国使用卫星导航精确打击的震撼，经历了中国货轮银河号被美国关闭GPS变相扣押的耻辱，中国终于在1994年启动了北斗一号系统建设。2000年北斗首星发射，至今20年，北斗巡天终于圆梦。

　　关于80年代，陈芳允提出的“两星方案”被搁浅，王义桅文章的说法是“受限于国力”，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惯用说辞，笔者无意指责王义桅教授。

　　关于70年代“灯塔”卫星导航计划的搁浅，王义桅的文章语焉不详，笔者不揣冒昧，简单将这段历史进行了整理，与大家分享。

　　60年代初之前，导弹项目已经上马，但国内各方对卫星有多大用途还不清楚。而钱学森教授力主积极发展卫星，获得了毛主席、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的强力支持。

　　顺着苏联第一名宇航员加加林上天的东风，1961年，国内举办了12次星际航行座谈会。“航天”这个中文名词的翻译就是钱学森同志定下的，所取的正是毛主席的诗词：“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星际航行座谈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卫星与导弹互为表里，相互为用，因为二者发射所需的火箭技术基本是一回事。中国第一颗卫星工程伴随着十年规划被初步提出，一开始就包括系列卫星和宇宙飞船项目。

　　1963年1月，钱学森从上海机电设计院抽调朱毅麟、李颐黎、褚桂柏和孔祥言四人，亲自指导，开展人造卫星研究设计的先期准备工作。收集和学习国外“泰罗斯”气象卫星、“发现者”返回式侦察卫星、“子午仪”导航卫星、“回声”无源气球通信卫星、“电信”通信卫星和GEO通信卫星“辛康”等卫星和其他航天器技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制我国卫星和空间技术的发展规划。四人小组在同年秋完成了《中国1964～1973年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提出报告，建议制订卫星研究计划。认为“人造卫星有以下几种已经明确的用途：测地卫星、通讯及广播卫星、预警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卫星、侦察卫星;4月29日，国防科委提交70-71年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报告;5月6日，中央专门委员会第12次会议决定上马卫星，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正式启动，卫星总体组组长何正华提议第一颗卫星叫东方红一号;7月1日，中央专委批复报告，卫星工程代号定为651任务，国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

　　在东方红一号研制进展顺利的情况下，1967年，海军提出发展导航卫星的建议;1968年，灯塔一号(DT-1)导航卫星正式上马，进入项目论证阶段;1970年，灯塔一号正式开始研制;

　　灯塔一号使用了重力梯度杆，壳式叠瓦太阳电池阵(1969年就已研制成功)，在当时来讲，有着极强的前瞻性。重力梯度杆是一种简单的定位装置，卫星能始终指向地球，灯塔一号重力梯度杆12米长，可伸缩，顶端一个天平动阻尼器，对地精度5到7度，类似美国子午仪卫星，上千公里极轨，4-5颗就能组成全球导航网络。

　　1972年-1979年，灯塔一号完成了模型星、初样星、热控星、结构星、电性星的模装和试验。按照我国航天卫星研制的流程，灯塔一号的地面研制和试验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就等着打试验星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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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1978年8月，根据xxx的意见，停止导航卫星计划;1980年12月，“灯塔”导航项目正式下马。一句话就让项目下马，让无数人的心血付之东流……

　　说句老实话，一颗已经完成全部研制工作，就等着上天的卫星能花多少钱，真的出不起这个钱了吗?

　　美国现在使用的GPS导航系统也是70年代开始研制，1994年才全面建成;整个工程耗时20余年，耗资200亿美元;灯塔一号花的钱还不到GPS系统的一个零头，如果整个项目能够坚持下来，通过更新迭代，我们又岂会被美国的GPS压制这么多年?

　　当年运十大飞机的下马过程几乎一模一样。最后的试飞定型只需要再追加3000万，八九十年代从国外买飞机花了几百亿，真的是没钱吗?

　　中国出了毛主席这样站得高、看得远的决策者是我们的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而一切“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自私、短视行为，都是在对国家、对人民犯罪!

　　切不可再让悲剧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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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周恩来 百度百科

《魅力周恩来(共和国开国总理与总管家)》讲述周恩来一生至情至性、至高至圣、大智大勇、鞠躬尽瘁。他出身名门，却是苦难童年；从小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拒绝蒋介石委任要职，发动组织指挥上海工人运动和南昌起义，实施战略大转移，力主毛泽东进党中央领导核心；处置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赴国统区与蒋介石斗智斗勇，艰难推进民主进程；开国前夜，秉笔起草《共同纲领》，筹备开国大典，组建政务院，运筹抗美援朝，编制“一五”计划；代表新中国走上国际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现中法、中日、中美建交；“文革”中苦撑危局，殚精竭虑保护干部，千方百计维持经济运转，果断处置林彪事件；病魔缠身的晚年岁月，同江青一伙较量，把邓小平重新推上前台——这些历史的内情或迷局，生动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真情与风采。一起来翻阅《《魅力周恩来(共和国开国总理与总管家)》吧！
书    名 魅力周恩来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页    数 528页 开    本 16 品    牌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    者 余玮 出版日期 2013年3月1日 语    种 简体中文 ISBN 7511514898
目录
1 基本介绍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2 图书目录
3 名人推荐
基本介绍编辑
内容简介
《魅力周恩来(共和国开国总理与总管家)》由余玮编著，周恩来以无私的献身精神毕生为祖国人民服务，用人民认为合适的一切方式为人民发挥了自己巨大的才能。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和进步所作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的纪念碑。
作者简介
余玮，曾用名新伟，笔名愚公，湖北赤壁人，中共党员，作家、诗人、资深记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在新闻出版界有“红色传记作家”与“高端人物的解密者”之誉。曾供职新华通讯社、中华英才半月刊社、中华儿女杂志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出版有《世纪小平》、《魅力陈云》、《敦厚朱德》和《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等32部（卷），并有作品收入中学《语文》课本，近100次获各级各类奖励或表彰；多次参与全国“两会”等重大战役性新闻报道，且系大型电视专题片《探访文明——红色之旅》总撰稿。
图书目录编辑
第一章大鸾翔宇
　　家世渊源
　　苦难童年
　　离别淮安赴东北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入读南开学校
　　南开最好的学生
　　东渡日本求学
　　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创办觉悟社
　　旅欧探求革命真理
　　发起成立旅欧党组织
　　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
　　第二章伍豪传奇
　　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与邓颖超结为伉俪
　　拒绝蒋介石委任重要职务
　　组织指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发动领导南昌起义
　　率部队艰难辗转
　　赴莫斯科参加六大
　　忍辱负重维护党的统一和生存
　　中央苏区与毛泽东首度合作
　　力荐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同朱德并肩粉碎蒋介石军事“围剿”
　　与博古、李德的斗争
　　实施战略大转移
　　殚精竭虑指挥转战
　　提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
　　历尽千辛万苦万里长征
　　第三章大智大勇
　　“逼蒋抗日”：与张学良形成共识
　　赴西安参加谈判
　　艰难曲折的国共和谈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力促郭沫若出任第三厅长
　　摔伤右臂真相
　　到莫斯科疗伤
　　要求共产国际驱逐李德
　　赴重庆开展国统区工作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与蒋介石斗智斗勇
　　胡宗南设下鸿门宴
　　针锋相对坚持联合政府主张
　　毛泽东击掌决定：去重庆赴宴
　　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
　　抗议较场口事件
　　追悼死难烈士
　　艰难的民主事业进程
　　第四章决战决胜
　　转战陕北
　　五大书记齐聚西柏坡
　　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第五章开国奠基
　　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
　　举荐陈云主持财经工作
　　“恩来是内阁总理”
　　进京“赶考”
　　主持北平和谈
　　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执笔起草《共同纲领》
　　筹备开国大典
　　邓颖超迎请宋庆龄到北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
　　开国大典隆重举行
　　组建政务院
　　运筹抗美援朝
　　与斯大林密商出兵事宜
　　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
　　中南海“最忙的一个”
　　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六章走向世界
　　“一定要勤俭搞外交”
　　新中国首脑第一次出访
　　首次登上国际舞台
　　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
　　中法建交谈判
　　亚非欧之行
　　“不能容忍的侮辱”
　　第七章力挽狂澜
　　“反冒进”中唱主角
　　承担“反冒进”责任
　　毛泽东也“反冒进”
　　“神仙会”变成了批判会
　　全国粮食调度总指挥
　　老百姓的总理
　　第八章苦撑危局
　　“救火队长”
　　保护“三老四帅”过关
　　殚精竭虑保护干部
　　江青只好“丢车保帅
　　千方百计维持经济正常运转
　　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
　　第三次庐山会议
　　果断处置林彪事件
　　美国总统“暗送秋波”
　　“乒乓外交”：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行动
　　基辛格实施“波罗行动”
　　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
　　建立中日友好邦交
　　第九章晚年岁月
　　解放被打倒的党政军老干部
　　把邓小平重新推上政治舞台
　　同江青一伙较量
　　落实毛泽东“长沙决策”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名人推荐编辑
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通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我终于了解了他，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周恩来以无私的献身精神毕生为祖国人民服务，用人民认为合适的一切方式为人民发挥了自己巨大的才能。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和进步所作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他和他的同事们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他的纪念碑。
　　——坦桑尼亚前总统 尼雷尔
　　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的政治家。
　　——前苏联总理柯西金
　　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当我们在贝鲁特和特里波利被围困时，周总理说过的话，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力量啊！
　　——巴勒斯坦前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阿拉法特
　　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肯尼迪夫人 杰奎琳
　　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西哈努克夫人 莫尼克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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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晚年岁月（3）
2014年01月22日08: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同江青一伙较量

1974年6月1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最后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解放军三〇五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年零6个月。

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例的检查中，周恩来被发现患有癌症。“文革”期间，他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但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左”倾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革”的恶果，尽可能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病症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革”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舍昼夜抱病操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直到1974年四五月间连续发生缺氧症状后，周恩来才同意住院手术。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周恩来病重住院，知情者心情沉痛。毛泽东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心情沉重，紧皱眉头，一脸严肃，并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保密。毛泽东对于怎样治疗，十分关心，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还说，“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他的病情，甚至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和施行手术的次数等。江青一伙则欣喜若狂，并加紧对周恩来攻击、诬蔑。6月14日，江青叫嚷：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代的儒”。6月23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活动，影射攻击周恩来。

对于江青这种嚣张气焰，毛泽东很恼火。7月17日，他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一伙从“批林批孔”以来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并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4人小宗派呢！”

8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此时的毛泽东认定国家不能再乱了。据此，他做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欲逐步使国家走上正轨，在他身后能完整、平安地交班。

那么，这个班交给谁呢？毛泽东属意邓小平。

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簇拥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10余次。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身边的秘书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事关政府“组阁”的重大举动，也表明毛泽东的政治倾向性。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被确诊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特意托人将自己用了多年的一副老花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嘱毛泽东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小小礼物，情义深重。两位伟人一方面要相互鼓励与病魔做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以不堪重负的病体支撑党和国家的万钧重任。

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转告周恩来，而是在当天晚上，首先去告诉了江青等人。江青集团这帮野心家，早已把四届全国人大看成是权力再分配的机会，他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怎能让邓小平雄踞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位置呢？

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江青一伙不敢不传达。他们拖了两天后，才极不情愿地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政治局和周恩来。10月6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这个决定后，非常高兴，立即约请邓小平谈话。周恩来千方百计力促邓小平复出任职的最大心愿，就是要把自己未竟的事业托付给邓小平，以免大权旁落江青一伙人手中。

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跟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江青一伙大段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表面看似不屑一顾，实则已开始警觉。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态”，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于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晚，“四人帮”在钓鱼台17号楼密谋策划。江青认为：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分析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他还说：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果然发生了。

江青等人密谋的结果是，由王洪文出面，马上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搞臭邓小平。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做“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那么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事有关。”王洪文还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同时，王洪文又着力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吹捧了一番，企图实现由他们“组阁”的目的。

然而，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并不轻信，反而对他和江青一伙的非组织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反感。毛泽东当即警告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在长沙告状碰壁的王洪文，当天只得悻悻而回。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副司长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海荣、唐闻生，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三〇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王洪文在长沙碰了一鼻子灰，返回北京后，早已将毛泽东告诫他的“你们不要搞上海帮”等指示忘得干干净净，回到钓鱼台就一头扎进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个大狼窝里，加紧策划篡党夺权。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飞往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以后，王海容、唐闻生将北京近几天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向毛泽东做了反映。毛泽东听后，气愤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毛泽东从江青的闹事联系到王洪文飞来长沙告状，已经意识到江青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于是，毛泽东讲了离开北京以来深思熟虑的两项重大决策，并让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他的意见转达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此外，毛泽东还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向有关人员做了传达。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听到毛泽东的决策，极为振奋，他深深感到毛泽东对自己的高度信任。同时，也为邓小平能够出任党、政、军的重要负责人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让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自己承担起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重任，这正是周恩来患病以来的夙愿。为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落到江青一伙的手里，为了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中，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委托，不顾自己做过两次大手术后急需休息、静养的病躯，毅然承担起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重任。

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几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3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参谋长的指示。

一时间，三〇五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统统“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飞抵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宾后，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支持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的有力抵制和斗争，鼓励邓小平承担起党政军工作的重任。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她（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听主席这么说，邓小平笑了笑：“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江青）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邓小平谈到对他的工作安排，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毛泽东鼓励邓小平。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不要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这重托。

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后，王海容、唐闻生交给毛泽东一封信。这是她们离开北京时，江青托她们带给毛泽东的信。江青在信中，就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她的主张：由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江青在这封信里野心毕露，妄图由她来“组阁”的面目暴露无遗。当天，毛泽东在江青的这封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自知之明。又及。”

看了毛泽东措辞严厉的批评，江青不能不有所表示。11月19日，她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的这封信，表面上似乎是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目的却是向毛泽东伸手要权。毛泽东洞悉江青的企图，于20日回信一封：“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要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其意思十分明白，批评江青正像李固给黄琼书中所说的那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教育她不要总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缺乏自知之明，欲壑难填。

然而，江青却不顾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告诫、教育，仍然一意孤行，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进入最后阶段时，又要让王海容和唐闻生为她向毛泽东转达意见：让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还让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安排。毛泽东决心已定，坚决不让江青染指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焦典

第九章 晚年岁月（4）
2014年01月22日08: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落实毛泽东“长沙决策”

这年12月，邓小平一家从城外的花园村搬至市区的宽街。这时候，邓小平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5000字以内，并亲自草拟了3段，每一段一千几百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虚的东西能少能减的尽量减。这是政府工作报告最短的一次。多年以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十分感慨：“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5000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12月中旬，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江青一伙“组阁”受挫，又极力要把他们信得过的人安插到文化、教育、体委等部门的领导位置上去。但这也不能完全由着他们。周恩来、邓小平经过仔细研究，认为教育部门位置重要，不能用江青等人提名的迟群，遂决定提名周荣鑫出任教育部部长。对于文化部、体委的领导人选，则可做一些让步。

形成了初步意见后，周恩来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决定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3个方案。人事安排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成熟，但还得经当时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

为保障周恩来的飞行安全和健康，叶剑英亲自对随行的秘书、警卫、医务人员和机组成员，分别交代任务。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大便有隐血，需要进行检查治疗。叶剑英知道后，经过慎重考虑，痛苦地决定不改变计划，沉重地叮嘱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他反复要求大家想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

12月23日下午，在叶剑英的周密安排下，周恩来离开三〇五医院，乘车到南苑机场，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到达。

当晚7点半左右，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做了回答。然后，毛泽东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表示不再见外宾了。

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4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当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称赞说：“他（邓小平）政治思想强，Politics（政治）比他（王洪文）强，他（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而且十分紧张，他呆在一旁不知所措。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而言：“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继而转过头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毛泽东要求王洪文就近段工作中所犯主要错误写一份检讨，虽然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一份，但不知为何没有交给毛泽东，却带回了北京。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份检讨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抄出来才被人们看到：

“…… 两天来我认真的（地）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只是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我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10月17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地）解决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地）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了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地）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只是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地）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让他到韶山去看一看。中午，毛泽东不愿辜负工作人员的盛情厚意，吃了一点长寿面，喝了一口家乡的“芙蓉酒”。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做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第二天，周恩来、王洪文飞回北京。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乘坐飞机，尽管他在下飞机时对机组人员微笑着说：“谢谢大家。你们飞得很好，很平稳，我下次还要坐你们的飞机。”

周恩来从长沙回北京后，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紧张工作。12月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贯彻落实毛泽东长沙谈话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正式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虽然尚未履行正式手续，但毛泽东说了让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就可以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后，周恩来批告王洪文，将毛泽东审定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份名单印发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

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长沙谈话内容和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预定人选名单。

1975年元旦，周恩来同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名单。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从医院赶来会场的周恩来，身着略显宽大的深灰色制服，面容清癯，他端坐在主席台上，亲自主持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

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国务院成员候选人名单，提请人代会讨论。会议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月10日晚，在通过会议各项议程后，周恩来用迟缓、沉稳的语调向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发表讲话：“这次中央全会结束前，我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讲了8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现在，我要向大家讲的就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工作，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安定团结，把今年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在到会的许多老同志中，有不少人很久没有见到患病住院的周恩来了，此时他们眼见总理的病容，聆听总理的嘱托，无不为之动容，同时也深深为总理的健康担忧。

一周以后，新华社才播出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消息。这是一则短得不能再短的全会《公报》，其中，按过去惯例应作报道的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会议主持人及讲话人等，都统统不见了。这是江青一伙故意不让人民了解哪些被打倒的干部出来参加中央会议的卑鄙做法。但是，报道中的最后一行字“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鼓舞人心。这对生前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中共中央全会的周恩来来说，有这么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自1964年12月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整整10年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在主席台第一排上，右边坐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和领导人，左边坐着以王洪文、江青为首的“文革”势力。两个阵营，界线分明。双方都明明白白地摆下了对立的阵势，已不再有任何掩饰。

会上，由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做《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当周恩来走上大会讲台，全场2864名代表情不自禁地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致敬。这掌声经久不息，人们心头激情难平。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厅内，再次响起周恩来的江浙口音。邓小平在主持起草报告时，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经过起草小组反复思考，决定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有关内容衔接。当周恩来念到“我们再用20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时，与会代表的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花。经过“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长期内乱，安定团结实现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已是人心所向。这是他生前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天津代表团参加小组讨论。代表们纷纷向周恩来致以问候。面对一张张诚挚的面孔，周恩来似乎感到已无必要再掩饰些什么，他坦然而又郑重地向大家表示：“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做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周恩来讲这番话时，代表们痛心地发现，眼前的周总理同几年前相比就像变了一个人：因过度操劳，他消瘦得几乎变了形，脸上、手上都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动作和声音也显得那样苍老、疲惫……

会议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12人为副总理。还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至此，由周恩来具体筹备、毛泽东最后批准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得到了圆满实现。江青在整个过程中虽多方活动，但连遭挫败，“组阁”阴谋完全落空。看到四届人大顺利闭幕，她气急败坏，又把王海容、唐闻生召去，破口大骂了一通，以发泄怒气。

2月1日下午，周恩来赶赴人民大会堂，主持有12位副总理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便开门见山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但我还是想争取每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接着，周恩来用郑重的语气开始宣布各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同志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疗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邓小平正沉稳端坐，若有所思。会前，周恩来曾考虑是否由邓小平主持今天的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由自己来主持。缘由正如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所说，有些话小平同志本人不好讲，还是由我讲好。

宣布完各副总理分工后，周恩来又接着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各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周恩来继续发表讲话，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

他停顿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说道：“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12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周恩来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焦典

第九章 晚年岁月（5）
2014年01月22日08: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过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除了以往的膀胱癌，又新增添了结肠癌。1975年3月底，周恩来做了第3次大手术。

手术后，躺在手术床上包扎着伤口的周恩来刚醒过来，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人民的身体健康问题。当医护人员看到总理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要说什么时，他们俯下身去，听到的是要找李克农的二女儿、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冰。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被召唤回来，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

因为云南锡矿工人有很多硅肺，硅肺可能转变成肺癌。周恩来知道癌症的痛苦，也知道硅肺工人的痛苦。听后，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点头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强忍着不让泪水在周恩来面前流出来，不敢久留，匆匆退出手术室。一到走廊，李冰再也抑制不住，放任泪水夺眶而出。

其实，早在1971年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就要求李冰他们树雄心、立壮志，攻克肿瘤难关，还说：“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他特地提到河南林县和西北地区食道癌多的问题。后来，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走出高楼深院，下到农村、工矿，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调查食道癌的发病情况。科研人员还特地绘制了一张我国食道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周恩来听到调查汇报后，十分高兴，并将这张图一直留在自己的办公室，他多么想将肿瘤发病区一个个地从图上抹掉……

这时，邓小平开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已经肆虐了9个年头，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非常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意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大刀阔斧地对全党和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在邓小平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的同时，周恩来在医院里与邓小平会见、谈话的次数也更加频繁，每两周就有一两次见面。病房内，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共商国是，常常谈至深夜。周恩来还时常找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各项工作情况，要求他们支持邓小平领导的整顿。

4月29日、30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等谈话，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

5月3日晚，毛泽东亲自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召集和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夜23时，政治局成员陆续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周恩来也抱病从医院赶到。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大反“经验主义”和大搞宗派活动提出严厉批评。他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当着全体政治局成员的面，他告诫王、江、张、姚：“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会议的紧张气氛，在毛泽东转入谈古论今以后才缓和下来。周恩来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于是，到会人员一一同毛泽东握别。毛泽东同王洪文握手时，王洪文表示：按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做了个翻过来翻过去的手势，告诫他：“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商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需要在政治局内进一步批评“四人帮”。随即，他伏案写下书面意见，表示支持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随后，周恩来不顾身体极度虚弱，亲笔起草了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等。

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但他仍忘我地顽强抗争着，夜以继日地工作。5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容，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一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随后，他同侄女周秉德通电话，在谈到生死问题时说：“这有什么难过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

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次在得知自己的病已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他郑重地对邓颖超说：“我死了以后，我的骨灰不要保留，拿去做肥料。死后不要增加活人的麻烦和负担，而且也许还可以起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我们以前相约好了，要相互保证。我可以保证你，你未必能保证我。”周恩来十分理解邓颖超的心情，为了实现自己的要求，他把自己的这种想法也对身边工作人员赵炜讲了。

但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重大，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他只有加倍地工作。为此，在3月至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人4次。

6月9日，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自代表中央为这位含冤离开人世的战友致悼词。他百感交集，一连向贺龙的遗像鞠了7次躬。他为没有保护好与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歉疚，也为生前能为贺龙平反而慰藉。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致悼词以及举行仪式的消息均未公开发表。

7月1日，周恩来出席在北京医院举行的中泰建交签字仪式，同泰国总理克拉?巴莫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当时，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请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

果然，一个多月以后，风浪再起。这年8月，毛泽东和“文革派”突然发起“评《水浒》运动”，说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江青说得明白：“评论《水浒传》的要害是架空主席。”“宋江要架空晁盖”，“党内就有宋江”，指桑骂槐地攻击当时主持中国党政工作的周恩来和邓小平。

一次，周恩来对蔡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他又说：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就在江青一伙起劲地掀起“评《水浒》”浪潮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肓。这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4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4分钟也走不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邓小平果断地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他进行第4次手术。

这是一次大手术，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周恩来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

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也是他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

签名后，他让邓颖超交给有关部门存档。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平车上，问身旁的工作人员：“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立即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久久注视着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费力地伸出手，紧紧与邓小平的手相握，字字千钧地说：“你这一年干得比我好，比我强得多！”

在被推着往手术室走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周恩来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

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5次手术。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他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

叶剑英经常到医院看望，既谈工作，也谈点其他的，陪周恩来减轻病痛。一次，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叶剑英等切切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这年七八月间，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术。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癌症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时，他就紧紧地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数着：“一！”又咽下一口：“二！”……

邓颖超每天都要到医院看望，因为她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她便尽量给他以安慰和温存。尽管邓颖超此时也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不给周恩来增加任何思想压力。

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叶剑英对吴阶平等医务人员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12月20日早晨，周恩来的体温38.7度，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他提出约见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按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才可以去探望周恩来。当时，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阻挠罗青长面见周恩来，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发话：“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当罗青长驱车赶到医院时，周恩来正陷于昏迷状态。于是，他在外面等着，眼泪直往心里流，为总理的生命担心；为总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的解决而心痛。邓颖趣这样叮嘱：“恩来病得很重，你要有思想准备，见了他不要太难过，一定要克制。他对外面的情况不太了解，你多听他讲。”

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苏醒过来，罗青长在床前坐下。周恩来低声说：“青长同志，想不到我一病，就病成这个样子，今天还能见到你……”听到这里，罗青长还是忍不住泪眼模糊，声音哽咽，但想起邓颖超事前要自己坚强的叮咛，他强忍悲痛，抑制着感情，连声对周恩来说：“党政军的同志们都问候您，全国人民都关心您，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

看得出，周恩来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凝聚起体内的最后一点精力，顽强地支撑着，听他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前些时候，当他知道张学良眼疾几乎失明时，十分焦急，向有关部门询问张学良的病情，嘱咐罗青长一定要设法关注张学良。并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会怎样？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台湾问题。周恩来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经医生抢救，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他对罗青长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听到这里，罗青长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心想：总理病到这种程度，还一心想着工作，他的心里只装着祖国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12月底的一天，周恩来的精神好了一些，邓颖超轻轻地把他扶起来斜靠在枕上。看上去，周恩来的心情似乎不错，他用手摸摸脸上的胡茬说：“小超呀，我这脸不知成什么样子了，真想请朱师傅来帮我清洁一下。”

周恩来所说的朱师傅叫朱殿华，是北京饭店的理发师。他给周恩来理了20多年发，一般情况下，周恩来总是自己到饭店去理发，有时因为工作忙，或急需接待外宾，他才派人把朱师傅接到家里来。周恩来对朱师傅十分尊重，从不埋怨或指责，每次朱师傅走进屋来，周恩来总是说：“老朱，又让你跑一趟，该耽误你的工作了。”每次朱师傅理完发，周恩来总会说：“谢谢！”

前些年，有一次，朱殿华去西花厅给周恩来理发，刚刮了一半脸，周恩来突然一咳嗽，朱师傅没提防，在他脸上刮了个小口子。朱殿华心里一紧张，不知如何是好。周恩来见状安慰他说：“这不怪你，怪我咳嗽没有向你打招呼。还幸亏你刀子躲得快。”为减轻朱师傅的思想负担，周恩来那天特意留他吃了晚饭再走。

周恩来住院后，朱殿华定期去医院为他子修胡子刮脸。可是到1975年底，周恩来病情加重后，朱殿华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去了，周恩来的胡须长了，他想见见朱师傅，请他为自己修修面、理理发。秘书似乎看透了周恩来的心思，忙问：“是不是请朱师傅来一下？”周恩来想了想，叹口气，又摇摇头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听到这里，身边的同志一阵酸楚，别过脸去。

1976年元旦，毛泽东于1965年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发表。邓颖超带来这两首词，并请秘书给周恩来朗诵。重病中的周恩来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生命垂危。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要来《国际歌》歌片，用微弱的声音低吟，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5日，周恩来做了第6次大手术，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手术。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眼睛，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声音极为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对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焦典

第四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1975.1.13）
人民日报 · 2016-05-19 · 来源：197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摘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政府工作报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各位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巩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各位代表!
　　我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阐明了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各级领导班子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积极培养青年、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能上能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各位代表!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世界上到处讲缓和、讲和平，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对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我们支持西欧国家在这个斗争中联合起来。我们愿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为增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他们背弃中苏两国总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达成的谅解，拒绝签订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内容的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致使中苏边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他们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连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防止武装冲突这样的事情都不干，却侈谈什么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条约，这除了为着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奉劝苏联领导，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保持警惕，加强防御，准备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全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战备。要认真办好民兵、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各位代表!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大事，抓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
　　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
　　我们必须发扬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1975年1月21日《人民日报》）

焦典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讯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悼词全文如下：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 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 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

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 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 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 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 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 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 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 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 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 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 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 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 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 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 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 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 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 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 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 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 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 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 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 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 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 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 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 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 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 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 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 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 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 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 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 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 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 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 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 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 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 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 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 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 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 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 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 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 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 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 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 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 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 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 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 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 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 ，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 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 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 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 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 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 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 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 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焦典

第九章 晚年岁月（2）
2014年01月22日08:5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把邓小平重新推上政治舞台

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小平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北京西郊马神庙附近的一个叫花园村的大院子里。当晚，汪东兴到邓小平的住地看望，邓小平感谢他几年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周总理的意思办的。”

邓小平回北京的消息在中央内部传开了。一些老同志要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夫妇。大家相见，又是叙旧，又是问好，而更多的则是讲述“文革”中的各种遭遇，痛斥林彪集团的罪恶行径。

周恩来看见邓小平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回到北京，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激动之情。这位和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兄长，对邓小平在江西3年多的日子，时刻给予着关心。周恩来把邓小平的近况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高兴：“你就告诉他吧，准备工作吧！先休息几天，刚刚从外地回来，可能有些事，他也不知道。先让他熟悉一下情况，看看文件，准备工作吧！”

75岁的生日刚过，周恩来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的时候，加快了周密策划把邓小平一步一步地重新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步伐。3月上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问题。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董必武等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江青一伙从内心讲是极力反对邓小平复出的，但这是毛泽东的提议，他们不敢公开反对，加之林彪集团垮台后，他们也感到势单力薄。经过一阵拖延后，他们尽管暗中百般阻挠、从中作梗，但见没有别的选择了，只得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提议。

3月9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指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做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毛泽东收到报告后，当即批复：“同意。”

随后，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一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邓小平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对于中央的一系列直接关系到自己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却并不知道。虽然他预感到自己复出的时间已经迫近，但绝对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这样迅速。

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的文件，完成了邓小平政治上的二落二起的最后一道手续。

邓小平的事，终于有了着落。周恩来长舒了一口气。只有这件事办出了眉目，他才能遵从毛泽东的意见考虑自己的休息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明显地感觉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有话要说。果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向政治局简要说明了从年初以来自己病情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检查治疗的具体步骤。极少提出休假要求的周恩来，这次却不得不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请假两周，接受检查治疗。

周恩来还对自己离开后两周时间内的工作做了详细的安排：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组织宣传工作由江青、张春桥批办或上报；中央军委事务由叶剑英处理或上报；国务院事务由李先念和国务院业务组处理或上报。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后报毛泽东批准……

这一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后，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前往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接受医生的全面检查和治疗。

周恩来太累了。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的战友和得力助手一个个被打倒了，只有他还在独自苦撑危局。“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更是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终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他多么需要一个武能安邦、文能治国、才思敏捷、办事干练的得力助手分担一下肩上的重负啊！如今，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和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定，邓小平恢复工作一事正式成为现实，周恩来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负重，可以安心休息几天了。

周恩来在玉泉山接受全面检查和治疗期间，不忘委托邓颖超前往看望邓小平夫妇，并向邓小平夫妇通报自己的病情。

得知兄长周恩来已经病重，邓小平亦心如刀绞。他想象得到，自己下放江西3年多，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暂时消失了，但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身体却未曾受到多大的损伤；处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旋涡中的周恩来，却被无休止的工作和阴谋家们无休止的迫害，极度地损耗了身心的健康。

治疗中的周恩来，急盼着身体尽快好转。病情稍有点稳定，他便遵守了“请假两周”的诺言，于3月24日下山，返回了中南海。

下山后的4天里，周恩来便忙得毫无喘息的时间。这几天，除了亟待他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外，他还要接待来访的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直到28日签订了中国和喀麦隆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后，周恩来才喘过一口气来。

3月28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等人约见了还未正式开始工作的邓小平，商议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后的工作安排。第二天，为给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好的条件，周恩来又约邓小平到中南海毛泽东处谈话。

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离别近7年后的第一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8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望着几年不见、已经明显苍老的毛泽东，邓小平百感交集，决心努力工作，不辜负毛泽东的信任和厚望。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这件事办妥后还没有几天，周恩来又不得不接受医疗组的意见，于4月2日至9日再次到玉泉山接受一个星期的手术治疗。治疗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再一次与邓小平夫妇进行了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对邓小平充满了极大的寄托。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必须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周恩来选择了4月12日。

4月12日19时30分，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抱病的周恩来满面春风，神采飞扬，主持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这次招待会，周恩来特意邀请了众多的中外记者前来参加。

参加宴会的人发现，随同领导人和贵宾一道出来的，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却极其眼熟的人。他是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第一次在重大的外事场合露面，其公开身份就是“国务院副总理”。顿时，邓小平成了宴会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宴会还在进行，一些特别敏感的记者纷纷抢先走出大会堂，直奔近处的邮电大楼，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

第二天，港台及世界上的许多新闻媒介，对于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大加报道和渲染。一时间，邓小平复出，成为海外人士评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关键词”。有一家外国媒体，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中国打不倒的小个子”。也有记者这么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被邀请参加当晚招待会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奇特人物：“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邓小平“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

邓小平在这次宴会的亮相，可以说是周恩来精心设计的一个杰作，强烈地烘托出邓小平政治上再起的重大意义。而周恩来心中更加清楚，邓小平的复出必定引来江青一伙的不满，他们不会就此罢休。

对周恩来而言，邓小平虽然在讨论重要政策时可以列席政治局的会议，但他并不是政治局委员，很难说有什么发言权。当务之急，是想法把邓小平补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为此，周恩来为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大造舆论。

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无疑，这对于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步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是一个机会。主持会议时，周恩来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有意强调：“今年3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毛泽东建议：现在的副总理中除邓小平外都是政治局委员，为了让邓小平更好地开展工作，是否可以考虑让他重返政治局。

江青一伙闻知后，又恨又怕。他们四处活动，极力阻挠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聚集到钓鱼台康生住处，密谋策划。江青说：“邓小平要是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康生在一旁谋划说：“在全会的时候，告诉委员们别投邓小平的票就是了。”他们最后商定，要联合一些死党和帮凶，在十大上做文章。

经过3个月的仓促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8月24日在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政治报告。

出席会议的人们明显地感觉到，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在中央领导层中的地位青云直上，他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的党章基本上继承了九大党章的内容，主要是删掉了有关“林彪接班人”的内容。

会议的结果，在选举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等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打倒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极为复杂的是，十大充满了重大的政治较量。在这次会议上，王洪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他们的一些亲信、党羽，也纷纷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会上，林彪、陈伯达被永远开除党籍了，但“四人帮”的势力却加强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文革新贵”王洪文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期充当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尽管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中增加了一定数量的老同志，但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势力却得到了大大的加强。由于强大的阻力，邓小平仅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仍没能进入中央政治局。于是，在整个中央机构中，基本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两大阵营。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邓小平。12月12日起，毛泽东连续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为了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提出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他批示道，以前“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以后改了吧”。

3天后，毛泽东同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也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送给邓小平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在召集这些军区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再次宣传邓小平说：“现在，我请来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邓小平，要全面重用邓小平。病体沉重的周恩来深受鼓舞。就在22日会后，周恩来不顾疲倦的身体，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当即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

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中央军委5人小组，全权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之后，政治局会议又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这样，邓小平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文革”中苦撑危局整整8年的周恩来，这时病情日益沉重，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同时，毛泽东下决心赋予邓小平更大的职权，对他抱有厚望，期望在周恩来不能承担工作时，由他接管，以维系党、政、军工作运转。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复职和一批老同志复出掌权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寻找各种机会压制、刁难。

在清理林彪于北京西城区毛家湾的住所时，江青一伙发现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之类的条幅。这本是林彪他们附庸风雅的东西，阴谋家们却借题发挥，声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并选编成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了这些材料，江青一伙借机大肆鼓噪，一场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推开了。

野心家们唯恐人们不理解他们真实的目的，到处发表煽动性的讲话。王洪文的话就泄露了江青一伙的“天机”——“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11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所谓的“第11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10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不言而喻，如今所进行的是“第11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他们满怀复仇心理，借“批林批孔”运动，把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等。

江青通过她的爪牙组成梁效的写作班子，撰写《孔丘其人》等文章。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文章还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句句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终于病情日见沉重。这时，江青却大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做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表明自己的态度：“批林批孔”他同意，“批‘周公’”他反对。

1974年，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决定于这年的4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后首次派遣高级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派出外交和国际经验上卓有声望的人率团参加。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当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当时，周恩来重病在身，不宜远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但他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实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做大会发言。

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江青等已十分不满；邓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江青等更是恼怒。出席联大会议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出风头”的“美差”，也要让邓小平来担任，江青简直无法容忍。

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公然反对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发难。3月24日，周恩来不顾江青的阻挠，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该件送毛泽东及各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见到批件后勃然大怒，竟“勒令”外交部必须撤回其原报告。

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向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

在3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出席联大会议人选时，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为此，江青歇斯底里，大闹政治局。会后，毛泽东得知江青在会上的表现，大为不满。

3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当晚，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邓小平说：“既然主席决定我，我还是去，聋子办外交嘛。”

3月底，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对于这届联大，中央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亮相，关系到新中国外交形象。邓小平接到中央的任命后，立即全力投入了准备工作。周恩来也开始协助邓小平准备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4月2日、3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这篇发言稿，研究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期间的具体工作方针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会议

与此同时，周恩来不顾病痛，亲自为邓小平的出行做细致周密的安排。他召集外交部和民航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欢送礼仪和代表团专机的飞行安全。他对民航领导交待：“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我们要为他圆满完成任务打通道路，增添光彩。”为确保航线畅通，他建议民航机组安排东西两线同时试飞，这样如遇情况，可以确保飞行。当时，我国完全处于对外封闭的状态，没有通往西方国家的飞行航线，为了邓小平此次出席联大会议，周恩来特别批准我国民航飞机申请航线，进行一次极其特殊的飞行任务。

4月6日清晨，周恩来破例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4000余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为邓小平和全体团员送行。面对消瘦的周恩来和精神矍铄的邓小平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多少嘱托和信任，都付与了这紧紧的一握。

焦典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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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志们记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５７１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加强战备、参加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由二千八百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人民战胜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九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３８０页）     同志们！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跨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关于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挝、柬埔塞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斗侵略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坚持二百海里领海和经济区的斗争，都在继续前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判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认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发动战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同志们！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某些不正之风，还有待努力克服。我们全党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要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使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各级党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水平。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经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能上能下，经得起几上几下的考验。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态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焦典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10月25日 17:31

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他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 ”的理论和中国对外关系的原则。（据外交部网站）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电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四月十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布迈丁主席的倡议下，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顺利召开了。联合国成立二十九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什么“均衡裁军”，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到头来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既没有“均衡”，也不可能“限制”。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剧烈的争夺。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球。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处在长期紧张对峙之中。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角逐正在加剧。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入发展。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光荣诞生。莫三鼻给、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戳穿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它们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席先生：     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大家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它们利用当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推行畸形的单一经济，攫取廉价的农矿产品，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扼杀民族工业，进行不等价交换，榨取超额利润。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政策造成的结果。     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建立“国中之国”，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它们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它们自己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原料价格，牟取暴利。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它们相互间竞争的激化，它们还用转嫁经济、货币危机的办法，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在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方面，并不逊色。它在自己那个“大家庭”中以所谓“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的名义，采用高压手段，榨取超额利润，其损人利己的程度，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也不常见。它打着“援助”、“支持”的旗号，在一些国家中搞的联合企业，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翻版。它惯于利用陈旧设备和报废武器，标高价格，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原料和农产品。它大做军火买卖，成了世界军火商。它经常乘人之危，进行逼债。在这次中东战争中，它用贩卖军火赚取大量外汇，用低价买进阿拉伯石油，再用高价出售，转瞬之间大发横财。它还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国际财产，它竟然说，“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理论。它比另一个超级大国所标榜的名为“相互依存”，实则维持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论调，更加露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真诚地支援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而这个超级大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更加证明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     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阻止不了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经济解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最近在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用石油作为武器，狠狠地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它冲破了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垄断国际经济的局面，也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巨大威力。既然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可以勾结在一起，任意操纵市场，严重地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那么发展中国家又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冲破帝国主义的垄断，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呢？石油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石油斗争上已经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问题上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     还应当指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超级大国为了扩军备战、争霸世界，必然要疯狂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掌握和保护自己的资源，不仅对于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反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制止它们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必要的。     主席先生：     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所散布的一切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别有用心的。     我们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在现阶级，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进一步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互相疏远。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正在利用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暂时分歧，进行挑拨文化，破坏团结，以达到它们继续操纵、控制和掠夺的目的。我们应当保持充分警惕。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内部，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在石油问题上，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做出积极努力，寻求适当途径，谋求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此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主席先生：     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一切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们收归国有。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甚至减免债务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有责任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的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当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主席先生：     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益衰败没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