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属于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机密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以至相当级别的干部都是不能知道的。 邓小平对外揭开的秘密 江青自称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很多人也都是信以为真的。一些外国人也是这么看的。直到1980年8月，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才开始揭开了这个秘密。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主席与江青有“四个合不来” 此后，陆续有些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包括秘书、卫士、医护人员等，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或访谈录，披露了一些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真实情况。综合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他们婚后的前10年中，两人的关系还是比较亲密和谐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矛盾和争吵，但比较小，化解也比较快。1949年进北京以后，矛盾显著增多，开始出现较深的裂痕。 毛泽东建国后一直粗茶淡饭，不讲究饮食和营养，而且吃饭不定时，工作忙起来常忘掉按时进餐，而江青进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讲究营养和味道，按时进餐，保持健康，这样两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 毛泽东一直保持战争年代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黑白颠倒；而江青因身体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难住到一起了。不过一直到60年代初，他们还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是工厂、农村和重要部门，而这个时候江青则以治疗疗养为名，4次去苏联，有时一住几个月，回国后又不断巡回于各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广州和著名风景区之间，因此，同行的机会也就不多了。 至于谈不拢，按照江青的说法是，毛泽东“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就是说，很少谈私生活和感情问题。 客观地说，这“四个合不来”并不能完全怪江青。据卫士们观察，“她很注意关心毛泽东，揣摩毛泽东，迎合取悦于毛泽东”，“希望能讨毛泽东的欢心，希望他能与她协调一致”，“她有时心里有想法，并不说，而是希望毛泽东能够理解，能够先说，如果经历多次，毛泽东仍不有所表示，她才会按捺不住地爆发，甚至又哭又闹”。 另外，恐怕年龄的差异和生活经历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建国时，江青年方35岁，而毛泽东已56岁，开始向老年期过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已是73岁的老人，而江青才52岁。过大年龄差异当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绝对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 政治上，毛泽东是信任江青的 至于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江青的分居，是指自1966年9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毛泽东同江青虽然已经不能同住一室，也很少同桌共餐，但政治上毛对江仍是信任的。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但把江青作为依靠的重要助手，而且是委以重任和寄予厚望的。而江青则是倚仗毛泽东的信任，做了许多坏事。下边的几件事就是很好的说明。 第一件事，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据江青说，这个问题是她先向毛主席提出来的。开始的时候，主席并不同意她的意见，说她把整个历史界都看成一片黑暗，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江青这段讲话大体上是比较真实的，这可以从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说：“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这就是说，这篇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而在全国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引起巨大震动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默许下，打着毛的旗号先搞起来，然后再经过毛的审阅、修改、批准，再公开发表的。 第二件事，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要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而且要有一种权威的形式出台，才能造成一种令人慑服的声势。可是，江青在党和政府中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职务，不好出台亮相。 于是，江青去找时任国防部长的元帅林彪，以借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和声威来产生一份表达自己观点的文件。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江青专门到苏州同林彪作了长谈，二人一拍即合。 部队同志整理的座谈会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又专门请了并无军职的陈伯达和张春桥等人参加，反复修改，最后又请毛泽东审阅。据说毛泽东对这个文件很重视，亲自审阅修改3次，然后才送林彪，建议用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 第三件事，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领导权。根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销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乱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过其成员变动很大。到1969年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只剩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和唯一的组员姚文元5个人了。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本来这个小组中就是由江青说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份而任意行事，不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有了这个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的名义，更成了名正言顺的“中央文革”当家人，成为指挥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太上皇”。不过，这也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央文革”实际上只服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现实。这件事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江青还是很信任的。 还有一件更能表现毛泽东对江青信任的事，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这并非是夫妻之间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封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泽东曾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但对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运动，对象、方针、任务、目标等等重大问题，他本人从未向党的组织、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主要领导人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说明。唯一可以较准确地体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图的就是这封亲笔信。 信中讲到“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讲了他自己“准备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也谈到他对林彪的一些看法。 这些在当时都是属于最高一级绝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战略意图，只告诉了自己的妻子，一个在党和国家最高机构中并没有任何职务，连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江青，可见毛泽东认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当然这封信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并告诉了林彪。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泽东认为领导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经不多了。 综上可见，毛泽东对江青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四人帮”的最大政治资本，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条件得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 本文摘自：《燕赵老人报》2013年7月31日，作者：佚名，原题为：《江青与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 
发表于 2019-1-20 17:5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