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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文革的重要讲话(跟帖:历史说文革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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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0 00:01:01 | 只看该作者
1960年代初,有一次江青为一件小事而责骂了杭州某宾馆的服务员张素兰。李敏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泽东。“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14]毛泽东以伟大领袖的身份,能为江青的事向一个服务员道歉,并说出:“为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这样份量很重的话,说明同江青的关系是好的,是有感情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江青的某些政治观察和分析,还是欣赏的。对她反映的某些情况和问题,还是重视和赞同的。毛泽东有一次去广州,就曾亲口对省委负责人陶铸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15]而这一点,也正是江青自己引以为荣的。按她自己的说法:“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16]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性质吧,在50年代江青公开露面参加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会活动并不多。影响比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她参加了为配合这场批判而进行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平原日报、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训当时活动的几个县委的宣传部等共13人组成。其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化名李进的江青。他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访问160多名各界人士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成《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后又印成小册子,产生较大影响。这篇《调查记》给武训戴上了吓人的大帽子,说他是“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强加的罪名,已经显示了江青善于用“左”的观点强加人罪的特点。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这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对于50年代的二人关系,江青曾与延安的老熟人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过一段话,颇有一点自我总结的味道。江青说:“想到目前、度日如年。我和毛主席生活不融洽,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是无法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之间,只是政治夫妻而已。”[17]“政治夫妻”一词不太好听,但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毛泽东与江青关系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到了“文革”时期,就发展扩大到了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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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0 00:01:40 | 只看该作者
江青在中国政坛上日益活跃起来是60年代之初,打出的旗号是搞“文艺革命”。这是借助于毛泽东两个文艺批示的东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不断发展,用他主观认定的“阶级斗争为纲”去观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材料上毛泽东写下《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半年后的1964年6月27日,他在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写下一大段《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他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已经“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需要“认真改造”。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气候下,江青出场了。她先是准备抓京剧团,以北京为基点搞京剧革命,但没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等人的支持,于是转而去上海。在那里,她得到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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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 17:47:45 | 只看该作者
毛主席说: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 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是讨论和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不是甩棒子、打棍子残酷斗争。江青恰恰在这里出了问题。文革走入歧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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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0 17:50:26 | 只看该作者
文革这段话题有6万多人点击了。我说文革的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教训,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没有掌握好手中的一票。那时经验主义占了头脑的尺度,认为毛主席带领下都是一路正确,忘记了党内会有非人民支流兴风作浪。光看到阳光明媚,忽视了执政情况下的复杂性。一些有权弄虚做假、谎报军情的人把毛主席好的初衷引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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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4 10:02:22 | 只看该作者
                 
      康生说:毛泽东审定“五一六通知”:一个标点都不许动
本文摘自《刘少奇的最后岁月》,黄峥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

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4日。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5月4日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月5日至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他嘶哑着嗓音说:“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月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他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对通知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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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4 16:25:56 | 只看该作者
      艾跃进说:“文革前,在文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于舞台;在教育界,师道尊严、读书做官论的声音一片喧嚣。那个时候学校和教师就分为等级。在经济领域,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大刮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之风、极力推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买办思想和“三自一包”的资产阶级私有化思想。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封建贵族没落思想泛滥,牛鬼蛇神、求神拜佛、八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思想充斥社会。”这是道听途说的资料,我们老师经过的毛泽东时代不是这样的,艾跃进那时不过六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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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2-7 22:35:42 | 只看该作者
  清华大学刘冰〔1〕等人来信告迟群〔2〕和小谢〔3〕。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4〕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5〕,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6〕,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7〕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8〕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9〕。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10〕、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11〕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12〕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13〕、聂元梓〔14〕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15〕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16〕的《论孔丘》,冯天瑜〔17〕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18〕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注释
    〔1〕刘冰,一九七五年八月和十月,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拼凑了《关于迟群问题的材料》、《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等材料,经过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转给邓小平上书毛泽东。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即中发[一九七五]二十三号文件,全文附录了这两封信。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冰做了检查:“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处分;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迟群,原任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一九六八年七月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年上半年教育部所属机构撤销。同年七月成立国务院科教组,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
    〔3〕谢静宜,原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一九六八年七月和迟群一样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
    〔4〕小平,指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5〕“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整顿中使用的一个提法。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针对某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三条指示。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不抓思想斗争,只抓生产,并积极打击左派。
    〔6〕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7〕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解放后,曾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8〕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9〕“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大意是说我们住在这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不知道有汉朝,也就更不知道魏晋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10〕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部长。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的信,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11〕英国工党,英国两大执政党之一,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但从五十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社会主义应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反对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在现存制度基础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这些思想在工党内占了上风。
    〔12〕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美国劳联和产联合并。劳联,全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6年。产联,全称“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按产业原则建立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在劳联-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
    〔13〕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四厂工作。一九七○年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
    〔14〕聂元梓,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曾贴出由她领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一九七五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工作。
    〔15〕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6〕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7〕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18〕郭老,指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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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4 17:04:17 | 只看该作者
前苏联垮台 ; 就是内部出了 异己分子 、并且当上了 国家领导人 ,结果就是 可悲惨了 !!

一句话 ; 还是 接班人 的大问题啊 !!!

【 戈尔巴乔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不打自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面对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现状,他说:“我生活的目的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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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22:15:30 | 只看该作者
派工作组,是经过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决定下来的。因为情况十分紧急,中央和各地的一些部门昼夜不停地选拔干部,临时组成工作组,迅速进入各大中学校。少奇同志将派工作组之事,电告了在杭州的毛主席,而且还作了公开报道。

后来传说,刘、邓派工作组是背着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回到北京才知道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6月18日,北大发生了40多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被乱打乱斗的恶性事件。北大工作组及时进行了处理。少奇同志看了这个简报后批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并以中央的名义把简报和批语转发全国。后来,江青诬蔑转发简报这件事是“镇压学生运动”的。这样一来,正确的变成了错误的,非法的乱打乱斗行为就成了合法的革命行为了。这些都为后来更加残酷的斗争开了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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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3-25 22:16:36 | 只看该作者
紧急选派工作组

经毛主席批准,陈伯达率领文革工作组于1966年5月31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权。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那张大字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6月2日下午3点多,少奇同志按铃叫我。我进到他办公室后,他和往常一样,坐在茶几旁翻看着当天的报纸。

“报上不是登了大字报吗?”他说。

“是呀。”我答。

“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我看。”他提高声音说。

“好。”我回答后就退出来了。

工夫不大,光美同志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进门就问:“看到过中央关于审批广播那张大字报的传阅文件吗?”

“没有呀!”我答道。

她说:“这么大的事,少奇同志说他不知道,他说中央开会没有说过。”

“我还以为这是中央开会定了的。”我用常规的方法去推测。

我顺便问她:“少奇同志刚才说有关这方面的文件要及时送他看,是不是指这张大字报的事?”

她说:“主要是那张大字报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应。这几天各大报纸都在连续发表社论,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凡是这方面的材料及时送他看就是了。”

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没几天,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

几天之后,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等部门陆续送来了请示报告和大量情况简报,内容都是那张大字报和两篇社论发表后在各大专院校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

少奇同志在中组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学校的党组织对运动要加以引导,不能放任自流,领导人要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情况,观察动态,及时报告。”

但形势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少奇同志的想象。陈伯达掌握中央的舆论工具后,大肆煽动造反和夺权。各学校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有的上街游行,有的开声讨会,形势十分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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