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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争鸣

政治工程、理论谬误与系统性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潮批判

发布时间:2017-06-23 来源:作者:朱安东

新自由主义思潮无疑是近些年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人民论坛》杂志自2010年以来每年都会做一次中外十大思潮的调查,新自由主义思潮除了去年排名第五以外,在其他年份均位列前三,并在2010年、2013年和2014年度高居榜首。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我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并与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相交织,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危害,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防范。

  一、作为政治工程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广泛传播,并成为许多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运作密切相关。在早期,新自由主义的堡垒朝圣山学社就得到了保守的资本家的资助才得以苟延残喘。到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70年代,英美垄断资产阶级感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威胁,才选中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并对其加以大力的支持。作为资本家俱乐部的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得到了巩固和壮大,国际商会(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也得到了发展壮大,跨国资产阶级加强了组织和协调。各种保守的基金会得到了创立或者加强。各种保守的智库(如胡佛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或者在企业的支持下成立或者得到了更多的资助。朝圣山学社(及其成员)得到了大量的资助,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和机构得到了大量经费以进行研究、创办杂志和召开会议。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极力配合,在70年代就大力鼓吹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所谓的“智利奇迹”,之后更是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平台和发声的机会。①

  一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米塞斯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②,在该文中,他抨击社会主义无法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从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同时主张只有不受国家干扰的自由市场所提供的价格信号可以指导社会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论证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自由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唯一合理和可行的模式。他们一方面要论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不可行,另一方面要论证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是错误的。这事实上成了米塞斯到哈耶克、再到弗里德曼、斯蒂格勒以及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神圣任务。需要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学者们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与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演变战略中所进行的对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妖魔化在目标上是一致的③,这成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泛滥的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思想和知识来源,也是我国这些年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思想和知识来源。

  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思潮这种鲜明地反对社会主义和国家干预的立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才在70年代末选择了新自由主义,并使之上升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撒切尔夫人当年大力宣扬的人类社会除了自由资本主义别无他途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新自由主义不仅主张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唯一选择,而且认为其在道德上和效果上都是最好的。他们主张,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工会是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困扰;不受干预的市场(自由竞争)能够达到最优的效果,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能够给社会带来最大的福利。面对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现实,他们一方面论证说这有利于激励穷人付出更多更好的劳动,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而是具有合理性的;另一方面,他们安慰穷人说,存在一种所谓的涓滴效应,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得到更多的推行,经济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穷人最终也将受益。他们还试图说服穷人,贫穷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导致他们在竞争中失败,他们应该接受这个结果而不应该归因于他人或者社会。

  发达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不仅借助新自由主义思潮巩固了自己在国内的阶级统治,而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各种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加强其对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影响和控制。他们设法拉拢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使他们或其家族的利益与跨国垄断资本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自觉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打击压制反对力量。同时他们积极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学者并资助和扶持其在本国的发展,以使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的同时,还利用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等不利局面迫使其接受和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④此外,当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们不惜支持并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政变或者直接军事人侵,然后再在这些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1965年苏哈托在印度尼西亚、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进行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后,分别有一批此前由美国资助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大学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培训的经济学家受到重用并在这两个国家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政策。⑤2013年美军人侵伊拉克后,美国直接在伊拉克实施了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⑥

  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缺陷

  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核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在新时期经过各种新的名词术语和方法重新包装过的新古典经济学。⑦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经过边际主义革命改造后的古典经济学,其核心主张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放任(laissez - faire)的市场经济。在早期,古典经济学对西欧资产阶级挣脱封建势力的束缚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当代世界早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套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实,更逞论促进生产力和人类社会健康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一套严密完整的学说体系,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⑧能相对完整和系统地呈现其理论的是各种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从这些教科书来看,其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仍未脱离两张皮的状态。与宏观经济学相比,微观经济学是更成系统的。但是,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所声称的和许多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的印象。相反,微观经济学并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微观经济学的目的是要推导出一般均衡,从而证明“有效市场论”。但是,不管用了多么完美的数学包装,仅仅从最初的包括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假设在内的那几个假设并不能推导出一般均衡的结论。一般均衡的基础是每个市场都要处于均衡状态,而单个市场达到均衡状态要求需求曲线必须倾斜向下,而供给曲线必须倾斜向上。这两条曲线的形状虽然基本符合我们的常识和印象,但并非没有例外,主流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所谓吉芬物品⑨)。事实上,微观经济学基于最初的假设所进行的推导并不能够排除所谓吉芬物品的存在,而一旦在某个市场中存在吉芬物品,该市场的稳定均衡将很难出现,一般均衡也很难实现。但在简单提及这种现象之后,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当这种现象不存在了。这事实上增加了一个假设,即需求曲线倾斜向下的假设。换句话说,需求曲线倾斜向下,并不是理论推导的结果,而是为了得出所需要的结论而悄悄增加的假设。同样,供给曲线倾斜向上也并非推导出来的,而是为了得出所需结论而悄悄增加的假设。⑩

  这使得经济人假设和完全竞争假设对于后面的理论推导在事实上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在这里可以认为出现了逻辑断裂。当然,如果没有这两个假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将面目全非。

  但是,这两个基础假设都是错误的,不符合现实。经济人假设要求人都是自私的、完全理性的、信息完备的。但是,大量研究发现,人们的行为除了受到个人内在动机的激励之外,还要受到大量外部约束,既包括成文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也包括舆论、习俗等大量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即便从内在动机来看,追求个人利益也只是因素之一,对所属组织、机构、团体的认同和感情,人生观、世界观、理想信念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甚至可能是更基础性的因素。即便是在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如此盛行的当今世界,利他行为也是相当普遍的。虽然在其早期的代表人物中意见并不一致,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总体而言是要求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但行为经济学的大量研究发现,人并不总是理性的,人的非理性行为是大量的、系统性的、可预测的。⑪信息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更是表明,人们往往并不能准确完整地获取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完全竞争假设要求每一商品的供求双方都要数量足够多、规模足够小,只能当价格的接受者而不能影响价格,任何生产者都可以自由地没有代价地进人或者退出市场,将来的市场情形是确定的,等等。⑫但是,这些假设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现实中真正实现。

  当然,并非所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主张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如哈耶克就认为现实世界中的人难以获得完全和准确的知识。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总体而言仍然是以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假设为基础的。但是,其理论推导中不仅出现了前面已经述及的逻辑断裂,而且并没有把这些假设贯彻到底。例如,在论述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时,基于经济人假设,再考虑到所谓的软预算约束和委托代理等问题,新自由主义认为国有企业中的官员或管理人员是天生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应该被私有化。按照类似的逻辑,应该得出结论,政府必然也是低效率的、容易腐败的。相反,私有企业天生是高效率的,市场是有效的。那么如果把其逻辑贯彻到底,新自由主义应该得出彻底不要政府的结论才对,应该像奥地利学派的极端人物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Newton Rothbard)等无政府资本主义者那样,主张自由市场能够提供所有的服务(包括警察、法院和国防),而且都会做得比强迫性的国家要好才对。⑬但是,绝大部分新自由主义者,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在内,都不得不接受政府这个所谓的“必要的恶”而主张有限政府。他们从政治哲学等角度去论证政府可能的“恶”,却忽视了对政府为什么是“必要的”的论证。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取消政府是不可能的,这种主张是极端的,因而也难以被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新自由主义在这里放弃了理论的彻底性而向现实屈服了。

  三、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及其危机

  虽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存在着上述的一系列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垄断资本把它转化为政策并加以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一般被总结为“三化”,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政策最早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印尼和智利被实施,然后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控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拉丁美洲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迫使他们接受了名为“结构调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随着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当选首相、里根在美国当选总统,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英美两国也得到了实施。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虽然通货膨胀确实降下来了,但经济增长等指标的表现乏善可陈。但苏东剧变给新自由主义打了一剂强心针。苏联、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这一事实似乎验证了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不可行的论断,历史终结论随之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思潮进一步在全球泛滥,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包括苏东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得以实施。在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侧重点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不管口头上怎么说,往往只有那些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政策才能够得到真正有力的推行。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在转化为政策,以及在政策实施过程当中,是以是否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为标准的。比如说,那些有利于打击工人力量的政策在各国都得到了较为有力的推行。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确实遭到了重创,工人的组织性和斗争性都遭到了极大的削弱。那些有利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利益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如资本账户开放)也得到了有力的推行。但是,美国虽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却对自己的国内市场加以各种保护。针对这种情况,斯蒂格利茨告诫发展中国家要照着美国所做的去做,而不是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⑭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确实巩固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确实降下来了,利润率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得到了加强。但是其代价是沉重的,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外,世界其他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减速。各国纷纷出现了下列情形: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加深,各种金融风险加剧;贫富差距拉大,贫困问题严重(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贫困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全球范围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危机的风险加大;社会发展缓慢,社会矛盾尖锐。⑮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给苏联和东欧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经济长期衰退、工业体系被破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倒退,甚至人口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对俄罗斯等国而言,其经济社会受冲击的程度和“二战”给这些国家带来的灾难相当。

  面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各种恶果,各国人民纷纷进行抵制和反抗,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甚至先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逆转。但在其他国家,除了在水务等领域出现了一些再国有化的现象以外,新自由主义政策仍然得以继续实施,各种矛盾仍然在不断积累和激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泛滥,或者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对经济生活的渗透方面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基本矛盾也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无非是这种矛盾的一次爆发而已。

  这次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它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打击无疑可以说是致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陷人危机之中。

  但是,当危机到来时,金融垄断资本让被他们所控制的各国政府及时出手救市,用大量的公共资金挽救了他们,使其避免了本应遭受的重大损失和打击。不仅如此,直接导致本轮危机的金融大鳄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其力量在危机之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他们仍然掌控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因此,作为反映他们利益的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有学者把它称为“惩罚性的”( punitive)新自由主义阶段。⑰危机之后,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美国等国进行了一些加强管制的金融改革,但这些改革都不是根本性的,并没有逆转金融自由化的趋势。这些国家还把利率降至极低的水平,并推出了多轮货币宽松政策,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了巨额的廉价资金,壮大了金融资本的实力,但也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泡沫。与此同时,在挽救金融垄断资本(以及部分产业资本)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国债水平急剧攀升,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发达国家平均上升了30个百分点以上,现在已经达到了“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约105%)。⑱这些国家纷纷以此为借口采取了财政紧缩措施,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许多社会福利被削减,贫困人口数量先是急剧增加,然后是居高不下,贫困人口的处境不断恶化,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这种明显会加剧经济衰退顺周期的政策,即便是用主流经济学也无法解释。有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阶级报复,否则无法理解。⑲

  但这种“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⑳的做法并非毫无代价。即便不考虑民众所遭受的困苦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反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已经进人一个两难的境地。即便采用了负利率等非传统经济政策之后,一方面,经济增长并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甚至有陷人长期停滞的危险;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一样,今天这种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同时存在的局面也给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如果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21],金融泡沫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泡沫破裂之后所带来的后果会更加严重;而如果采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泡沫可能破裂,经济有可能很快陷入衰退。[22]

  还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上一轮危机爆发迄今已经接近10年,再加上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不出意外的话,下一轮危机可能即将到来。

  面对这种局面,更多的社会大众参与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抵制和反抗之中,经济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质疑也在增加,不仅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左翼经济学家在继续批判新自由主义,连一些原来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公开批判和质疑新自由主义。2016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3位经济学家(包括其研究部副主任)在其主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承认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未能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反而扩大了贫富分化,认为政府官员应该采取一些反新自由主义的措施来抵消其不利影响。[23]另一个长期在发展中国家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构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作为一位从事了30余年主流宏观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著名教授,在自己的网站上贴出了一篇名为《宏观经济学的困境》的文章,公开批判主流宏观经济学,甚至指责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已经成为只有当巨魔、小鬼和以太(物理学家早期假想的物质)存在才解释得通的物理学。[24]这两篇文章,特别是罗默的文章在学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着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断积累、深化和激化,公开站出来质疑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学者会越来越多。

  但是,考虑到当前在西方国家普遍的资强劳弱的阶级格局以及金融垄断资本对于这些国家政府的控制,除非出现阶级力量的重大变化,否则在这些国家彻底逆转新自由主义政策仍然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国家近几年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政治光谱里的所谓极左翼政治人物齐普拉斯执政的希腊政府,还是中左翼奥朗德执政的法国政府,以及极右翼的安倍执政的日本政府,无一例外都还在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便是号称要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公开提出了买美国货、雇用美国人的口号,并宣称要在国际贸易领域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但在税收、社会福利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方面所坚持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套政策无法解决当前的各种经济和金融问题。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领域中的各种矛盾还将进一步深化。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资本主义是否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资本主义是否会终结,将如何终结[25],都已经成为值得我们认真观察和科学分析的问题了。

  四、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危害与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与西方国家各方面交往的增加,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多年来,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非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壮大,即便在中央多次明确表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仍然在不断扩大。虽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工作,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有所下降,但是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势力只是有所收敛,其力量仍然值得高度重视。这些人极力把中央的相关政策进行新自由主义的解读,比如,把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解读成事实上的私有化;片面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提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歪曲成供给学派的主张,等等。甚至有学者提出毒品和儿童买卖合法化的极端主张。此外,一些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甚至被个别部委作为专家邀请参加重要中央文件前期研究的座谈会。一些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不时还在重要学术杂志发表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并在舆论场不断发声。2016年年底,林毅夫与张维迎之间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林毅夫主张国家应该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而张维迎则主张完全取消产业政策。根据有关调查,大部分网民是支持林毅夫反对张维迎的,但是,“这次争论由众多媒体和自由派学者联手炒作、借题发挥,力挺‘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形成一边倒的舆论态势。‘学术之争’看不到理性,而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集中发泄。争论的中心再次转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争,这也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之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争”[26]。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危害。首先,它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一起危害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在一些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次,它有可能误导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我国收人分配差距的拉大,以及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恐怕都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分不开。最后,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可能导致我国的经济基础出现重大变化。[27]

  无论是从政治哲学还是从经济学上来讲,新自由主义思潮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如果不高度重视并认真对待,我们就有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我们应该加强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研究及对其理论错误和现实危害的宣传,让人们认清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采取各种措施巩固其在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用它来教育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消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还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主要社会经济政策及其后果进行评估,纠正那些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政策。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基础的现状进行分析和评判,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为消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

  

  ①“作为政治工程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提法借用了大卫·哈维的说法,参见David Harvey,"Neoliberalism Is a Political Project",2016年7月23日,见《雅各宾》杂志网站,hops://www. jaco-binmag. com/2016/07/david一harvey一neoliberalism一capitalism- labor - crisis - resistance/。这里叙述的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关系的情况,参见〔美〕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4页。关于国际商会的情况见William K. Carroll and J. P. Sapinski , " 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Simon Springer, Keen Birch and Julie MacL.eavy, ed.,The Handbook of Neoliberalism,Routledge ,2016。

  ②该文最初以德文“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载于the Arohiv fUr Sozialwissenschaften, Vol. 47(1920),后被翻译为英文并收人哈耶克编辑的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一书(George Routledge&Sons,1935),PP} 87-130。

  ③西方国家对于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在西方一般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妖魔化总体来说是有效的。直到现在,即便是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左冀知识分子当中,很多人已经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可行的选项。

  ④典型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迫使出现危机的拉丁美洲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结构调整方案”,利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迫使韩国等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

  ⑤这两批经济学家分别被称为“伯克利黑帮”和“芝加哥弟子”,更详细的介绍见朱安东:《“伯克利黑帮”与印度尼西亚40年来的经济发展》,载《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1期;朱安东:《“芝加哥弟子”与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的泛滥》,载《红旗文稿》2006年第21期。

  ⑥[美]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6-8页。

  ⑦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制度。

  ⑧比如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两个主要流派(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之间虽然有很多共同点,但也存在不少不一致之处,有些甚至是基础性的矛盾。见[美]史库森:《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杨培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所谓吉芬物品就是在其他因素不改变的情况下,当价格上升时,需求量增加,价格下降时,需求量减少的商品。

  ⑩厂商的边际成本曲线是供给曲线的基础.由于固定成本的分摊和规模效应,厂商的边际成本随着产量的扩大先下降,然后才上升。因此,供给曲线也应该是先倾斜向下,然后再倾斜向上。

  ⑪[美]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赵德亮、夏蓓洁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⑫陈岱孙:《陈岱孙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32页。

  ⑬David Gordon , The Essential Rothbard, Auburn , 2007 , pp. 12-13.

  ⑭Joseph Stiglitz, "Do What We Did, Not What We Say",hops;//www. project一syndicate. org/commentary/do一what一we一did-一nol一what一we一say? barrier二accessreg.

  ⑮朱安东、王佳菲、蔡万焕:《新自由主义:救世良方还是经济毒药》,载《经济导刊》2014年第11期。

  ⑯林泰主编:《问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231页。

  ⑰William Davies, "The New Neoliberalism",Nrw Lefl Review, Sep-tember一October, 2016.

  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 ,20l5年4月。

  ⑲William Davies, "The New Neoliberalism",New Left Review, September一October,2016.

  ⑳齐昊、李钟瑾:《以新自由主义挽救新自由主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21]考虑到这些国家当前的国债水平和阶级格局,除非出现重大变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难以想象的,更有可能采取的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22]更详细的分析请参见朱安东:《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23]Jonathan D. Ostry, Prakash Loungani, and Davide Furoeri,“Neoliberalism; Oversold?" ,Finance & Development,June2016, Vol.53,No. 2.

  [24]Paul Romer, "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https;//paul-comer. net/the一trouble一with一macro/.

  [25][德]斯特里克:《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齐昊译,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6卷。

  [26]《经济导刊》编辑部、源清智库:《从产业政策争论到意识形态的交锋—从“林张之争”看当下学术舆论环境》,载《经济导刊》2017年第2期。

  [27]朱安东、王天翼:《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危害》,载《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8期。


【责任编辑:樊肖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