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一代名刊”《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引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对此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但对它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实则鲜见研究，为此，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并求教于各方。
　　一、《新青年》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舆论重镇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逻辑起点。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的价值，已经超出了一般时评的价值，显示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的思想自觉，他们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之路，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是先进中国人第一次比较全面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开始的标识。
　　《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二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三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四是宣传、介绍苏俄革命与建设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前三部分的文章122篇，加上“俄罗斯研究”专栏文章38篇，共160篇，占这36号(期)全部文章的56%，占季刊、不定期(9期)的文章98%以上。1920年9月，新青年社成立，下辖《新青年》编辑部，编辑并负责出版发行，截止到1927年12月，新青年社共出版(再版)发行了49种关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书籍。
　　《新青年》、新青年社出版的以上著述，记载了五四至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轨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内容有：
　　1.在各种社会主义理论中确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相当庞杂的思潮、流派及其社会运动，据统计有200多个派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主义的残酷性、掠夺性暴露无遗，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彻底失望，开始寻求救国的新路，于是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时髦话语。每一种社会主义，在我国都有一群崇拜与践行的热血青年，特别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的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占有突出的地位，一度成为五四新青年的主流意识。
　　那么应该传播与践行何种社会主义才是救国的正道呢？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新青年人①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什么叫社会主义？》、《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等文章，新青年社出版《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共产主义的ABC》等书籍，对各种社会主义进行详尽的分析。厘清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是择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提。陈独秀指出：“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浑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资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见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谈什么主义。”[1]李达将社会主义分成五种派别：“(一)正统派社会主义；(二)修正派社会主义；(三)工团主义；(四)组合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多数主义(共产主义)。”[2]陈独秀持同一立场，对此一一批评。工团主义是马克思与无政府主义两派“合演”出来的，主要区别：一是主张阶级斗争，这是出于马克思主义；一是不要国家及政权，这是出于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这是受到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但失去了工团主义阶级斗争的精神；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这是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但失去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的作用。无政府主义的精髓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然而离开了政治经济制度的自由之路是走不通的，非“撞得头破额裂不可”[2]。国家社会主义是从马克思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分出来的派别，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主要代表，因它主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斗争达到社会主义，所以也叫社会民主主义、议会派，内又分伯恩斯坦的修正派和考茨基的正统派。它们虽然彼此斗争，但主张“却大同小异”[1]。列宁领导的多数派叫布尔什维克党，后改称共产党，是“共产主义”派。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派虽“同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其政治主张却大相径庭。共产主义派主张：阶级斗争、直接进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国际运动。国家社会主义则主张：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主张，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德国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共产主义派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底主张代表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1]。新青年人旗帜鲜明地肯定，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传承，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完全遵奉马克思主义”[2]。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3]。他们明确宣布列宁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中国必须走苏俄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2.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根柢”[4]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广泛传播是从传播唯物史观开始的。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刊登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开了传播唯物史观的先河，以后陆续发表了《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在现代历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等文章，新青年社出版《阶级争斗》、《唯物史观浅释》、《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等著作，比较详细介绍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新青年人最初传播的是唯物史观的“彻底唯物论”部分。他们多次诠释《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简称《序言》)等经典著作中的彻底唯物论，特别是《序言》有关唯物论经典的公式被反复宣传。主要内容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的最基本的生活和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产的历史过程。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生产关系如果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必然崩坏，社会主义必然取而代之。阶级斗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全解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派、正统派等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新青年人旗帜鲜明地宣传阶级斗争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先进的中国人从意识形态层面进到彻底改变政治经济制度的层面来寻求救国之途，确定科学社会主义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
　　但是，新青年人最初忽视了对辩证法的引进与学习，因而无法了解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无法区别一般与特殊，尤其在剖析中国社会时，机械地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套用中国，确定中国为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中共一大制定的革命战略是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最终还是迫切需要辩证法来指导实践，于是1922年1月李汉俊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便应运而生。文章介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第二章(哲学部分)，详细地传播马克思的“自觉的辩证法”，成为我国诠释唯物史观是“彻底唯物论”与“自觉的辩证法”为统一体的首篇文献。《新青年》季刊还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等文章，它们与瞿秋白的《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三讲义，详细解读了辩证法的矛盾运动、否定之否定、量变与质变等基本法则[5]。无独有偶，对马克思辩证法传播的同时，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革命理论也传入我国，使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掌握了剖析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社会，探索中国特殊革命的一般规律的思想武器。这是我国社会科学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
　　3.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与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根柢”之一。在新青年人那里，剩余价值理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乃同一语。陈独秀指出，“马克思底经济学说，和以前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不同之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即实现。二千几百页的《资本论》里面多反复说明的，可以说目的就是在说明剩余价值这件事”[6]。他们传播的方式：一是在《新青年》刊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学说》、《马克思之资本论(读书录)》、《生产方法之历史的观察》、《马克思通俗资本论序言》等文章；二是通过新青年社组织出版发行《工钱劳动与资本》、《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经济科学大纲》、《资本制度浅说》、《各时代经济原素表》等著作。
　　新青年人沿着马克思的思路，从价值入手，将物品价值、资本、利润、价格、劳动价值一层一层地剥离，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传播剩余价值理论中，他们最大的亮点就是用通俗的话语，将剩余价值论向劳动群众进行灌输，彰显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大众化特点。李大钊率先作普及工作，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首先介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简明扼要说明“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是什么，首先要明白马克思所指的价值是什么，其次要明白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价值是什么及劳动价值如何的定法”。他没有纯理论的诠释，而是通过工人生产的时间，生产的具体产品如茶碗、茶壶、布匹、面粉等变成商品，来说明“劳动者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因此劳动力本身也是一种商品”。劳动者创造了劳动全部价值，但资本家以工钱支付工人生活费用，只是工人劳动价值的一部分，“譬如一个劳动者每日所需要的劳动(即制造劳动者所必需的生活品之劳动)相等；那么，譬如一个劳动者每日所需的生活品值六小时的劳动分量，照理他每日做工六小时便已产出他生活品的价值；然而资本家往往要劳动者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所给工钱只值六小时的生活品，其余六小时，在实际上劳动者未曾得着工钱，是替资本家白做了，这白做的六小时就叫做‘剩余劳动’”，这“剩余劳动而生的价值，就叫做‘剩余价值’”[8]。他们通过对上海工人实际状况的调查，用工人都懂的语言、实例，启发劳动者的阶级觉悟。
　　以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灯塔照耀黑暗的中国，使中国人民获得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改造社会的方法论，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救亡之正道。
　　二、《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新青年》既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既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辑，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他们建党最初的活动是围绕《新青年》编辑部而展开的。陈独秀1920年春抵达上海后，《新青年》也随之迁到上海，编辑部在法租界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即陈独秀的寓所。他到上海后，即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的李汉俊、戴季陶以及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等报刊同人商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大计。
　　《新青年》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的全权代表魏金斯基来到上海，即与《新青年》取得联系，积极推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5位革命青年聚首《新青年》编辑部，宣告成立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社会党”，后经过与李大钊商量，改名共产党。同时，《新青年》也实现了本身的伟大转型。
　　首先，刊物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20年5月前的《新青年》是北京同人刊物，主旨不谈政治，进行文学哲学的传播。5月以后，《新青年》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5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专刊，系统地宣传劳工神圣。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开始，杂志主谈政治，首篇就是陈独秀的《谈政治》，用唯物史观来诠释政治，主张扫除资产阶级掠夺的国家机器，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同时刊登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第一份宣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的转向，引起了胡适等北京部分同人的不满，指责《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7]9～10。为此在《新青年》同人中展开了刊物方向的讨论。胡适主张杂志不谈政治，坚持哲学文学的方向，要求编辑部移到北京，或者停办《新青年》。陈独秀则坚持将杂志变成一份政治刊物，他致北京同人的一封信鲜明表明态度：反对停办刊物，不同意编辑部移北京；对不谈政治，表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可以宣布不谈政治。”[8]558
　　其次，《新青年》编辑部实行了彻底改组。陈独秀将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袁振英等吸收到编辑部，从组织上保证杂志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新青年》的这次分裂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裂，标志着《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由民主启蒙向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华丽转身，杂志实现了由反封建、倡资产阶级民主到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文化的重大飞跃。
　　与中共上海建党活动的同时，《新青年》的另一个重要编辑李大钊在北方也展开了同样的行动。他于1920年3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集合张申甫、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图书馆，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热议建党救中华。他们通过与《新青年》编辑部通信、人员来往等方式，一起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
　　《新青年》还是各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的联络站。在新青年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联络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随之，《新青年》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机关刊物。
　　《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密切关系，在共产国际使华代表的文件和中共领导人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1920年6月9日，魏金斯基第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新青年社“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9]。一个月后，张太雷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汇报了《新青年》的情况：“《新青年》杂志现在由我们的陈独秀同志主持出版，它比中国任何一种期刊传播的都广，如今这个杂志已经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性质。这个杂志是中国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因素，因此我认为对它谈得更详细一些是必要的。”[10]163-164瞿秋白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的细胞[11]200。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说明党产生最有关系的几个刊物与团体，《新青年》列为第一[11]20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报告中说：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12]294
　　三、《新青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的概念虽然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末期，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武器加以导入。作为早期“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就是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新青年》则是早期“中国化”的先锋杂志。
　　1.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李大钊，他在与胡适讨论问题与主义时，就明确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3]。陈独秀指出：“中国既然不能离世界而独立——即各国已不能离世界而独立——那么究竟情形，当然与世界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第一要明了世界的经济政治现状是怎样的，第二要明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与世界各国是怎样的。”[14]472李达指出：“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2]张崧年(申府)在巴黎投书《新青年》，介绍英、法共产党的最新动态后，指出“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中国改造之路决不能代议政治，搞议会“纯粹是欺人之谈”，“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世界趋势固然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15]。以上的话语体现了一个精神，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这正是“中国化”的基本原则。1923年6月，《新青年》以季刊的新面目复刊时，在复刊宣言中指出：中国革命的航程已经进入国民革命新时期，需要“社会科学的根本知识，方能明察现实的社会现象，求得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16]；《新青年》的首要任务就是“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研究社会科学，本是为解释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现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青年》要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的罗针”，以“引导实际运动，帮助实际运动，——以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16]。
　　2.传播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直接指导思想。
　　《新青年》是我国传播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最重要媒体。它是我国第一家媒体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作出反映的刊物。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8卷1号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第一次阐述了列宁的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盟的思想以及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盟的策略思想。1921年9月《新青年》9卷5号，刊登了人民出版社的通告，宣布《第三国际议案及其宣言》即将出版。该书全面翻译了共产国际二大的主要文件，其核心文件“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全文刊登。此书第一次印刷就有3000册。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旨是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贯彻列宁东方革命理论。同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大会制定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再次确定共产国际二大制定的民族和殖民地的战略纲领，使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东方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在领导各国民族解放斗争中方向、方法、策略更加明确。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任务就是落实共产国际四大，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策略，以推动国民革命。大会期间即6月15日，《新青年》季刊面世，瞿秋白担任主编。《新青年》季刊到1924年12月停刊，共出4期。1925年再次复刊，为不定期，到1926年7月终刊，出5号。后期《新青年》是中共中央在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刊物，以崭新的面目与读者见面，由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转为传播列宁主义为主，宣传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是其主要任务，新青年社特意出版或再版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共产国际党纲草案》、《列宁主义概论》等经典文本，极大地提高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科学理论。
　　3.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个过程大致上有三次思想上跨越。第一次是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战略。第二次是五卅运动前后，国内各种矛盾尖锐突出，“中国革命之火已经燃烧起来了”。对于“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做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过去之经验给我们以何种教训？中国革命未来发展给我们以何种前途？”[21]等，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相应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新青年社将这些探索的文献汇集成《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以给予“中国革命策略上之最正确的指导”[17]。第三次是1927年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国民革命纵深发展，统一战线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中国共产党人面对超常复杂的局面，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在中共五大上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等重大的原则，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探索国民革命成果最丰富的时期。《新青年》、新青年社积极推动了早期“中国化”，对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正确判断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是制定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客观依据和前提条件。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指导下公布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指出，中国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是由军阀掌握政权的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地”虽然没有连用，但已经是《新青年》等红色媒体频率最高的名词。所谓“半封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一方面封建势力已濒于覆灭，一方面又回向封建，这种封建势力垂灭不灭的现象，乃是因为封建宗法社会旧有的家庭农业手工业已充分发展而有更进一步的倾向，但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还能取而代之的缘故”[18]52。封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社会基础。所谓“半殖民地”就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掠夺的市场，资本主义虽然得到发展，但在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严酷的压迫之下，势力十分“微弱”[18]59，尚不能够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抗衡。
　　中国这样的特殊社会，造成中国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同于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族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它对外进行民族革命，对内进行民主革命；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18]33。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正确的轨道上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后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无疑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的传承。
　　第二，分清敌我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新青年》刊登许多文章，反复解剖社会各阶级，以确定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领导阶级以及革命的同盟者等这些革命的基本问题。新青年人在文章中指出：帝国主义是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罪魁祸首，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与民权革命根本“不相容”[19]。封建军阀依附于帝国主义，残酷剥削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乱源。因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国际帝国主义，第二个对象是国内封建军阀。所以中国必须发动广大的民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才能够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
　　中国无产阶级在现代工厂做工，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们人数虽然不多，但与资产阶级的数量相比，则要强过多倍。他们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因此革命最迫切、最坚决，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对立者，是社会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的天然之同盟者，因此他们“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29]。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70%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农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1.2亿被数层压迫的劳动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国民革命若农民不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18]42。农民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革命战线的主要成员。对于资产阶级，新青年人指出：由于中国现代经济落后，文化幼稚，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封建社会的旧壳中，资产阶级也十分幼稚。他们将资产阶级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亦称资产阶级民主派、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在世界第一次大战时，他们得到了自由发财的机会，但他们深受外资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18]57；另一部分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亦称官僚的资产阶级，他们始终依靠帝国主义列强及国内封建军阀而生存，是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是国民革命的“大患”[18]95。
　　第三，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与前途。因时代不同，中国民族革命虽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它与辛亥革命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就在于它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21]。它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譬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汇合起来，才能根本上推翻国际帝国主义[22]。国民革命与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还在于它的革命前途不是资产阶级共和，而是社会主义。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口号。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比社会主义的提法更适合中国，其提法固然有策略上的考量，但已包含民主革命胜利，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要有过渡阶段的设想。这个设想就是后来称之为的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四，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很不充分，中国无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十分弱小，而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势力十分强大。有鉴于此，中国民主革命寻找同盟者的策略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与中国国民党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统一战线是势在必行的革命策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新青年》是第一家提出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的媒体。1920年9月，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就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22]。在统一战线中，《新青年》是第一家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刊物。1923年在《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它就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地位”[19]。随后，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中详细地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然性，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的革命，在这个联合战线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20]。
　　第五，提出武装斗争的思想。武装斗争在国民革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不仅成立军事部，专门负责军事工作，参加北伐战争，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而且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等文章，新青年社出售《论北伐》等著作，阐释武装斗争的思想。
　　《新青年》以上的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发端，由于党还无法驾驭异常诡谲多变的时局，无法正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导，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严重失误。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于大革命时期的集体智慧与整体水平，凝聚了“中国化”的最初基因，形成了中共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毛泽东思想萌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①本文的新青年人主要指1920年9月《新青年》转型后的同人，即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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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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