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壹

　　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像”之中

　　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巨大的“幻像”之中。在对物质的无穷尽的占有和消费之中，在对国家机器的不痛不痒的调情中，我们回避了最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级?我们应该处在世界史的哪一个链条上?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自我历史的叙述来完成自觉的、真实的抵抗(抵抗个体的失败同时也抵抗社会的失败)?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80后这里不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更是历史问题，它意味着，80后必须从头检视自我的历史，从起源开始追问。这个“起源”在我看来，一个是生理的事实，一个是历史的事实。生理上的事实是，对于绝大部分80后来说，他们的父母都属于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个在十年前也许不需要强调的问题，在今天需要特别严肃地提出来，因为经过30年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隐秘同时又恐怖的阶级已经在中国诞生，那就是权贵资本阶级，这个阶级凭借其垄断地位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与80后的成长同时展开的，就是这样一个权贵资本在中国发展成形的历史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整个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美学秩序中的全部降格。在1970年代，我们或许会为自己是一个工人的儿子而自豪，在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实行的时候，我们还会高唱“在那希望的田野上”。但是到了2000年，全中国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就是对农民和工人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嘲笑。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中，80后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从一出生就丧失了全部的优先权。也就是说，从起源开始，80后就不是在获得，而是在失去——“我们得到的只是锁链，失去的是全部世界”。

　　但似乎有另外一种可能展示在我们面前，那就是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上谋得一份有保障的职业，以此来完成身份的另外一种转化。义务教育普遍实行和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包括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大扩招似乎提供了这种希望。我于1999年“受惠于”高等教育的扩招进入一所本科大学学习，2004年又“受惠于”研究生的扩招而获得研究生的学习资历。至少在1999年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与我周围的那些朴素的同学一样松了口气，我们为自己摆脱了那些已经完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阶级而感到幸运。但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80后进入了一个最尴尬的历史境地——至少从现在看来是这样的，因为从那时开始，我们变成了四不像，变成了一个悬浮的阶级：农村里面没有我们的田地，工厂里没有我们的车间，权贵资本家只能出现在地摊励志小说和灰姑娘的童话故事中。我更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的80后来说，其实并没有童话，我们的童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在2012年北京开往南京的高铁上，我依然看到一个和我年龄仿佛的青年在认真阅读这本书——它实际上不过是告诉你怎样做一个资本的螺丝钉。

　　贰

　　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

　　如果非要为80后的阶级属性作一个界定，似乎没有比“小资产阶级”更合适的了。在每一个80后的心中，都有一个小资产阶级之梦——是的，小资产阶级之梦——至少在2009年以前，这个梦还不能说是白日梦，因为它是我们真实的理想和追求。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梦有些含糊，但以下内容是明确的：独立、自由、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保障之中。它看起来不过是基本的人性的诉求，但是，在中国90年代以来的语境中，它代表了一种终极的乌托邦式的存在。有时候，这种小资产阶级之梦以一种夸张和变形的方式得到发泄和阅读，我还记得在2000年的冬天，我在安徽小城的一个书店里看到卫慧的《上海宝贝》，我站在书架前一气将其读完，并激动地觉得这就是一个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自由而叛逆，带着种种的青春期的冒险。为了让自己的趣味更加接近这种气质，我甚至将《上海宝贝》里面提到的数量众多的西方著作的篇目都抄了下来，准备将它们全部通读一遍，以作为自己“小资产阶级”趣味入门丛书。具体有哪些著作现在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有两本书我印象深刻，亨利米勒的《南回归线》和《北回归线》，但尴尬的是，在我的所在的那个小城里这些书一本都找不到，于是，在寒假期间，我专门去了一趟南京的新华书店，在那里，我如获至宝地找到了两本封面花里胡哨的“南北回归线”。并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对它们的阅读——遗憾是，这种阅读感觉味同嚼蜡，我至今都不太了解亨利米勒在西方文学史中的地位，但是毫无疑问，在2000年的那一次阅读中，它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效的。但是我并没有由此怀疑到卫慧所营造的那样一种趣味，反而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并在这种怀疑中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

　　我在那个时候以为，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通向更广阔的世界的入口。即使在2004年进入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以后，我依然津津乐道于自己读过亨利米勒，当然，我完全隐瞒了自己对这位作家并无感觉的事实。与此同时，杜拉斯的小说，大卫林奇的电影，尤其是他的《穆赫兰道》，更成了我以及我身边朋友信奉的艺术经典。这种情况在2009年有所变化：2009年春节前后，我非常巧合地同时观看了电影《刘三姐》和《本杰明巴顿奇事》(又名《返老还童》)，前者是中国拍摄于60年代初的革命歌舞片，后者是2008年好莱坞商业大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两部风格、意识形态完全迥异的文化读本。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时深深地触动了我，我毫不惊讶《本杰明巴顿奇事》会给我带来感动，因为我的朋友、相关的资讯以及我个人的遭遇已经事先“规定”了这种审美上的共鸣，当我看到本杰明与伊丽莎白于旅途中邂逅，每晚穿着纯棉睡衣相会在壁炉边，在咖啡、伏特加和鱼子酱的伴随中交换暧昧眼神的时候，当我看到那句“晚安，本杰明;晚安，黛西”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布拉德皮特确实是一个高明的导演，他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症候，因为个人在近乎童话般的爱情幻想中，悄然完成了一种温顺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消费，这种消费不具有任何悲剧的净化作用和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性，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宿命的，是不可改变的时间性：“有些人在河边出生长大，有些人被闪电击中，有些人对音乐有非凡天赋，有些人是艺术家，有些人游泳，有些人懂得纽扣，有些人懂得莎士比亚，有些人是母亲，有些人能够跳舞。”人成为一种功能而丧失了其“整体性”，或者说，因为无法对外在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干预，他们不得不转入对自我经验的陶醉甚至是崇拜之中，而这又反过来加深了自我和世界之间的疏离。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以卡夫卡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加快了资本文化秩序的建立和完成，因为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即使个体的经验和历史已经被异化到“非人”的地步(如《变形记》)，但是他依然陶醉在某种寻找审判(如《城堡》)和饥饿的表演中(如《饥饿艺术家》)，并最终为了维护秩序的完整性和神圣性而不惜把个体送上绞刑架(《在流放地》)。如果说在卡夫卡的小说中还依稀能读到某种反讽的东西，在《本杰明巴顿奇事》中，一切都已经变得温情脉脉，对现代时间的人为逆转不过是造成了一个畸形儿，而这个畸形儿则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隐喻?)变成了一个穿着LEVS高级牛仔裤的美男子，最后，他丧失一切记忆(个人的历史性)，死在一个代表好莱坞梦的女人怀中。

　　我在这里面看到了某种软弱和绝望的东西，这种情绪非常模糊但又十分强烈，个人与世界的疏离固然强化了个人孤独英雄的自我想象，但同时也强化了对自我和世界的厌倦和憎恶，在某种有教养的(齐泽克语)，温情的，私密的趣味中，我们进一步强化自我作为一种生命体的孤独感，在拒绝更新自我的同时也无法更新历史。我正是在这种互文意义上来理解观看《刘三姐》时候的激动和兴奋，我发现，在《刘三姐》中，个体(刘三姐)的命运始终与一个群体密切相关(艺术形式上以规模不一的群众合唱队为代表)，刘三姐在每一次演唱中都以无数的群众作为背景，并随时隐入这些群众中去，或许正是这种统一性(不是同一性)使得刘三姐具有了改造这个世界的信心：“莫讲穷，山歌能把海填平，上天能赶乌云走，下地能催五谷生。”另外一个让我深深感动的场面是采茶欢歌，在漫山遍野的茶树中，一群姑娘一边唱歌一边采茶，我在此看到了某种未被资本化的劳动美学，人在这种自由的劳动中成为了劳动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人与劳动之间是一种审美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利益的关系，并且，为了保持这种关系，刘三姐们选择了坚决的反抗和斗争，如果用现代的审美标准来看，《刘三姐》毫无疑问是粗糙的，没有教养的，带有暴力倾向的美学文本，但是，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拥有生命力的主体的表征吗?或者说，恰好是这种粗糙的不精致的美学在同质的文化秩序中撕开了一道口子，让我们意识到历史和美学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但让我犹疑的是，这也许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可能罢了。实际上我对《刘三姐》的肯定恰好说明了它在我们当下历史中的缺席，也许我对《刘三姐》的肯定带有某种夸大的成份，在我个人趣味被严重“小资产阶级化”的情况下，我试图找到一种“奇观”来补充我的文化想象，但是因为缺乏实践上的支持，这种补充或许只是进一步强化了我对当下文化的认同。这正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如果对于文化的可能性的选择最终都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普世化的趋势，如果果真如竹内好所断言的，我的这种抵抗不过是被“预先”设定的，我越是抵抗，却不过越是强化资本主义的文化秩序，“东洋越抵抗就越将欧洲化的宿命。东洋的抵抗不过是使世界史更加完整的要素而已……”

　　叁

　　从本质上说，“小资产阶级意识”出现是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反复生产的后果

　　从本质上说，“小资产阶级意识”出现是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反复生产的后果：政治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观念上的虚无主义和个人道德行为上的浅薄的存在式个人主义。

　　这一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构成了著名的撒切尔夫人所言的“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历史情境。这一历史情境携带着冷战终结后资本主义傲慢的自我期许，用更准确的话来表达就是：“利润是人们之间唯一可能的社会关系，市场则是民主的唯一保证”(丹尼尔·辛格)。

　　但是历史并非总是铁板一块，我在2009年审美的位移其实也从一个极小的侧面证明了历史总是有其裂隙——虽然这些裂隙总在不经意间被我们轻易放走——这一裂隙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至少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2008年开始蔓延的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汪晖看来，金融危机并非是简单的过度投机和缺乏监管的技术性问题，而更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在自我循环过程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性结构。恰好是这样一种反复出现并延续至目前这一刻的危机——2013年6月22日，中国A股跌至1900点，6月26日，整个中国银行业出现历史上最严重的流动性资本紧张——我们感到了一种历史性的恐惧。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无休止的资本会将我们带往何处?是乌托邦还是鸟托邦?是恐龙还是凤凰?但是，可以明确的是，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了!

　　——用汪晖的话来说就是，新自由主义绝对支配地位衰落了!

　　——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苏醒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即使在“宿命”的意义上，80后的小资产阶级之梦也不过是全球化资本秩序加之于我们的一种规划和想象。它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经典的《看不见的城市》，男人们追逐梦中的女性，最后没有得到，只好建造一座和梦中一样的城市，卡尔维诺说如此女人塑造了男人。小资产阶级之梦就是那个女人，最后，我们并不能得到它，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幻象，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自知。这种幻象甚至治愈了我们的失败感，它给现实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我们以为一切似乎都应该如此，忘记了起源同时也切断了未来，80后由此变成了悬浮的一代，上不接天，下不接地，在历史的真空中羽毛一样轻飘。

　　小资产阶级是80后最后的救命稻草，意识形态的规划似乎也在暗示这一点，各种奋斗、学习、发展的概念都依托于小资产阶级之梦的最后实现，我的一个朋友曾这么向我描述，他最大的理想是，在一个周末的旁晚，他开车带着自己的妻子，后座上坐着自己的孩子，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去看一场文艺电影。但现实情况是，这个梦的兑现被一再延宕，最后这个梦以残酷的形式刺破了80后“虚假的”当下生活。实际情况是，在当下日益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中根本就找不到出路——它唯一的现实出路也许是赤贫化，成为新的城市无产阶级。中国的先锋派作家格非在其出版不久的中篇小说《隐身衣》里，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变为城市无产阶级的过程，虽然小说最后的结局并非那么让人沮丧：男主角又暂时获得了爱情和房子。但现实生活却不可能有这么“光明”的尾巴，现实是，在世界资本和官僚权贵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只有“失败”的道路可以选择。

　　这一“失败”之途似乎是预定的，充满了世界史的宿命味道。它超越了简单的代际的划分，中国的50后、60后、70后、90后难道不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吗?这种现实迫使我们重返十九世纪的一些重要的命题：公平、正义、反抗和革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回到了中国现代的逻辑起点：我们面对的着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全球化的资本剥削体系，一个是日益僵化的官僚权贵机器。这就是80后所处的世界史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独享”的，也无法简单地拒绝或者认领，这个位置，需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结实的主体去予以激活和对接。我的一个学生在一家大金融公司实习一个月以后给我发来短信：“我终于体验到了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的感觉了”。

　　从小资阶级梦中惊醒后怎么办?

　　历史依然暧昧、含糊、混沌不分。腐败的语言和千篇一律的生活还在不停地重复。自觉的意识和结实的主体如何才能在这一片历史的废墟里面生长起来?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任何代际，任何地区，逃离社会历史都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个体的失败感、历史虚无主义和装腔作势的表演都不能成为逃离的借口或者工具。从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中醒来，超越一己的失败感，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不仅仅是讲述和写作，同时也把讲述和写作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

　　惟其如此，80后才有可能厘清自己的阶级，矫正自己的历史位置，在无路之处找出一条路来。

　　我希望我们可以找到那路。

【责任编辑：樊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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