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争鸣

　　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共产主义及其解放政治逐渐被西方主流思想界边缘化;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共产主义的火种在西方世界彻底熄灭。在法国,左翼解放政治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以阿兰•巴迪欧为代表的新一代左翼思想家站立起来,重新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并重新将走向共产主义作为解放政治的目的,这不仅勇敢地回击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左翼政治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诋毁,也痛斥了以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所宣告的“解放政治业已终结”、我们将走向与新自由主义媾和的“生活政治”的伪左翼立场。2009年,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寒风中,巴迪欧出版了他的新书《共产主义的假设》(L'Hypthèse Communiste),在这本书中他重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巴迪欧的这一举动,甚至在左翼和激进政治内部都感到难以理解。巴迪欧在《共产主义的假设》中对巴黎公社给予了浓墨重彩的书写;因此要理解巴迪欧的共产主义观念,就必须要理解他对历史上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无产阶级政治运动———巴黎公社的描述。那么,巴迪欧究竟是如何来描述巴黎公社?他为何要在今天重谈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与他所谓的共产主义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展开分析。

　　一、巴黎公社与解放政治

　　巴黎公社无论是对西欧人还是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我们的世界历史课本中,巴黎公社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篇章。然而,时过境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那个无产阶级用鲜血和躯体筑成的巴黎公社渐渐在我们的记忆中淡忘。19世纪末20世纪初,位于巴黎东北区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巴黎公社墙仍然有大量的群众去凭吊。然而,在今天这个充满资本主义气味的全球化时代,那个静谧的空间已很少有人想起,只是偶尔有三三两两的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巴黎公社仅仅是历史课本上的一页,它那光辉的岁月已完全被现代化的灯红酒绿所吞噬。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将自己树立为新的神圣封印,一切与之相悖的思想都被看成是不合法和荒谬的,而唯一合法的是代议制政治。共产主义在他们的话语中变成了邪恶、恐怖、血雨腥风的同义语。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为人类留下了大清洗和古拉格的集中营,人性在其中被扼杀,共产主义只是独裁者恣意妄为的幌子。巴黎公社,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属于被遗忘和清洗的范畴。因此,巴迪欧说道:“近来,巴黎公社已经从法国历史进程中被扫地出门,不过,以前在历史中也仅仅就是占了一个位置。如今,凡尔赛派（凡尔赛派指法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后在凡尔赛成立以梯也尔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的拥护者,凡尔赛派对公社战士实行残酷镇压,是公社最凶狠的敌人,1871年后,凡尔赛派一词成了灭绝人性的反革命派的同义语。）的嫡系后裔占据了上风,对于他们来说,那些共产主义不过是罪恶的乌托邦,不过是工人们腐朽不堪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不过是革命的血腥的狂欢,不过是非代议制政治的暴虐的亵渎。”（Alain Badiou, L’Hypthèse Communiste,Paris:Lignes,2009,p.137.）在这里,巴迪欧重提巴黎公社,其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实现一个忘却的纪念,更不是为了在今天重新去进行一次巴黎公社式的革命。事实上,巴黎公社的爆发纯粹是偶然的,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它是一个独特的事件,这种独特性正说明其作为事件的不可复制性。这样,在历史的逻辑中,我们也无法在今天(历史和社会的大环境都截然不同于1871年3月18日)重现巴黎公社那璀璨的一幕。那么,巴黎公社对于今天的无产阶级事业还有什么样的价值?

　　事实上,对于一个关注事件、独特性和新(nouvelle)的哲学家来说,巴黎公社的价值在于其突发性。无论是凡尔赛政权的法夫尔、西蒙和梯也尔,还是巴黎街头的工人,甚至包括由工人组织起来的国民自卫军都没有预料到1871年3月18日会发生什么。可以说这是完全的例外,或者用拉康—齐泽克式的话语来说,是一种从平滑的意识形态平面上撕开的一道裂缝,从这个裂缝中绽露出真实的深渊,而这个深渊是彻底的例外和空。巴迪欧之所以对巴黎公社感兴趣,是因为巴黎公社撕开了历史的连贯性,成为了在历史连贯性时间之外的一个断裂、一个空,而在这个空的深渊中,无产阶级作为主体诞生了。这里的逻辑与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和《世界的逻辑》中所提出的本体论是契合的;换言之,巴迪欧关注巴黎公社的本意在于用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来阐明自己的哲学。在阐述自己的哲学时,巴迪欧并没有忽视经典作家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都曾对巴黎公社做过评述,那么,巴迪欧对巴黎公社的理解与这些经典作家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巴迪欧本人会怎样来看待这些经典作家的评述?这个问题是关键所在。既然经典作家,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和《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比较详尽地探讨过巴黎公社的问题,恩格斯在1891年《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的导言中也谈了自己对巴黎公社的理解,那么巴迪欧又是如何超越他们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对巴黎公社本质的认识。

　　巴迪欧认为,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是含糊不清的,这种含糊不清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在两个方面反复犹豫,没有作出最后的决断: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巴黎公社的政治价值,但在另一方面又指责巴黎公社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即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前者,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对于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不应该是接管,而应该是摧毁。马克思说:“民族的统一不是加以破坏,相反地,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57页。）国家是一种赘瘤,巴迪欧在《存在与事件》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古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矛盾也体现在这一点上:因为只有从国家的角度来思考才会存在赘生物,……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赘生物。”（AlainBadiou,L’êtreetl’événement,Paris:Seui,l1988,p.112.）从纯粹的政治角度来看,国家是在对政治进行操作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冗余,它不属于政治运动本身,但一旦国家出现,便凌驾于政治之上。因此,国家成为了一个绝对的赘生物。马克思和巴迪欧都看到,法国1830年、1848年乃至1870年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都在于,政治最终被国家所取代,当无产阶级在政治运动中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共和派和奥尔良派政治家攫取了国家权力,并凌驾在政治运动之上。而1871年巴黎公社则摧毁了国家机器,彻底让政治运动中的无产阶级掌控了权力。这一点,正是巴迪欧将巴黎公社同法国1830年、1848年、1870年以及1940-1945年的左翼抵抗运动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区分开来的原因。巴迪欧认为,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报告中批评“公社未能建立一个新的阶级统治形式”（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说明马克思最终将自己的政治立场仍然让位于国家,也就是说,马克思仍然需要一种状态来解决情势本身的杂多的问题。

　　恩格斯在1891年撰写的《法兰西内战》的单行本导言中也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叙述巴黎公社。恩格斯指出,在巴黎公社内部,实际上起到支配地位的是普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普鲁东派是少数派,而布朗基派是多数派,而这两派都充满着投机主义、平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朴素的社会主义的妄想,最终两派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公社的失败,“无论是普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恩格斯:《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而在巴迪欧看来,“恩格斯从中得出结论,公社的弱点在于其意识形态的形式不太适合作出国家决策。此外,其两派对立的结果是布朗基主义和普鲁东主义走向了终结,让位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AlainBadiou,L’HypthèseCommuniste,p.145.）。实际上,恩格斯描述巴黎公社的方式已经与马克思有了很大的差别,即恩格斯更多的是从国家/状态的角度来描述的,公社的社员被恩格斯划分成普鲁东派和布朗基派,而他自己完全是从“马克思派”的眼光来审视这两个派别。也就是说,恩格斯已经赋予了巴黎公社一种情势状态,具有了某种结构,从而直接在这种结构下来描述问题。实际上,恩格斯的叙述方式已经奠定了后来左翼的描述框架,无论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还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都习惯于从不同的亚多(sous-multiple)或子集来看待问题,整个政治运动在情势状态中被结构化,而政治运动本身让位于政治性的党—国模式。巴黎公社不仅仅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今天继续探寻解放政治道路的一个指针,更重要的是,巴黎公社的经验也为我们超越凝固化的党—国模式提供了可能。巴迪欧是一个行动派,他更喜欢在革命的政治运动中来思考问题,因此,相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巴迪欧更欣赏由底层工人自发组织进行的巴黎公社革命及其创造的新政权方式,这种新政权方式正是巴迪欧用来思考今天解放政治何去何从的重要工具。

　　二、本体论视野下的巴黎公社

　　确切地说,巴迪欧不是从巴黎公社的事实来说明问题,而是用巴黎公社来阐明他的本体论,即从一开始,巴迪欧就是用哲学本体论的方式切入到巴黎公社的研究中。巴黎公社对于巴迪欧来说,并不是一种用于论证的案例和论据,而是将巴黎公社理解为一种独特性,从本体论上来阐述。我们可以将巴迪欧的巴黎公社本体论概括为空的位点（位点是巴迪欧挪用的数学概念,其原意指对原有函数趋势的断裂,在某一点上函数的发展与原同一性函数不能保持一致）、独特性的逻辑、事件三个方面。

　　1•巴黎公社作为空的位点

　　巴黎公社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不可预测的,这意味着巴黎公社在连续的历史中是一个纯粹的断裂。在任何情势中存在着多(multiple)（多是巴迪欧哲学的基本概念,指事物存在的杂多状态,这种状态无法被归纳为一个整体,只能被看成是不连贯的杂多）,而多的存在并不一定会在情势中呈现出来,这是因为在情势之中存在一种计数的方式,这种方式将情势结构化并成为一种真理,这种结构就是情势状态。我们对历史的判定以及我们将历史思考为连贯的方式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这个情势状态,情势状态将所有的多都计数为一,以便我们在其中辨识出这个情势中的诸多要素。实际上,多是以一(计数为一的大写的一)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意味着其中某些多不能以自身的方式呈现出来。如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无产阶级往往在政治上归于无能,无法以自身的显现而存在,他们必须在资产阶级的框架中来进行计数,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情势中无产阶级必须借助于资产阶级的光的折射才可能呈现出来。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存在是非政治性的,他们属于被计数的多,他们无法在政治上充分展现自己的能力。在法国大革命以及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始终都是无产阶级身先士卒,冲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但当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时候,却不得不将自己用鲜血换来的成果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政治的投机分子。这是因为在旧有的情势状态之下无产阶级是无能的、无法在政治上显现力量,他们除了充当共和派和投机分子攫取权力的炮灰之外一无所获。在那些革命中,尽管无产阶级在其中呈现了,但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存在,并不存在的原因是革命没有形成断裂,没有打破资产阶级连贯性的历史框架,从而无法让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作为主体而存在。

　　而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具有非凡的意义。在巴黎公社之前,没有人认为工人具有政治能力,“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包括工人自己,都认为巴黎的工人获得政治地位是不可理解的。”（AlainBadiou,L’HypthèseCommuniste,p.160.）巴黎公社打破了这一切,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治运动之后,第一次没有将权力转交给议会制政府,没有共和派和投机分子以代表人民之名来篡夺工人的革命成果。在巴黎,工人组织了自己的政权,用自己的方式接管了整个巴黎,可以说,在公社中,我们第一次看到第一线的工人成为了主宰,那种认为工人毫无政治能力的谬论被巴黎公社的事实一扫而净。从巴迪欧的本体论上来看,巴黎的工人制造了一个断裂,历史的连贯性步伐在这里戛然而止。易言之,巴黎公社打破了历史的结构,在平滑的历史上活生生地撕开一道裂缝,它是一个纯粹的空,一个的位点。它的独特性正在于,它“只以自身存在的方式显现出来,而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加以呈现”（AlainBadiou,L’HypthèseCommuniste,p.158.）。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巴黎公社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一个真正全新的创造。3月18日的起义颠覆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颠覆了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无能的形象,它宣告了工人阶级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缔造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一切对于以往的一切来说,完全是一个空。它之所以为空,是因为在以往的情势状态中,它根本无法被计数,它根本不属于那个情势状态,它是对资本主义情势状态的根本颠覆并在全新的地基上创造出新的位点,无产阶级也第一次以自己的方式而存在。

　　2•巴黎公社的独特性

　　3月18日是巴黎市民赶走“国防政府”的日子,也是巴黎公社创造历史的日子。如前文所述,3月18日是一个空、一个位点,但在巴迪欧的哲学中,位点是转瞬即逝的,3月18日的起义只是整个历程的一个短暂瞬间,在这个瞬间过后,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位点的后果呢?值得注意的是,巴迪欧认为,不是每一个位点都可以成为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则是“位点的实存的价值不能总是从本体论上来描述”。某些位点虽然出现,但它没有足够的强度,因而无法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而有些位点足够强大,因而可以倾覆历史的序列。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3月18日巴黎公社这个位点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实存并改变历史的前进序列呢?在这里,巴迪欧用独特性和事态这两个概念来说明问题。巴迪欧指出:“我把那些其实存强度并非最大的位点称作为事态。我把实存强度达到最大的位点称之为独特性。”（AlainBadiou,L’HypthèseCommuniste,p.169.）这说明存在两种位点,一种有着足够的强度,可以产生颠覆性后果,这种位点是独特性的位点;另一种位点尽管也可以与历史的进程拉开距离,但是由于其强度不够大,无法真正产生历史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用巴黎公社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871年3月18日,“国防政府”的部队试图夜袭蒙马特尔高地上国民自卫队的加农炮阵地,试图掌控在那里本属于国民自卫队的加农炮,最终被巴黎妇女发现,之后蜂拥而至的巴黎市民攻击了“国防政府”的军队,巴黎公社起义正式爆发。在这里,3月18日的事件毫无疑问是一个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位点。而在1871年5月23日,当凡尔赛军队几乎占领了大半个巴黎时,公社的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个“公社宣言”,在这部“宣言”中,公社中央委员会指出他们坚信巴黎公社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然而,这个“宣言”在凡尔赛军队的野蛮镇压之下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尽管“宣言”的发表宣告了一个“新”的来临(这足以让其成为一个位点),但这部“宣言”没有强烈的效果,因此,这样的位点只能称作“事态”,不是具有独特性的位点。

　　从本体论上来说,独特性和事态的区别在于:独特性无法被既定的情势状态所消化,事态则完全可以搁置在情势状态之中;独特性位点是彻底的例外,它外在于情势状态并直接撕裂了情势状态的连贯性,情势状态对于独特性的位点是尽可能地去消化它。比如说,凡尔赛政权对巴黎公社采用的策略就是试图在他们既定的情势状态框架中去消化它,如支持凡尔赛政权的杂志《世纪》在5月21日(当时凡尔赛军队正在对巴黎公社社员进行血腥的屠戮)发表文章说:“社会的难题业已解决或正在解决中。”而法夫尔则认为,巴黎掌控在一群流氓恶棍手中,他们尽可能地将巴黎公社社员描述成烧杀抢掠的恶棍,而凡尔赛军队则代表正义之师从混乱中夺回那座处在煎熬之中的城市。

　　3•作为事件的巴黎公社

　　在巴迪欧看来,并非所有的独特性的位点都可以成为事件,为了进一步作出区分,巴迪欧再一次区分了强独特性和弱独特性,为了说明两者的区别,巴迪欧举了1870年9月4日的革命和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的例子。1870年9月4日,法国色当战败,国王路易-菲利普被俘,消息传到巴黎,旋即产生革命,1870年革命的后果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覆灭,取而代之的是由共和派主政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尽管这次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但资产阶级共和派很快就攫取了政权,并在资本主义议会政治之下消化了这次革命的成果。因此,尽管1870年的革命颠覆了一个帝国,产生了一个共和国,但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实质上没有发生改变。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革命就与此完全不同了,那些曾经在政治上作为非存在的无产阶级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显现了自身,无产阶级颠覆了世俗的理解,让非存在走向了存在。因此,巴迪欧给事件下了一个定义:“基本上我所谓的事件,作为最强的实存的一个最大的真实的后果是,它让非存在存在。”（AlainBadiou,L’HypthèseCommuniste,p.173.）这个悖谬式的表达实际上表达了事件的动态化过程:那个曾经非存在,作为事件的后果,绝对地走向存在。一方面,这意味着事件是对旧秩序的颠覆,而事件的力量正在于实现了这种存在的转换;另一方面,非存在在事件中走向存在,就必须占据由于事件产生所留下的那个空位,在事件消逝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迹,工人阶级迅速占据了其在历史中的位置,并在这个由3月18日事件所撕裂的结构性裂缝中获得了自己的存在。

　　这意味着,巴黎公社不能理解为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因为在以往的情势状态中,工人阶级的非存在走向存在是不可能的。无论在何种历史谱系中,工人阶级都是作为非存在被排斥在直接存在之外的,几乎所有人(包括工人阶级自己)都没有思考过这种可能性。或者说,巴黎公社无法用可能性的谱系来思考,它完全是一种创新,一种将不可能带向可能的创新。在这个事件上,巴黎公社缔造的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正如浦洛佩-奥利维耶•里沙加雷在《1871年巴黎公社史》中指出:“法国的三次革命(1830年、1848年、1870年),无产阶级都是在为共和派做嫁衣,而这一次,是为了他们自己。”

　　三、共产主义与公社主义

　　巴迪欧对巴黎公社做此种解读是为其独特的共产主义概念做铺垫,对于巴迪欧的共产主义概念,我们既不能理解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的对异化劳动的克服,也不能理解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巴迪欧是以巴黎公社为引子,巧妙地利用词源学方法,重新界定了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巴黎公社中的公社的法文是commune,这个词几乎就是共产主义的词根,这样共产主义完全可以理解为公社(commune)+主义(isme)。巴迪欧的意图在这里昭然若揭,他将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置换成了他自己意义上的共产(公社)主义。在这种改造之下,Communiste一词具有某种超越原生意境的延异,巴迪欧将此戏谑地称为“超翻译”(hypertraduction)。有趣的是,巴迪欧并不仅仅将这种超翻译停留在对共产主义的解释上,他有意识地将柏拉图的《理想国》也进行了一次超翻译。《理想国》通用的法文译名是La Répulique,直译成中文是共和国,而巴迪欧对共和派没有什么好感,他认为用La Répulique来翻译柏拉图的名著是不恰当的,因此他给出的法文译名是Du Commun(isme),这个译名正好与巴黎公社天然巧合。巴迪欧不仅向柏拉图的本体论回归,而且也向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回归,他将《理想国》译作公社(主义),其目的也正在于此。巴迪欧向柏拉图的回归不仅仅体现在此,而且体现在他复活了柏拉图的一个核心概念——观念。这是巴迪欧在提出共产主义概念之后所使用的另一个不合时宜的概念,他还有意识地将这两个词合并在一起,《共产主义假设》的第四部分就以“共产(公社)主义的观念”为题（碰巧,齐泽克和巴迪欧在2010年合著的一本新书也叫作《共产主义的观念》,巴迪欧与齐泽克两人之间的关联极大,他们二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存在共识,因此可以认为齐泽克《共产主义观念》和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中存在某种共通的成分）。在战后的法国哲学家看来,观念是本质主义的残余物,而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让-吕克•南希、利奥塔、拉库-拉巴特、鲍德里亚等思想家都试图拆解掉那个大写的观念;但在这里,巴迪欧坚持认为,对于人们来说观念是不可或缺的,“正是由于观念,作为全新主体的个体才能让他自己从属于大写历史的运动”。（AlainBadiou,L’HypthèseCommuniste,p.185.）

　　巴迪欧认为,观念包含三个基本元素:真理程序、归属于历史,以及个人的主体化。真理程序涉及的是政治的方面,它可以对应于拉康三环结构（拉康多次谈到真、想象、象征的三环结构,这三环结构是理解人以及社会意识与无意识状态的基本结构,齐泽克和巴迪欧均挪用它来解释各种问题）中的真实要素,真实的政治是一种断裂,就如同巴黎公社一样,它撕开了连贯性的历史,以一种纯多的方式作为历史的不可能性显现出来,它是漂浮的、不确定的,它无法在既定的认识框架中被认识,或者说,真理程序是纯事件的诞生。不过,巴迪欧显然并不希望将共产(公社)主义依托在这个层次上,这是因为,在真实的层面上,事件是转瞬即逝的,它不具有稳定性。这样,我们就不能从纯政治运动的角度来阐述共产主义,不能将巴迪欧所说的共产(公社)主义理解为群众性自发的政治运动,因为那样巴迪欧就和民粹主义无异。因此,巴迪欧对共产(公社)主义的理解还必须依靠另外两个要素。

　　观念的第二个要素是归属于历史,简单来说,就是需要将这种断裂纳入到历史之中。大写(宏大)的历史观念对应于拉康三环结构中的象征要素,也就是说,历史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能指链,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需要在历史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纯粹的政治性层面上,事件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断裂性的真实而存在;我们对事件的理解只有在一个宏大的历史的象征中才是可能的。比如说,在巴黎公社发生之后,不同的历史势力都试图将巴黎公社纳入到自己的象征之中,在梯也尔的凡尔赛政权中,巴黎公社是恶棍和流氓无产者的造反,而在马克思的描述中,巴黎公社毫无疑问是一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巴黎公社都被纳入到一个象征之中(尽管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中,其象征会存在不同)。

　　观念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个体的主体化,也正是通过这个要素,历史的象征和政治性事件的真实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了,个体作为主体,成功地将事件嵌入到大写历史之中。不过,这种嵌入并不是在黑格尔之绝对精神下的吊线木偶,这里的个体通过自己的想象性创造,对事件进行命名,从而使事件具有了某种象征性意义。因此,个体的主体化对应于拉康三环结构中的想象要素,正是借助于想象,个体成为主体,从而让非存在走向存在。在巴黎公社中,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一个毫无前例可循的状况,他们第一次由自己来掌握政权,自己来主持人民的一切。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所需要做的不是照搬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那一套,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权,而这个缔造政权的过程正是巴迪欧所谓的个体的主体化。也正是由于这个缔造,工人阶级第一次获得了存在,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主体。

　　在这三者中,主体化是沟通政治和历史之间的桥梁。通过主体化,特殊的真实的事件被纳入到象征化的历史运动之中,因此巴迪欧指出:“对于个人而言,观念就是一种主观化的操作,通过这种操作,一种特殊的真实的真理被想象性地嵌入到大写历史的象征运动之中。……换句话说,观念展现的是某种作为真实的真理的象征的事实。”（AlainBadiou,L’HypthèseCommuniste,p.193.）按照巴迪欧这个观念的定义可以推导出他所谓的“共产(公社)主义的观念”:所谓的共产(公社)主义是指在主体化的想象中将偶发性的政治事件纳入到宏大的历史整体(大写的一的历史)之中。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个在个体主体化中操作的大写的历史的一,这个大写的历史的一正是巴迪欧最终追寻的目标。在《元政治学概述》中,巴迪欧有过类似的表达,他指出共产(公社)主义最终追求的是那个普遍性的类性真理,即走向真正普遍性的大写的历史的一,为了实现这个大写的历史的一,就必须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即在政治和国家之间的裂缝的基础上进行主体化的操作（AlainBadiou,Metapolitics,London:Verso,2005,p.151.）。在这里,巴迪欧所谓的共产(公社)主义的前提正是一种在主体化、真实的政治和大写的象征历史之间的三元关系。主体化打破了原有的历史所限定的可能与不可能的疆界,它不断地进行想象性的创造,最终指向了那个作为大写的一的象征化的历史;那个大写的一的历史正是我们共产(公社)主义所指向的最终目标,在那里,共产(公社)主义的观念和假设连同个体意识都获得了新的意义。巴迪欧认为,在巴黎公社中,尽管其决策权力远远逊于列宁—斯大林的党—国模式,但是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完全由工人自己主体化自身的模式,这个模式指向了一个未来的一,即最终的那个公社(Commune),那个公社将自己嵌入到大写的历史之中,最终实现了解放政治。

　　可以说,巴迪欧的共产(公社)主义观念完全是在哲学本体论的层面上进行构建的,同时,他对巴黎公社的考察也是哲学化的。因此他将现实的政治运动以及其最终的政治指向都纳入到自己的本体论逻辑之中,从而以共产(公社)主义为名恢复了历史哲学。尽管巴迪欧的哲学强化了个体的主体化操作在历史中的地位,但是,巴迪欧的共产(公社)主义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目的论幻想。从更深层次上看,与其说巴迪欧的观念是从哲学上给予共产(公社)主义一个本体论上的论证,不如说,他以观念之名恢复了个体信仰在哲学中的地位。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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