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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

咏慷:诗魂.师魂(散文)

发布时间:2020-03-29 来源:主人公网作者:陈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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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李瑛老师因肺部感染入院,28日凌晨骤然离世。因我当时正在国外旅游,未能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行。但一年来,常常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跟老师交往的林林总总。

    记得我最早接触新诗,是在读中学的时候。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是一座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全国著名重点中学,培养出钱学森等三十多名院士。她有一间十分宽敞的阅览室,里面有全国各省市的文学刊物,还有许多新出的各类书籍。高中三年,我将课余时间基本上都抛在了这里。记得就是在那众多的文学刊物上,我开始知道李瑛这个名字。而且就是在这里读到的李瑛的第一部诗选《红柳集》。

    随着诗人光未然在《红柳集》序言中的指引,我将这本诗人十年间的合集一页一页地翻开,顿时便被引进了天南地北五光十色的各种画面中:我时而到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时而到了险峻陡峭的海防前线观察哨,时而到了风沙漫天的塞外,时而到了位于天涯海角的五指山……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自然是李瑛歌唱战士的作品。在诗人眼里,战士的站岗、潜伏、巡逻、训练,边关的日出、哨所的夜月……每一幅动人场景、每一个微小细节、每一缕稍纵即逝的思绪,都充满着诗情画意。李瑛将她们略加剪裁和提炼,就成了一首首构思奇巧、感情深挚、想象清丽、文笔优美的诗。

    几年后,我也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有一度军营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没有更多文学作品好读。后来虽然有几种书新奇地“破土而出”,也似乎很难咀嚼出多少味道。然而就在此时,我读到李瑛的《红花满山》,真仿佛从众多清浊不一的溪流中品尝到一股玲珑剔透的珍泉……以至二十多年后,从写散文诗开始文学创作的著名作家王宗仁回忆起当年的情况,竟“英雄所见略同”地说:“我那时读到《红花满山》,也是禁不住惊叹:‘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诗!当时众多青年作者,几乎都是以李瑛的那几部诗集作为写诗的蓝本。’”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正在部队基层工作,每天考虑的问题与文学相距甚远,但由于一个偶然机遇,在人生的轨道上小小地转了一个弯——到鲁迅文学院参加了第7期的学习。

    当时,这所文学殿堂的名称还叫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7期的学员基本上都是各省、市、自治区文学期刊的领导。讲习所给每位学员都安排了一位辅导老师,由教务处的刘晓珊老师(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剧史超的夫人)负责安排。一天我问:“我的辅导老师是谁?”

    “是李瑛同志。”她平静地回答。我却大吃一惊。谁不知道,当时李瑛不仅诗作正如日中天,业已形成一个很大“流派”,而且在“仕途”上也“官运亨通”,传闻是要接替刘白羽担任总政的文化部长。

    但曾经在总政和《人民文学》工作过多年的刘晓珊,还是专门陪我和陈秀庭(《鸭绿江》的诗歌编辑)一同到解放军文艺社和李瑛并不宽敞的书房里两次听诗人谈诗。

    那两次,李瑛谈得很多,也很投入。

    他说:“我热爱诗歌,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写诗。”他回忆起抗战胜利那年,他考进北大中文系。解放战争开始,北大学生分成两个阵营。他参加了进步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区的作品偷偷带进来,找地下印刷厂请工人半夜排字印刷,把《新民主主义论》印成传单散发……他的诗《歌》,就诞生于北平学生运动高潮中。

    1949年李瑛未及在北大毕业便带笔从戎,告别沙滩红楼, 参加四野作随军记者南下。10月1日,他和战友们正在粤北丛山间冒雨追赶白崇禧的军队,目标是10月中旬解放广州。他们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几千里外的北京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情。直到两天后,领导宣布了这个喜讯。战友们兴奋地边行军边猜测: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民族的命运将如何?那一刻,身旁就是悬崖,常能听见马匹失足滚下的声音……

    李瑛说:“战友们深情的向往仍萦绕在我耳际,刻在我的情感中,渗透在我的诗里,告诉我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性,告诉我建设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

    在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李瑛一直笔耕不辍,写下1000多首诗歌,出版了近百种诗集、诗论集。他总在思考,自己这一生,和时代、和祖国,和诗的关系。他写过这样一首《关于我自己》:
 
假如没有祖国
 
我可能只像山上滚下的一粒石子
 
我可能只像半空游荡的一缕轻云
 
我可能只像草尖垂落的一颗露滴
 

 
    后来,李瑛又屡次上过前线。在朝鲜战场,他写下诗集《战场上的节日》;在东海前线的工事里,他写下《寄自海防前线的诗》;在广西十万大山的哨所中,他写下《红花满山》。

    李瑛不能忘记1979年3月的老山前线,在等待冲锋的战壕里战士们的谈话。他们畅想着胜利后想干的事,背后是祖国,前面是敌人。有一个战士是学地质的大学生,在前线捡到一块沉甸甸的木化石,一直背在行囊中。执行任务前,他交给李瑛保管。战友再也没回来。如今这块黑色的木化石就在李瑛的书柜中,抬眼即见。

    经过长期反复地深入部队生活,李瑛逐渐由一个学生转变为一个战士。也正是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李瑛把诗看成是自己的第二个祖国,下定决心要对诗歌作毕生执著的探求。他认为自己的诗属于当代的中国,但首先是属于军旅的。

    李瑛说:“见到过一个饱经磨难的古老民族奋起推翻旧世界的悲壮场面,看到过火线上战士即将投入殊死厮杀的动人心魄的豪情,我怎能不思考:在大时代里,个人与祖国、民族的命运,是怎样联系在一起?”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李瑛连夜写下《一月的哀思》,泪水打湿了稿纸。他把这首长诗默默地藏在抽屉底层,直到这年深秋才在《光明日报》发表。这首诗,一直在很大的范围内传诵至今。

    李瑛谦虚地自述:“我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的道路。可以说,直到今天,我对写诗,仍然是在进行学习和尝试。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认为我的道路很顺,其实在我过去的几十年岁月中,曾经受到过委屈,有过不短的被侮辱与损害的经历,也曾有过心灰意懒;这之间,我曾几次决心辍笔,但最后还是坚持写了下来。我常常想,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许不幸的总和要远远超过幸福的总和。在我从事创作的这些年来,倒是一些不利条件和因素从另一方面帮助了我……每天,常常只有短暂的中午和不多的夜晚是我所仅有的写作时间。需抓紧等车、排队、上下班骑车途中等短暂的时间,随时进行观察和思考。时间长了,便养成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受干扰、能够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的习惯。我年轻时,曾长时期的每夜只睡三个小时而白天并不感到困倦。对于我,每一天都是新的起步和开始。我意识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给人间创造一些有理智的光辉的东西。‘创造’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全部内容。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文学是巨人的事业。’我的理解,就是要写出思想内容精深、形式新美、有独特风格的好作品,需要进行不懈的、甚至需要毕生为之努力奋斗和追求。要不怕艰难险阻,勇于追求,锲而不舍地追求;要有信心,百折不挠的信心。泪是酸的,血是红的,既然热爱这一庄严的事业,就要准备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它,不能期求所走的路都会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在困难中前进,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快乐和幸福。”

    听讲时,我一边认真地记,一边频频点头、击节赞叹:“李老师讲得太好了!我今后一定整理出来,并将感受写进散文或随笔里……”

    从那以后,我便偶尔寄些“作业”给李瑛老师,都是很快就能收到他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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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时代催生着新的诗情。李瑛说:“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我们身边轰轰烈烈的生活中,蕴藏着无比丰富、无比生动活泼、自然质朴的东西,在时间和人们生活褶皱里隐藏着那么多闪光的深刻美好的东西,那是真正的诗。”

    1994年夏天,总后勤部的周克玉政委邀请李瑛去青藏线采风,有关领导安排我陪同,使我得以又近距离地接触诗人,听他谈诗。

    其时,正逢铁路运输的“热季”,火车票十分紧张。费了很多周折,才买到硬卧车票。我真担心李瑛这样“将军级”的大诗人能否承受这样“艰苦”的条件。谁知跟他一说,他丝毫也不介意,反而宽慰我:“我们都是当兵的,有卧铺不就很好了吗?”

    火车站人满为患。前来送行的诗人的女儿小雨和女婿高新生手拉手结成屏障,才使年近古稀的李瑛有了一个小小的“安全岛”。

    就是在人声嘈杂的候车室里和轰隆隆震响的硬卧车箱里,我们“闹中取静”,开始了一场行程几千公里的诗歌漫谈。

    我望着月台上潮水般从身旁涌来涌去的人流,问诗人:“在我印象中,你每出去一次,似乎都可以写出一部诗集,那么她们是怎样完成的?”

    李瑛沉思着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生活的慷慨赠予。但是创作绝不像旅行那样轻松和舒适。创作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其实,并不是我每一次外出接触社会生活,拥抱大自然,回来后便都可以很轻松地写出一本书,而更多的情况是我总要反复地观察、分析、思考和发现,总要不断地研究和积累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积累经验和感受。几十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结合工作,尽可能到生活中去,到部队基层去,去感受时代的脉搏。如今,我跑遍了许多深埋在千山万水间的艰苦的部队和没有人烟的边防、海防,但有许多大城市还从未到过。”

    果然,那次旅行的第一站西安,李瑛过去就没去过。因而一下榻在第四军医大学,就开始了紧张的采访和参观。

    我发现和一些豪放不羁的诗人不同,李瑛十分严谨与细致。他喜欢安静和整洁,从不吸烟,也不喝酒。如果所住的房子里有烟味,还要赶紧大开门窗,换一些新鲜的空气进来,然后才能坐下来思考与写诗。他不喜欢奢侈的生活与享受,只钟情于指战员和古迹。有时偶尔到街上去,也只是去买书或去看艺术展览,或去看看精致的建筑与具有审美情趣的不同形式、色彩、风格的工艺品和服饰。

    在这中华民族最早的文明古都,我们采访了当代处于领先地位的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叩访了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兵马佣、绿荫覆盖的骊山、白居易在《长恨歌》里细致描绘过的华清池、气势雄伟的秦始皇陵和汉武帝陵、发人思索的武则天“无字碑”、因戏曲舞台而名闻遐迩的法门寺、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碑林……我知道,李瑛在与共和国同时代成长的军旅诗人中,堪称是文化准备和艺术修养最为充分的一个。因而一路上看到每一座山岭,每一条河流,每一群墓葬,每一处古战场,或是一块砖石瓦缶、一只陶片青铜、一方残碑古字……都会给诗人揭示出形态神秘的大千世界,揭示出大自然给予他的美的启迪。李瑛沉思着徘徊其间,仿佛能听到来自大地腹腔的清晰而又遥远、曾经震动过世界的脚步的回声,产生出一层层无穷的遐想。他显然是把这些也当作读书,通过她们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与心灵世界,给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以有益的启示,从中寻觅与自己深邃、纤细、温和、柔婉气质最为契合的抒情对应物。李瑛多次感叹:“感谢我们值得骄傲的父辈和祖先,给予我们他们的基因和一份纯净的鲜血,使我得以有至高无上的爱和积极的思绪、质朴和正直、善良和纯真,使我得以在对生活的观察中,引发出心灵的折射,或消融于哲学的沉思,或映照艺术的情韵;就是受这些激发,才使我能永葆心灵的青春和诗的激情。接触这些充满深刻智慧和美的新事物,会赋予人深沉的理性思考,会照亮人们的心灵使之深刻和成熟。从事文学创作,必须保持对生活的极大热情和敏感。不论在顺利中还是在逆境里,都要不失对生活的热爱、追求和信心。作家和诗人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东西中,有自己独特的发现,新的发现、美的发现。我希望我的诗能同时代和祖国最重要的历史时期相结合,能像春雨渗进脚下的泥土一样渗进人们的心灵,能像花一样给人以愉悦与芳香、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能较长久地维持她们旺盛的生命和活力,能在人们心中的某个角落占一点小小的位置。成功之途只能用六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忠实、勤奋和毅力。应该不断地重新认识自己并发现自己。”

    李瑛还谈到,我所以一再婉谢再去任什么职务,就是因为诗心一直未老,虽然已经出版了几十部诗集,但仍只想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比较成熟、比较坚强有力的、比较美的诗。

    踏遍三秦大地的山山水水,李瑛就是这样带着饱经风霜的老年人所积累的对社会、对生活的体验、认识和理解,一边谈诗一边踏上奔赴青藏高原的路程。

    这是李瑛,也是我第一次来到世界屋脊。

    这块历尽沧桑的西部高原,是众多山脉和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源头。偏僻高寒的地理条件与原始生存状态的深层,无疑都跃动着强大的生命;无疑都蕴藏着一种辽阔、粗犷、雄浑、质朴、野性、神秘的庄严美。因此,一进入这块土地,便会使人对她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特殊亲切的感情。

    在高原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第二炮兵某基地少将司令员朱坤岭,动情地向李瑛介绍,就是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基地有十几位军级干部因高原反应而不幸早逝。但广大指战员依然真诚地热爱着高原、坚强不屈地守卫在高原,深信只要我们生活和工作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能影响世界的威慑力量。说完,便诚挚地建议诗人一定要去看看高山牧场:“到了那里,你们便会看到绿色,发现生命,找到诗……”

    于是,我们分乘两辆小公鹿般矫捷的北京吉普,疾驰在奔往牧场的公路上了。

    一上路,便看到群山之颠刚刚跃起的一轮惊心动魄的朝日。在那火一般灼热的光辉沐浴下,浩瀚的群山、粗犷的戈壁、巍峨的雪峰、翱翔的苍鹰、凌空掠过的飞鸟、意态横生的群羊、纯洁质朴的野生植物……无不完全摆脱了轻浮与奢华,在肃穆、广袤和深沉中却跃动着蓬勃的生命,使人感到仿佛整个宇宙磅礴的生命都坦露在你的面前。

    公路两旁是一片望不到头儿的草滩。这片早先荒僻得出名的地方,如今却布满高压线的铁塔、闪亮的水渠、新栽的林带……

    临近牧场的小山包上,屹立着一个小小的哨所。岗楼外,微风摇撼着簇簇野花,仰视着火一般燃烧的太阳。野花无疑是坚强而美丽的。她们日复一日地随着风,随着雨,随着雾,混合着野草的气息,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脉脉清香。这使我不禁吟诵起李瑛在《红花满山》卷首的题记:“看那满山满谷的红花,是战士的生命和青春。”

    哨所的小院内,只有一排简朴的平房。全体战士集合起来,也只有五六名。我望着那一个个壮实的青春的身影和纯朴的憨态,越发觉得他们实在可爱。他们那草绿色的军装,正是草原的颜色。高高的草原,忠实地护卫着年轻的战士,年轻的战士们,也忠实地护卫着高高的草原。我感到阳光下的高山草原在微笑,那正是对年轻战士们最高的奖赏。

    这无意的叩访,使李瑛了解到高原战士的新生活、新感受。可以说它单调、枯躁,但李瑛感到这单调和枯躁中又蕴藏着难得的纯净与丰富多彩。它给了诗人极大的激动和美好的感受,并使人不由得想起艺术大师罗丹的一句名言:“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战士的宿舍内,除了各单位都有的彩色电视机外,还有一只并不多见的床头小书架。细看书架上的存书,里面竟有一本李瑛曾获全国奖的诗集《我骄傲,我是一棵树》。还有一位战士正在攻读的中学语文课本里,也选进了这首体现了作者在艺术把握与表达方式上的探索和新变的诗。诗人和普通战士的距离仿佛顿时消失了。诗人更显然立即被战士深沉的爱所打动了。李瑛格外兴奋地说:“和战士们在一起,我不相信自己的青春已经逝去。”我想,这或许也是他的创作热情与活力一直得以延续、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持续不断地活跃了整整半个多世纪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之一。

    于是,就在这世界屋脊上,就在这高高的草原上的小小哨所,诗人和战士们谈开了诗。

    李瑛说:“诗歌,是感情领域里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这个古老的艺术形式一直受到世界上各个民族的重视。我们中国更是一个古老的‘诗国’。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苏联的列宁文艺奖,获奖作品中诗歌都占很大的比重。青年战士喜爱诗很自然,因为诗歌总是和青春联系在一起的。古往今来,许多青年人都热爱诗歌。爱诗,就是爱生活,爱理想,爱希望,爱明天。爱诗就是爱美。诗人就是要创造美,以创造美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使诗歌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事业中起它应起的重要作用。诗人绝不应是为糊口而寻找的一种职业,一种手艺;它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庄严的使命和神圣的责任。”

    战士们显然听入迷了。值到同行的基地干部提醒,才忽然想起拿出笔记本和笔墨、宣纸,请诗人给自己题几个字。有的还请诗人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也写一张。

    于是,本不是书法家的李瑛,也开始了不间断地挥毫。他十分尊重战士这份纯净的感情,措辞十分认真,写了一幅又一幅。

    于是,我又看到诗人仿佛同在写诗时彻夜难眠一样,为寻找一个准确的字而苦苦思索,为获得一个生动的形象而喜出望外。

    这不,他在时时不离手的笔记本上写了又写后,又与我商讨开:“咏慷,我想了几句词——‘铁骨忠魂’、‘剑胆琴心’……还有‘是红柳,是雪莲,是边疆和祖国人民的守护神!’……”

    我似乎听到大自然深沉委婉的和声,也从发自诗人心底的咏叹中,听到一片撼人心魄的交响,看到充满活力的今天和美好的未来。我禁不住发表意见:“我看都不错。最后几句,本身就是一首诗。”

    高原牧场上,有一个据说是目前唯一的骑兵连。于是我们都兴致勃勃地骑上马,在浴满阳光的草滩上留下了一串串“得得”的回响。

    离开无意中滞留了不短时间的高原哨所,继续行驶在起伏的公路上,李瑛似乎依然沉浸在与战士们交谈时的思考中。他说:“我不大顺从岁月的冲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片童心。人生思考的底蕴是生活。‘生活’,这是个多么生动活泼、丰富美好的字眼啊!她总是朝前奔跑着的,闪动着的,她总是新鲜的,甚至使你难以想像和捉摸。因此我每年都要想方设法到生活中去,到基层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大自然中去。我感到自己的动力没有衰退,活力和创造力甚至比过去还更旺盛;自己的艺术感觉和思维能力似乎也比过去更敏锐;乐趣和爱好也仍然和当年一样强烈和浓厚;过去的许多欢乐仍不断给我美好的回忆。我只想尽量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时间,以期发挥自己的天赋,努力使自己的创作水平再提高一步。我仍在刻苦学习,去爱,去观察,去倾听……”

    我们从青海的首府西宁出发,经过整整一天的长途跋涉,下榻在新兴的高原小城格尔木。

    “格尔木”,蒙古语为“水流多的地方”。长年居住人口虽然还只有十几万,但却是青海省仅次于西宁的第二大城市。60余年前,横刀跃马的彭德怀元帅派西北军区民运部长慕生忠将军,带领修筑青藏公路的指战员在这沉睡千万年的高原戈壁,在这个进入西藏的咽喉要道,只用几顶帐篷、几支标杆就撑开了格尔木崭新的生命!黄昏降临,夕阳尽管有绵绵的依恋,但仍不得不牵着格尔木走进冥蒙的帷幕。我安顿停当,便开始给北京的亲友们打长途电话。听筒内通过卫星传送的声音颇为清晰,仿佛不是远隔千里万里,而是依然在同一个城市。

    此刻,接话人是我在鲁迅文学院的老同学高洪波。他的嗓音依旧,只是向来爽朗、幽默的语调里,眼下却充满了焦急的苦涩。

    他先是托我问候李瑛老师,继而说:“咏慷,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我们的老同学秦文玉出差到福建,不幸发生车祸……”

    “车祸!?”我的心立即提了起来,“他现在怎么样?”

    “还正在抢救。目前仍处于昏迷之中……”

    血红的落日从西边的窗外“扑”地一下涌进,把屋壁都映得一片惨红。目前我们虽然一个置身在天涯,一个流落在海角,看不见文玉痛苦挣扎、抽搐、昏迷的惨景,然而我依然感到眼前这整修豪华、颇够档次的房间内,似乎也漾起了淡淡的血腥。

    和结识高洪波一样,我结识秦文玉也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来自我们此番要去的西藏,当时就担任着《西藏文学》的副主编。学习过程中,文玉就曾邀请我一定要去一次西藏,还说到时候一定要陪我好好看看那块神奇的土地。这话,他一直说了好几年,显然不是说说而已的客套。只是,如今我们履约来了,他却遭遇到突然的不幸,不仅不可能在世界屋脊相见,而且让人时时担忧着他的生命安全。

    我曾听不少人说过,世界上每年都有无数人死于车祸,抑或说每年,地球上要因车祸减少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因此每逢出差在外,也常常会心有余悸。往往是一上汽车,第一件事就是叮嘱驾驶员要“安全第一”。这次陪李瑛到青藏高原,我心中就更加惴惴不安。青藏兵站部的部长迎接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就明确表态:“李瑛同志是总后周克玉政委请来的客人,又是著名诗人和全国文联副主席,能来青藏高原看一看,我们就十分感动了。因此我的意见:就不要上‘线’了。如果实在要去,也只能到昆仑山口停一下。那也蛮可以啦!”

    然而,李瑛虽然苍苍白发已经像白雪布满头顶,握笔的手腕也似乎总在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却越老诗情越浓,一心有个老主意,总像巴金老人写过的一句话那样:“热情像一锅煮沸的油”。李瑛情意拳拳地说:“全国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我都去过了,只有这片土地没有走过。眼看岁月不饶人,我已年过花甲,临近古稀,此番不走,还待何时?”说到最后,他甚至跟劝说的人急了:“我不是一般的退休老人来游山逛景!我是要来工作的。一个作家,不身历其境地体验生活,还怎么写东西?”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诗人对世界,尤其要有更细致的观察和更深刻的体验。李瑛就是全身心地拥抱着生活的。他不仅每到一处,都极为专注地观察、思考,而且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随时随手记下身所历、目所见、心有所动的东西,以及“心有灵犀”时所赋得的句子。往往一天劳累地奔波下来,回到住处其他人都休息了,他还要埋头整理笔记,很入神地对着本子喃喃有词,写得尽兴时,眼睛里闪现出孩子般欢乐的光芒。

    这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最好注脚!我想,李瑛那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或许就是这样一路亲身体验、一路用身心写出来的吧!
我怀着对崭新生活的向往和对老同学秦文玉的惦念,踏上了前方的路程。


    大道通天,偶尔能看到一片灰蓝色的湖泊醒着,依傍莽莽山野的寂静,向着茫茫云天和无穷的世纪。湖面上一阵阵蓝色的凉风吹过,一群洁白的飞鸟,像瓦蓝瓦蓝的天空上漂落的片片雪花,使人顿感这荒芜的山野,充满跃动与生机。我们走进这深邃的荒原,摆脱了都市的浮躁和喧嚣,面对的是幽深和沉静。

    我和李瑛一边谈诗,一边咀嚼那些能够撞击人们心灵的东西。

    “三菱”越野汽车由青海省驶进甘肃省境,海拔略有降低,使人感到一种浑厚的气流明显地挤压耳膜。我不禁又想起了秦文玉。他就像这奔驰的“三菱”越野汽车,时时在拼命地赶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们都说:“文玉是最忙的人。”我曾经注意观察过,他每每凌晨早起,就急匆匆地去学校附近元大都的遗址跑步。当时,那里还是一个未经修葺的街头公园,树林颇密,路也坎坷不平。但文玉跑得很快,像是在借踏踏脚步昭告世人:“让新的一天开始吧!”听课时,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仿佛要把各位文学大师讲课中的每一句话都吞进去。晚上,他又常常熬夜创作。许多同学见了,心都不禁为之颤动。他们常常惊叹:“文玉哪儿来的那么大精气神?”……这一切仿佛如昨,文玉一直在走着人生天涯路呀!
到了敦煌,我又急忙打长途,得知文玉仍在昏迷中。甚至有人估计,他如果长期这样昏迷下去,最好的结果也是成为“植物人”。这不禁使我产生浓重的凄凉之感。

    参观罢敦煌的古城、石窟、鸣沙山、月牙泉,我们又原路折回格尔木。在招待所稍事停留,便立即马不停蹄地奔赴拉萨。

    车到昆仑山口,我明显地感受到高山反应:先是胸闷,继而头由微微眩晕发展到疼痛,走路轻飘飘的,晚上,则几乎彻夜难眠。据说这里海拔四五千米,由于高原缺氧,长年生活在这里的战士,大道心室肥大,头发脱落,走路都得慢慢的。


    我问李瑛:“还继续往前走吗?这也算到了昆仑山啦!有不少像你这样年龄的老首长和老作家,都是到这里便打道回府的。” 李瑛却说:“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既然踏上天涯路,就要走到尽头。半途而废,可会抱憾终身的啊!”

    的确,与通向天涯之路联系在一起的人生,一定是最富有诗意的。我想,尽管这诗意,未必都是晨夕风露、春华秋实、阶柳庭花、欢歌笑语,但,能够走尽天涯路的人生,决不会是黯淡无光的人生。

    这巍峨险峻的昆仑山,已经经历过多少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啊。据说上世纪50年代中叶,陈毅元帅同样也是乘汽车翻越昆仑山时,曾因高山反应而一度昏厥。但他仍然留下这样豪情洋溢的壮美诗篇:“七日七夜雪峰伴,不苦风沙乐晶莹。同人举酒喜相贺,轻车已过最高层。”又听青海省作家协会的主席讲,不久前著名作家陈荒煤曾走到昆仑山口。他一见到天涯这雄伟的高山就热泪盈眶,俯身亲吻着脚下的泥土呼唤:“祖国啊,母亲!”

    走在天涯路,激情满肺腑。我喜欢脚下这山路,毫无矫揉造作之姿,更无长吟短叹之态,延伸向天涯地角,延伸向历史的深处,延伸向生活的激流。她们似乎在默默地向人们证明着什么,提示着什么。

    路上,我又想起了把青春留在青藏高原的秦文玉。他从故乡扬州那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到西藏工作那么多年,想一想都让人感到实在不易!他在西藏期间,每期《西藏文学》都给我邮寄,还不时地寄来一本本散发着书香的新著。他的长篇小说《女活佛》,问世后不久就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我想,他并非不想返回内地,因为援藏的汉族干部,大多最后都要落叶归根的。但他笃信“人生处处是青山”,在天涯生活与工作得都那样投入。西藏虽然艰苦,但和他的事业紧紧连在一起。文玉笔下奔涌的,都是征人的情愫和憧憬。

    “三菱”越野汽车在唐古拉山路上沉重地航行。一座座起伏的山峰,恰似一位位威严的武士,又像一座座硕大的坟包。在群山间,长途电话打不通了,听不到秦文玉的消息,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不祥之感。但我看到沿途兵站的干部战士们在枯寂中奔跑、欢叫,创造着一种生命的境界,又使我感到只要怀有走尽天涯路的情怀,人的生命力其实是很顽强的。

    一路上,我早早就听李瑛念叨“一定要去看看长江源头,一定要去看看长江源头。”他还不时地翻看地图,查找资料,早早地进行着各种准备。

    我也是此时才搞清楚,“长江源头”名叫沱沱河,就在青藏线上的万山丛中。

    翻越过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我这初登世界屋脊的人,高原反映十分明显:只感到脚下轻飘飘的,像踩着一团棉花,头则一直昏沉沉的,仿佛马上就要炸裂。

    可是看看年近古稀的李瑛,虽然同样一走路就气喘嘘嘘,嘴唇也微微发紫,却始终精神振奋,兴致勃勃。

    车到沱沱河,我下车拣到一枚枚石块,看到岁月的风雨,已将它们洗蚀得圆润而光亮。它们与牛羊的尸骨混杂在一起,给荒滩涂上凄然的落寞。

    李瑛一到兵站,便拉同伴到桥头摄影留念,并频频向当地人打听,一心朝长江源头寻觅。

    哦,抬头四望,南北气流的交汇,似乎在天地间留下了雄浑美丽的图画:这里虽然人迹稀少,树木凋零,跃入眼帘的只有砂砾、野草和点点滴滴的野花,但她远离开市井的喧嚣和繁复,因冷落而有清静,而有这别开生面的美。夕阳的余晖将群山的影子投射到大地上,一座座格外错落有致。沱沱河水那夹带涛声的波纹、坚固的钢筋水泥大桥、简朴的赭红色房舍……全都沉浸在一片和谐、浓郁的橙红色中。这整个暖色的调子,使我不由得想到河下游的浩浩长江,是怎样万年不息地奔腾东去,穿过崇山峻岭,越过平原都市,直到浩渺的海洋。这使我不能不产生一种莫名的愉悦。啊,这荒蛮苍凉的高原风光,显然是一种沧桑,一种很博大的沧桑。她在我眼里,甚至远远胜过内地那些游人如织的画山绣水。因为那些脂粉山水,有着过多的人为雕琢。而这些伟岸的高山,这些富有顽强生命力的野草,这些难觅的纯净,往往会有令人更惊奇的收获,更接近梦与真实的完美。看看她,再看看身旁的老诗人,更使我确信这样的说法:诗,能使人长葆青春。

    晚间,兵站停电。室外虽有朗月浩水,但那亮色显然因冷傲而寒气袭人。我们回到屋内,兵站的战士们已备好仿佛大炮弹般的氧气罐。只有这时,才使我体会到“氧吧”的妙处。我想,那时髦的东西,在沿海的大城市其实倒不一定必备,但在这世界屋脊,却绝对是不可须臾没有的宝贝。

    天已透黑,烛光摇曳,使人感到仿佛是有团团云彩飘进了屋里,使我看不清李瑛的脸。

    他的话头扯到了四十多年前。那时候,李瑛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军官。他经过大军南下和抗美援朝,被调到解放军文艺社当编辑。

    “我的前任名叫乔林。但我和他没有来得及交接,只晓得这位原先的诗歌编辑也是个年轻人,不幸因病早逝。

    “我每天看稿,编稿。有了诗兴,也用午休时间,躺在用椅子拼成的‘床’上哼成几句,晚间回到家里再连缀成诗。

    “一天,我发现自己写字台的下橱里有一只大牛皮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摞潦草的诗稿。

    “我至今还记得那开篇的几句:
 

    大别山呀高又高,
 

    山腰上面乌云绕,
 

    山里红旗呼啦啦飘,
 

    不怕风吹雨打烈火烧。......

 
    青年诗人李瑛被被另一名早夭的青年诗人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

    这部名叫《白兰花》的长篇叙事诗,通过一个纯朴、机警、刚毅的山村妇女白兰花的英雄形象,歌颂了大别山根据地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坚决跟着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她是乔林1951年在武昌写出初稿,后来先后在广州、北京经过4次修改,才成了当时的那个样子。只是她离发表和出版,显然还有着明显的距离。

    于是,李瑛每天的生活又多了一份课题。他争分夺秒地修改、整理乔林的遗稿,许多潦草的字迹需要反复揣度才能确认和抄写下来。他费了好几个月的业余时间,终于在1956年11月,使一部杰出的诗作问世了。

    紧接着而来的诗坛的轰动。就像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兢的《漳河水》、田间的《赶车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一样,《白兰花》也成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佳作。人民文学出版社热情介绍,许多专家著文评论,并且先后被编进教科书和当代文学史。然而,有谁知道为了这部长篇叙事诗的问世,编辑责任曾经付出了多少辛劳?

    李瑛淡淡地对我说:“四十多年来,这段往事我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过。要不是今夜我们在长江源头谈诗,恐怕还不会谈到呢!”

    几天后到了拉萨,我就寻觅《白兰花》。细读之,不禁深深地被那美妙的诗章所打动。

    作为读者,我想到了诗的作者,也想到了诗的编者。我更想到了一种精神,想到了位于长江源头的沱沱河水,想到了几代诗人眼中那不改初衷的光芒……

    从沱沱河继续西行。强烈的阳光随着公路的起伏而柔和地变幻着。公路两旁的山野半盖着荒沙,半掩着绿草。

    临近黑河,绵绵细雨开始伴随起多彩的旅程。公路两旁出现舒缓的草原和宁静的湖泊。美丽的河谷中,奔腾的雪水一边伴着公路的延伸流淌,一边映照着座座雪山的倩影。我明显感到一种温暖湿润的雾幛。几天来没有享受到这么清新、惬意的空气了!牛群、羊群、人群、村落都开始出现。由于日照长、辐射强,山民们的肤色都健康而黝黑,颧骨上还呈现出两朵凝重的红云。哦,在这茫茫的荒山野岭,有绿色就有生命!

    我们终于到达了高原明珠拉萨。就是在秦文玉曾经生活过多年的这座城市,我听到他不幸英年早逝的噩耗。尽管并非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当这一事实终被证实后,我的心中依然感到阵阵忧伤。

    那几天,我同李瑛一直漫步在拉萨街头和一处处名胜古迹,似乎是在追寻秦文玉的足迹。

    拉萨近年发展很快,内地各省市援建的一条条柏油路交织延伸,一幢幢新建筑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她正在被多少代人的辛勤汗水和宝贵青春滋润成美妙的桃花源和香格里拉。

    我认为悼念死者,更多的应当不是眼泪,而是思考。不少人都曾感叹:人哪,还不就是那么一口气!这口气一断,则万事皆空。这话不无道理。它使我想到,人生在世,孜孜追求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名利,其实都是很微不足道的。但人在有这一口气的时候,应当怎样度过,却是大有讲究的。

    夜晚,在户外抬起头来,总能仰望到深邃的夜空,看到那一颗颗闪闪烁烁的星星,感到胸中翻腾着一种难以抑制、难以名状的情感。我感到星星是人,更是他们留下的各式各样的作品。就像我在这篇文章中写到的李瑛的诗歌、秦文玉的小说……他们的创作有些已经广为传诵,有些不一定都能够流传千古。但这又有何妨?首先是一种个人满足,它能够使人过得更有意义。

    漫步在拉萨街头,我不禁想起但丁《神曲》中的诗句:“……我向前走着,走着,看到了花朵……”人哪,一生中就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走着,走着;或前,或偏,或后。但愿更多的人们能永远向着正前方,一直走向天涯。而走尽天涯路的人,往往都能鼓舞其他人也去奋力前行。命运对人无疑是严峻的,但归根结底会是公正的。一个人,无论成就是大是小,只要他为这个民族、这块土地作出过贡献,就应当享受到不朽的赞誉。

    此后,李瑛决心继续写下西部的雄伟和辉煌。他又遍访西部12省区,诗情如火山般喷发,化作几百首诗歌。诗里,有新疆的戈壁,甘肃的敦煌,青海的地平线,宁夏的贺兰山,漓江的微笑,黄土地的情思……后来,西部大开发号角吹响,他又欣喜地为青藏铁路、西气东输歌唱……

    谁说缪斯只钟情于青春?诗人写给祖国和人民的情歌一唱就是70多年,沧桑而又年轻。
 





 

(责任编辑:黄明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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