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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

复兴传统,何为传统

发布时间:2016-08-16 来源:破土网作者:沙垚

  【摘要】20世纪末以来,“复兴传统”的呼喊一声高过一声。然而,何为传统?如果说传统仅仅是儒家文明或农耕文明,那么如何理解五四以来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遗产与社会主义文化传统?20世纪的中国是一场文化的远征,但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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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image.so)

  2004年,有一家公司来到陕西华县给潘京乐和吕崇德录制戏曲“专辑”,市场化发行。

  潘京乐,何许人也?著名碗碗腔皮影艺人,1993年参与张艺谋的《活着》剧组,为葛优配音,1990年代以来,曾赴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吕崇德是潘京乐的徒弟。

  公司的艺术总监让吕崇德自己选择剧目,他挑了《赠钗》《借水》《过门贤》和《迎亲》四折,其中《过门贤》和《迎亲》便是现代戏。

  潘京乐一生会演200多本戏,我问他最喜欢哪一本?他说“演好了,都喜欢,《沙家浜》《血泪仇》《穷人恨》都好,有教育意义……这个演戏跟人有关系,现代戏,按农村那个搞呢,不按那个你现代戏不行,弄不下。”

  剧目,是一个符号,从中可以看出,皮影艺人自己是如何理解传统的。

  捍卫传统

  我不由得想起1960年代,皮影艺人为了捍卫传统剧目,进行的种种抵抗。

  比如周至县的皮影艺人朱彦斌告诉我,

  “到文革的时候,国家不允许演古典戏。原来我们还是偷偷演,群众爱看。周至的群众都要求,在台下喊话,说唱老戏,不要紧,我们给你们围场子(群众把唱戏的现场围起来,不让外面的人知道)后来有一次在二郎庙唱戏,被工联武斗队用枪砸了场子,烧了箱子。没有了箱子,我们就停演了。”

  这不是个案。

  虽然1964年底,关中各地文化部门纷纷宣布老戏已经从舞台上消失。但1967年之前,以及1974年之后,哪个戏班子的箱底不压着几个老“影子”?

  如果说,1960年代,农民艺人和戏迷们以一种“弱者的武器”的方式捍卫着传统戏,那么,为什么到2004年,他们不再捍卫了?为什么2008年,潘京乐会将《穷人恨》《沙家浜》与《火焰驹》《万福莲》相提并论?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今天,什么是传统?

  何为传统?

  20世纪末开始,在文艺和思想界,出现大规模的传统文化的复兴。然而,无需细细咀嚼,就会发现这里所谓的“传统文化”,更多指向农耕文明或儒家文明。在大多数的媒体或出版物中,极少见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2004年在全社会高呼拯救皮影戏的话语中,皮影戏等于传统戏,几乎没有文人学者关心过皮影现代戏的传承与衰落。他们在强调历史和文化连贯性和传承性的同时,却忽略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化的繁荣和农民艺人主体性的觉醒,五四以来的革命遗产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似乎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光彩的一页。他们也忽略了20世纪末的中国民间文化困境与1949年以来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乡村社会与政治经济结构的断裂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历史是一个不可淡化的连续不断的过程。

  然而,作为农民的皮影艺人注意到了这种连续性。

  在潘京乐和吕崇德的观念中,传统戏和现代戏已经融为一体,如学者张炼红所说,对于今天的“新意识形态”来说,人民公社时期的“人民性”,难道不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民间性”吗?而潘京乐所说的“农村那个搞”,恰恰解释了“新传统”的缔造过程。换言之,社会主义的传统已经与农村的历史文化传统裹挟在一起,共同创造了20世纪的文化传统。

  1980年代以来,与市场经济相碰撞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文化传统。

  如果我们越过20世纪的革命遗产与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直接与农耕文化或儒家文化相对接,那么就没有办法理解经过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洗礼的,具有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情感结构与世道人心,也就不能真正建立吾土吾民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重返1950年代

  在田野调查与翻阅档案的过程中,我惊诧地发现1950年代文艺实践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1949年以来,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如何处理与农村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是当时农村文化实践中的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结合延安以来的革命与文化实践的传统,找到了一条清晰的路径,即巧妙地将农村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情感结构和世道人心等转化为“人民性”。

  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赵伯平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到:“一代又一代的前辈演员,不知花了多少血汗,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和成功,才从生活中提炼出富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表演程式和创造方法。”因此,“来自民间、出自人民之手,为人民群众所创造,具有丰富的内容、一定的甚至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认为:凡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并且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都是宝贵的,我们都要重视它、爱护它、发掘它,接受下来加以改进和提高。”

  我们发现,以“人民性”把彼时的传统文化与时代话语相结合,是一种于理论、于实践都大有裨益的方式。

  重返1950年代,或许对今天是一种启示。

(责任编辑:澄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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