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方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以后，琼·辛顿跟一些核物理科学家到华盛顿的白宫、国会大厦进行抗议，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巡回演讲。他们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把原子能的控制权利从军队手里夺回来交给文职官员掌握。
这些核物理科学家们反对核讹诈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1946年10月份，杜鲁门总统委任利连撤尔成为新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撤尔是个工作勤奋，善于表达，具有卓越才能的文职官员，在此之前曾任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局长，与军界官员不同，他本身存在过多的自由派色彩。
曾在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室担任主任并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也在进行沉痛的反思。他私下里曾跟同事们懊悔地表示：由于他在原子弹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他手上沾满了日本平民的鲜血，说自己将要转而支持控制原子弹的应用。
在华盛顿的秋天，送别了欧文·恩格斯特以后，琼·辛顿报考了芝加哥大学的核物理研究中心，成为该中心费米教授指导下的博士研究生。
琼·辛顿跟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杨振宁被分到一个研究小组，都以费米教授为导师。
位于密歇根湖畔的芝加哥大学是全美明星级大学之一，曾培养了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42年，这个大学的核物理研究中心在美国国内进行了第一次自续链式核反应试验。琼·辛顿进入这个大学的核物理研究中心，将成为这个学科一个非常卓越的女核物理学家。因为费米教授招收的博士生非常少，女博士生更是凤毛麟角。琼·辛顿凭着自己的刻苦勤奋和聪慧的天赋，在这个大学进行深造，其前程不是登峰造极也是很少有人能与其媲美。
几天来，琼·辛顿心情有些郁闷，她发现最近进行的核物理方面的几个试验不很顺利。在就读博士学位的同时为了谋生，她得到了一份硕士研究生的助教工作。她所参与进行的Cookcroft-Walton加速器研究需要一些重水来提取氚核。在她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在Eckhart大厅的顶上，虽然里面放满了一盒一盒的重水，但是这些重水全归政府计划控制，不是提供给她和她的同事、学生们做试验用的。因而她和她的同事、学生们得不到一滴重水。
于是这种情况反映到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阿里森（Allison）博士那里。
“那么，我给我的一位挪威朋友写封求助信吧，请我这位朋友给咱们寄一点重水过来用。”阿里森博士只好想了一个办法说。
“你的朋友能给咱们寄来重水吗？重水在挪威不受政府的控制吗？”有的同事疑惑地问。
“我想不一定受政府的控制吧，挪威政府跟美国政府不同，在他们那里核物理研究不属于政府计划项目。”阿里森博士回答。
过了些日子，研究中心收到了一份从挪威寄来的包裹：打开包装后见到一小瓶重水。重水盒子上面附有一张绘有海盗的图片作为包装纸，图片的背面写了一行小字：“我想你们已经受了政府的控制。”
琼·辛顿也看到了这一行小字。
有一个同事感叹地说：“受了政府控制的科学研究就不再是纯学术研究，我们所进行的核物理试验也不能说是纯科学的东西。”
另一个同事不以为然地说：“现在的科学研究哪里会有纯学术的东西，只要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不参与政治，不参与政府决策，就算我们尽到了社会责任，也不能说我们没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
于是这两个同事争论起来，琼·辛顿是赞成前边那个发表意见的同事，她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仅仅不参与政治，不参与政府决策，我们就没有了社会责任！核物理研究有可能造福人类社会，也有可能毁灭人类社会，问题是绝不能被好战的军方所掌握，所利用。”
傍晚，琼·辛顿没有多少食欲，她随便吃了点东西便走出校门在密歇根湖畔的林间小径上散步。
深秋季节，脚下是一片片枯黄的落叶，一阵阵呼啸而过的疾风将堆积在一起的树叶刮起来，使它们在半空中飞舞着。
夜幕已经笼罩下来，四处弥漫着一股股寒气。琼·辛顿拉了拉肩头的披巾，怅然若失地走着。
透过夜色的路灯光线仍然可以看到近旁的密歇根湖，由于湖面水域广大，烟波浩淼，让人感到辽阔的湖面神秘莫测。
密歇根湖是被称为“北美地中海”或“内陆淡水海”彼此相连的五大湖之一，而且是唯一的不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划界的界湖。由于水位稳定，冬夏变幅小，密歇根湖航运价值很大，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内河航运系统。
湖畔的港口停泊着一艘艘内河的货船，装卸货物的载重汽车和货吊正在配合着工作们作业。有一只客船刚刚起航，在灰蒙蒙的夜色中离开港口，驶向远方。
琼·辛顿呆呆地凝望着向远方驶去的客船，脑海中再次浮现出美国空军的两颗原子弹炸伤十几万日本平民的场景：其中有无数的妇女和儿童陡然间失去了和平的家园，甚至在核辐射的吞噬下死去……
想起这些可怕的情景，琼·辛顿免不了心有余悸，久久不能平静。
从接触核物理专业开始，她便执着地热心于它，经常不知疲倦地在试验室里工作。然而现在她感到难言的疑惑、愤怒和痛苦。她质问自己：我参加核裂变的试验，难道就是为了这样的战争吗？原子核究竟能给和平的人民带来什么？
原来以为原子核可以用于发电等造福人类事业的方面，但是现在为什么要受到军方的控制呢？为什么非要利用它进行核讹诈、核战争呢？倘若没有军方的介入该多好。
琼·辛顿神色凝重地思虑着，心事重重地眺望远去的航船，不知它将驶向何处为彼岸，也不知自己内心的疑虑何时能够得到化解。
为了心情坦然地学习和搞好试验，她利用费米教授上课的机会提到海盗画后面的那行小字。费米教授听了她的问题只是淡淡地一笑，说：“课题项目，当然是我们自己拟定的，我们何必要杞人忧天呢？”
恩里科·费米认为停止核物理研究并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他说试图阻止知识前进是没有好处的，不论大自然为人类准备了什么，不论那种可能是多么使人不愉快，人们都一定得接受；因为无知绝不会比有知识更好。此外如果我们不曾制造原子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发现和收集的全部数据都毁掉，在不远的将来会有别人搞出来的。他们在自己对真理的探讨中会走上这同一条道路，并且会重新发现那些曾被销声灭迹的东西。那时原子弹将会掌握在谁的手里呢？可以想像，那会比它交给美国人民要更糟糕。
指导教师的一席话顿时便使这个女弟子心里释然了。琼·辛顿从此继续刻苦地学习，专心致志地搞试验。
第二年，她得到一笔丰厚的奖学金，这使她很欣慰。芝加哥大学是个私立明星大学，每年的学杂费是极昂贵的，但琼·辛顿凭着自己勤奋学习得到了优异的成绩，发下来的奖学金和她在业余当研究生助教兼职的报酬也可以帮她克服经济上的拮据，使她顺利地完成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业。
晚上回到宿舍，她想到应该把自己获得奖学金的事告诉妈妈和姐姐，便给妈妈和姐姐各写了一封信。
妈妈仍在中学当校长，姐姐也仍在政府设的流动临时农工部门工作，她们都很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经常来信询问她的情况，也向她介绍一些她在大学里难以听到的有关时政和社会问题的趣闻。
“亲爱的吉妮，”她用爱称写道，她刚才给母亲写信仅仅说了奖学金的事，现在她给姐姐写信，想跟姐姐更具体地交流一下自己内心的思想，“我今天得了一笔由学校下发的奖学金，看来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属于纯学术的性质，根本不会有军方的背景介入。以前的怀疑应该说是一种没必要的多虑，我在这里可继续安心踏实地学习工作啦……”
她记得春天的时候，姐姐吉妮给她来过一封信，介绍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富尔顿的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威斯敏斯特学院，作了一次题为“和平中流砥柱”的演讲。据说成千上万的美、英听众在收音机旁倾听他们讲演。丘吉尔针对随着“伊朗危机”、“原子间渫案”等事件而出现的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先恭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项峰”，“拥有最大的力量”，“对未来具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建设“英语世界”和“英语民族的联合”，建立“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家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的特殊关系”；然后话锋一转他又说：“不久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笼罩了阴影”，“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幅横贯欧亚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的演讲实际上是呼吁美英建立反共军事同盟，来对付以苏联为首的“铁幕”后的国家。
姐姐吉妮评论说，丘吉尔的演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英、苏三个同盟国在安排战后世界秩序上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结果，也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如何和平相处的新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丘吉尔的直言不讳说出了杜鲁门心里不便说的话。现在英美舆论界对此反应不同，毁誉不一：有的表示感同身受，有的认为是引火烧身，打草惊蛇，有的干脆指责丘吉尔想把世界引入新的战争中去。可以说，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标志着战时的盟友已成为彼此激烈竞争和对抗的对手。
琼·辛顿很注重姐姐这封信反映的内容和姐姐的见解，她明白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有可能孕育着新的战争。
她有一次听同事说过，芝加哥大学有一位原来从匈牙利来的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前曾经给总统写过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提到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会引起同苏联的一场核竞赛。说明避免核武器竞赛是比打败日本更为重要的问题。但是她听说这份备忘录后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作为跟核裂变研究有关的科学家琼·辛顿也曾深深地忧虑过。
给妈妈和姐姐的信发出以后，不久姐姐吉妮回信说：“琼，你不要太大意，我怀疑一个私立大学怎么会这么慷慨，奖学金怎么会给的这么优厚，你应该了解一个奖学金是否有军方的背景……”
琼·辛顿把姐姐的来信请她的同事看，她的同事埋怨她的姐姐“太有点多此一举”，他们说：“给你的奖学金是因为你的学分高，成绩优秀，你放心收下就是啦，管它什么军方不军方，军方又没给你什么科研项目！”
琼·辛顿还是不能坦然轻松地放下这件事。她到学校财务部门去找一个曾经打过几次交道的出纳人员，她把她的疑问提出来请人家帮忙了解一个“底细”。
那个出纳人员后来悄悄地向她透露了奖学金的来路：“是海军方面给的，这是个机密，学校方面是不许说出去的。”
听了这个消息，琼·辛顿再一次惊呆了，她久久地愣在一旁，不再言语，内心里却翻腾起阵阵波澜。
她想起不久前一个同事私下里告诉她一个传闻：日本投降后，担任原子能委员会所属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奥本海默去拜访杜鲁门总统，对他在原子弹问题上的“过失”感到忏悔。当时杜鲁门表现得极为不快，特别对奥本海默的自怜自哀、牢骚满腹的悔过表示出一种不屑一顾和令人生厌的态度。
看来这个传闻不会是空穴来风。这样，她警觉起来。感到核物理科学家们在与政府的反控制斗争获得胜利之后，这个“由军方继续介入”的秘密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责任编辑：林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