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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斌:(九) 比尔辛顿有幸会见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阳早、寒春红色传奇

发布时间:2021-11-05 来源:作者来稿作者:赵剑斌

第9章  比尔辛顿有幸会见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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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春,比尔·辛顿作为美国战情新闻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如愿以偿地第二次来到中国。比尔·辛顿这次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为所聘单位委托,根据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形势,分析研究确定能够形成的新的宣传动向,向美国政府提供战局宣传分析资料。

这一年是中国抗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

起初几个月,比尔·辛顿跟一个英国人、一个中国人组成的小组进行时政宣传,先是在昆明,后到武汉、重庆,给中国军民放电影,还自己动手做幻灯片。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身背放映机爬山涉水顶风冒雪奔波在长江南北的广大城乡。

这一次他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他正在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中国:亲眼目睹了中国老百姓的困苦的生活,亲眼观察了中国国民党政府官员们的腐败和贪婪无耻,亲自感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的精神及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比尔·辛顿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我实际上加入了迎接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行列,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众那种以民族重大牺牲取得胜利后的欢欣鼓舞,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中国正处在新时代的前沿……”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向盟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9月9日,日本派遣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递交投降书。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都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而结束。

在这不久之前,比尔·辛顿按照上级的指示又来到重庆。云遮雾罩的山城,曾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改变这里的腐败与黑暗。

比尔·辛顿每天上班都要从一些因饥饿或疾病而死亡的尸体旁边走过,他目不忍睹。沿街乞讨的老人、儿童成群结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垃圾桶旁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觅食者;而那些老式小轿车、美式吉普车满栽着大腹便便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烂醉如泥的美国兵,不时地风驰电掣般穿过人群;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威胁着贫苦百姓的生计,米店前排成长龙似的求购者,他们眼睛里闪烁着一双双凄楚的目光……

比尔·辛顿对他的同伴说:“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抗战胜利为什么对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改变的迹向?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渐渐明白造成这种通货膨胀和灾难的祸首,是那些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官僚资本家及美国官员。”

有一次他从重庆往武汉,搭乘一架由昆明经重庆、汉口,飞往上海的美国空军运输机。登机以后,他才看到飞机上除了三名军官外,其他位置空无一人。一打听,原来这架飞机是一名驻上海的空军上校准备飞往昆明购买鸡蛋的,结果到昆明发现鸡蛋的价格比上海还贵,只好空机飞返上海。

因工作需要,比尔·辛顿到东北沈阳采访。他住在一家酒店里,他发现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上海来的投机商人,是国民党高官显贵家族的代办,他们专做黄豆生意。东北是黄豆产区,他们以二角或三角一磅的价格把市场上的黄豆抢购一空,用军用车或轮船运往港口,以七角或八角一磅的价格销售给欧洲。由于运力不足,大批黄豆积压在货场上等待装车。比尔·辛顿所到的车站、铁路沿线,时时看到堆积如山的黄豆麻袋因受雨淋霉烂,然而就在这时,一批又一批饥民饿倒在城乡的道路两旁。

重庆的街道忽高忽低,一到夜里星光与灯光相连,几乎分不出哪是天,哪是地,使人迷惘令人难辨。比尔·辛顿时常跟他的同伴杰·坦纳鲍姆在嘉陵江边漫步,他的思绪就有如那江水一样激情般奔涌。

“中国的问题症结在哪儿?”这是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从根本上讲是贫穷,贫穷是万恶之源。”坦纳鲍姆语气肯定地说,“我们美国政府现在正在进行的经济援助,立足点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我担心,有谁能来填满如此贫穷的深渊!”比尔·辛顿叹息着摇摇头。

“当然,主要还得把希望寄托于中国政府。”

“可是,我看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

那么,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呢?比尔·辛顿又想起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里所描绘的中国西北,想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片片革命根据地,想起埃德加·斯诺所采访过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里,比尔·辛顿和他同伴怀着一种渴望和崇敬的心情第一次去红岩村拜访。

据说这里原来名叫红岩嘴,是第十八集团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新华日报》社就设在这里,周恩来任总书记。

天空飘着细雨,仿佛在昏黄的灯光下,挂着一张丝线织成的网,潮湿的石板路闪烁着青冷的光。比尔·辛顿和坦纳鲍姆小心谨慎地走在那条曲折蜿蜒的小巷里。他们听说,这一带完全处在国务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从报社到华龙桥街口有好几家茶馆,时时有特务扮成“茶客”,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来往人员经常受到跟踪、盘查、甚至迫害。

他俩走进办事处,出来迎接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秀美而机敏,她是周恩来的秘书龚澎。她笑容可掬地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欢迎他们的来访。

比尔·辛顿和他的同伴在龚澎女士的引导下走进院子里,他俩看见许多工作人员在紧张有序地忙着做事。

就在这个晚上,比尔·辛顿第一次认识了周恩来,他认为这是一次令自己永生难忘的会面。

周恩来迈着稳健的步子向他们走来,他的脸上洋溢着礼貌的微笑,他伸出手来跟比尔·辛顿及同伴握手,然后请客人们坐下来一起叙谈。

比尔·辛顿向周恩来作了自我介绍,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前景的疑虑。

周恩来双手抱臂,把头微微向后仰起,双目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客人们叙说时的表情。然后他神色凝重,充满自信地说:“经过八年艰苦斗争的岁月,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亚洲强大的日本法西斯,中国人民为此感到很欣慰,然而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于感觉这胜利来得快了点,早了点。因为他们始终把共产党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把日本法西斯作为第二号敌人。但是不论怎样,抗日战争的胜利属于中国人民,尽管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人民的意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违背的,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

那天晚上,比尔·辛顿他俩从周恩来的寓所出来,已经是深夜了,比尔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和同伴几乎一夜未能入睡。

比尔·辛顿后来向别人坦言:那天晚上,我觉得有一种新的力量鼓舞着我,多少天来索绕在我们心中的疑团,突然有一线光亮。同时,一种新的历史观以强有力的来势在我的思绪中撞击……

后来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一场新的反共高潮,实施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部署。

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下的解放区和抗日部队主要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已经扩大到19个省市地区,人口达1个亿。拥有抗日正规武装120万人,民兵230万人。而国民党部队偏处西南一线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要解放区抗日部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要国民党嫡系部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准备,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还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治安。与此同时任命了一批投敌汉奸如孙良诚、周佛海为司令长官或总指挥。而作为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的美国政府则加紧实施对华干预政策,不仅援助蒋介石20亿美元的军需物资,而且派遣运输机帮助蒋介石把大批国民党部队运往华南、华中、华北地区。

一出由美国支持,蒋介石、日伪合流的丑剧上演了,但这出戏需要一定的时间。

8月14日起,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家安全大计”。

“毛泽东会不会来?”几乎整个山城都在议论着猜测着。

8月28日,比尔·辛顿接到通知,有重要新闻采访。下午三点多钟,比尔·辛顿匆匆赶到重庆九龙坡机场,这里已经先到了许多人。他们当中有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周至柔,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著名人士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郭沫若,有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群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人们三三俩俩地在一起悄悄地交谈着,不时举首遥望天空。此时正是盛夏酷暑,万里无云,蓝天如洗。

突然从远处的天际隐隐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旋即在蓝天下渐渐显现出一个银色的光点,它由小到大在阳光下闪烁,紧接着轰鸣声越来越强,随着一阵呼啸的气流,飞机徐徐地降落到地面。

人们不约而同地向飞机涌去,比尔·辛顿迅速跑上前,占领了拍摄的有利位置。

舱门一开,一位身材魁伟,头上戴一顶白色巴拿马船型帽子的人挥手向人们致意。他身着宽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穿一双黑布鞋。他刚刚走出机舱门,机场上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欢迎毛泽东!”

“欢迎毛先生来重庆谈判!”

毛泽东微笑着挥动大手,迈开大步走向人群,亲切地和一双双伸过来的手紧紧相握。就在这一瞬间,比尔·辛顿拍下来毛泽东在重庆的第一张照片。

毛泽东的身后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还有周恩来、王若飞。

毛泽东跟周至柔、张澜等一一握手,一些记者急切地往前涌,纷纷围拢上去。

“请问如果谈判落实,中共将做何打算?”

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随着潮水似的蜂踊而至的人群在缓缓移动,他以最简洁的语言回答着人们的问题,显得谈笑风生,潇洒自如。

这热烈的场面使跟在毛泽东身后的周至柔等人不安起来,生怕发生意外,可又没有什么办法,一个个束手无策,不知怎样才能恢复正常秩序。

就在这时,周恩来突然分开人群走了上来。他不慌不忙地高举起手里的一个文件包,提高嗓门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这里有从延安给你们带来的礼物,请到我这里来取吧!”

于是记者们一下子涌向周恩来,“调虎离山”成功了,毛泽东得以和欢迎的人们握手交谈。周恩来到另一个地方,打开文件包送给每个记者一份“礼物”——毛泽东在机场的书面发言: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救国之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最迫切者,为保障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

《新华日报》当天为毛泽东到达重庆发了号外,整个山城沸腾了。

9月2日,比尔·辛顿和同伴又一次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在龚澎的带领下来到一间小会议室,龚澎示意他们稍候。

这次他们是专程前来会见和采访毛泽东的。

透过走廊窗户,比尔·辛顿看见毛泽东正在和来自各界的朋友谈话。

毛泽东左手叉腰,右手挥着有力的手臂,随着头部的摆动,浓密的黑发在颤动,使讲话更加生动有力。比尔·辛顿看到毛泽东那宽额下一双深沉的眼睛闪动着很有神采的光。

比尔·辛顿要急于听清楚毛泽东讲话的内容,不由自主地向窗口走去,他注意到毛泽 东今天穿一件洗旧的军装,皱折很多却很干净,脚上是一双农民常穿的布鞋。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不相信蒋介石的诚意,向毛泽东说:“蒋介石 可能是在摆‘鸿门宴’。”毛泽东说:“我们来它一个假戏真唱,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有何不好?”

有人请毛泽东谈谈有关此次谈判的前景。

毛泽东指出:“国共谈判所争的是民主与非民主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能否得到应有的民主权利和中国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能否保持的问题,即不同的政治主张之争。因此,谈判必然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和避免内战,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作了重大的让步,也一定要以极大的努力克服谈判中的困难,去争取实现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说:“国民党现在还在利用伪军在许多地方攻击解放区人民的军队,国民党所谓‘还政于民’,正是‘夺政于民’。如果真的要还政于民,就应该首先承认解放区的民主政府,承认人民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政治权利,就应该给大后方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结束一党专制,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

他挥动着手臂,果断地说:“民主自由不能靠人恩赐,也不能靠好心肠得到,必须凭自己的努力斗争去取得。”

比尔·辛顿完全被毛泽东的讲话吸引了,直到龚澎热情而有礼地催他们去客厅时才猛地醒悟过来。

就在这时,比尔·辛顿听到一阵有力的脚步声,一抬头,毛泽东出现在眼前。龚澎向毛泽东作了介绍。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注视着毛泽东,发现那是一张非常生动的脸,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岁月,却没有明显的皱纹。

比尔·辛顿突然想起斯诺在他的书里有关毛泽东的描述:“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几天里面,我总没有证实这一点的机会。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 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比尔·辛顿于是跟毛泽东谈了起来,他感觉毛泽东这个人一见面便让人肃然起敬: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又有着西方人的幽默,喜欢憨笑,甚至于在说到苏维埃的缺点时也笑得那样厉害。他说话通俗,有人可能会感到有些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起来。

比尔·辛顿一时有很多问题要向毛泽东请教,但是他发现毛泽东是个非常虚心好学的人,会见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毛泽东发问。从他提出的一连串探讨性的问题中,可以明显地发现,他读过有关美国的大量材料并对美国问题进行了很多研究,而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一定的答案,他现在再次提问只是希望能听到不同的观点,或者验证一下以前所得答案是否正确。

毛泽东向比尔·辛顿及同伴坦纳鲍姆详细询问美国劳工运动情况,探讨关于工会和领导人的具体情况,问起了罗斯福死后刚刚继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情况。当毛泽东得知比尔·辛顿曾经在美国国内组织过农民协会时,幽默地说:“当年,我在湖南也担任过农民协会主席。”

谈话处于一种热烈、和谐而欢快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天已经很晚了。毛泽东却依然谈兴很浓,担任翻译的龚澎微笑着说:“主席还有工作,改日再和大家谈吧!”

毛泽东起身和比尔·辛顿、坦纳鲍姆握手告别。比尔·辛顿见毛泽东精神饱满,毫无倦意,微笑着离开时转过高大的身躯,步履矫健地走出房门。

后来,龚澎带比尔·辛顿俩人走进餐厅,宋庆龄女士在那里等待他们共进晚餐。几个简单的小菜、白米饭,大家边吃边聊,气氛很快活。

转眼之间,半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期间,比尔·辛顿多次来到办事处。

在一次由郭沫若主持的在天官府召开欢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比尔·辛顿听了金山关于《屈原》一剧中的独白,观看了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以及身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等节目。

延安的朋友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天,回到住所,天已经很晚了,比尔·辛顿和坦纳鲍姆没有睡下,仍然很兴奋地聊了起来。

“延安的文艺是真正的人民文艺!”

“从延安的文艺可以透视出那里的政治是充满生机的政治。”

“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毛泽东离开重庆的前一天晚上,比尔·辛顿再一次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这里正在举行由《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主办的欢送毛泽东的联欢会。王若飞、潘梓年介绍比尔·辛顿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我们已经相识了。”

比尔·辛顿坐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兴奋地对比尔·辛顿说:“记者是个很了不起的职业,斯诺是我们结识的第一位美国记者,也是好朋友,欢迎你们到延安来……”接着他向比尔·辛顿介绍了在场的朋友,他称胡绳是青年历史学家,称戈宝权是苏联文学翻译家,称陶行知是教育家,然后他说:“他们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从他们身上可以写很多文章。”

也就是在这个联欢会上,比尔·辛顿结识了黄炎培、史良、邓初民、老舍、夏衍、冯乃超、叶以群等知名人士。

不久,大厅里回荡起悠扬舒缓的舞曲,周恩来先是和大家共舞,接着又指挥大家一起唱《黄河之歌》。办事处和报社的女同志,还有苏联的女同志一齐拥上来,邀请毛泽东跳舞。毛主席欣然应邀,边跳边谈,问长问短。一位妇同志见王若飞独处一隅,走过去请他跳舞,他摇摇手表示不会,女同志却不罢休,屈膝行礼再次邀请,王若飞不得不站起身,迈开方步,仿佛在操练,引起了一阵笑声。

比尔·辛顿来到陶行知身边坐下,他们已是老相识了。最初的一次接触是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们谈起教育,比尔·辛顿从自己的母亲谈到杜威,陶行知从孔子治学谈到中国教育面临的形势,两人一见如故,越谈越投缘。

后来,重庆一位共产党教师被害,比尔·辛顿跟周恩来、陶行知等一起来到这位教师家中,向英烈的遗体告别。走出这位教师家,他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阴沉沉的石板路上,陶行知一句话没有。他们就这样默默地走着,直到分手时……

“陶先生,你对毛泽东此行有什么感受呢?”比尔·辛顿望着陶行知问。

“依我之见,内战难免,但共产党光明磊落,以民族利益为重,是真正的希望之所在。”

周恩来走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周恩来扶着比尔·辛顿的胳膊说:“美国人民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共同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战斗。”说着周恩来和陶行知一人拉着比尔·辛顿一只手,相互间深情地注视着。

比尔·辛顿未曾想到,此时是他和陶行知先生的最后一别。几个月后,国民党特务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加紧迫害,先是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仆,继而杀害了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遇难沉重地刺激了陶行知,不久,他因悲痛甚深,患脑溢血溘然去世。
那天,比尔·辛顿赶去向陶行知的遗体告别,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来了。周恩来握着陶行知尚未完全僵硬的手,眼里噙满了泪水。他哽咽地说:“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的……”

10月11日的清晨,比尔·辛顿和他的同伴,朋友们早早赶到机场,毛泽东已经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那架美式小型客机的螺旋浆已经缓缓启动。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他赶到比尔·辛顿身边时,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到延安来。”

一阵轰鸣,飞机腾空而起。

比尔·辛顿举目仰望着,直到飞机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踏上回归住所的路途,比尔·辛顿恍然若失。仅仅一个多月时间,他感到仿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经受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认识和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更。中国的希望在哪里?这个一直使他困惑的问题又一次突然间变得清晰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比尔·辛顿时时有一种期盼,有一种向往,那就是到解放区去,然而由于工作的关系,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如愿。

比尔·辛顿在美国战情新闻驻华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多,就要回国了,直到登上归途的飞机,他似乎内心里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那就是未能实现去解放区的夙愿。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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