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安全

　　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传统的人与人关系的社会伦理秩序被打破，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对自然疯狂掠夺造成的生态破坏问题，生态伦理被纳入人类道德体系的伦理范畴。生活在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自然资源的贪婪开发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的扭曲，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另一方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多重视角，论证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挖掘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人与自然辨证统一、社会制度批判、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法等为中心内容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的生存和进步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界的身体。也就是说，人类具有自然性，同时对自然具有天然的依赖性，“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另一方面，“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类与自然界其它动物的不同在于能够运用有意识的劳动影响自然，实现自身的价值，“离了人，自然界就失去了价值，反过来，离开自然界，人也无法生存。”在这里，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客观地辨析了自然界与人的主客地位及人和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只是简单的生产自身，人类则主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流，依靠劳动实践“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这些论断，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价值视为工具价值、把人类的价值观作为判定万物价值标尺的伦理观，同时也否定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中心地位、反对人类拥有利用自然界的权力的主张。恩格斯也强调指出：“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各种物体联系的总体，并相互作用，只有人类才能有意识地利用和改变自然界。恩格斯的论述，进一步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辨证关系。

　　以人与自然辨证统一关系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同时痛斥资本私有给自然界、也给人类自身造成的巨大危害。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制约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尖锐指出：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物，它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人与人的之间的矛盾则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下个人的私欲扭曲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人类的劳动被资本所异化。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不可能将对自然的尊重纳入人类的道德体系中，相反，私欲和贪婪使自然沦为被资本奴役的对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是必然的。恩格斯在《伍佰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著作中，具体揭露了德国伍佰河流域、英国伦敦、曼切斯特、埃尔顿等城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给下层人民健康和生命带来的危害，并深刻指出：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既要摆脱对自然界的绝对依赖，也要摆脱人类对自然界的绝对支配。私有制下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必然招致自然界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一是人类对自然态度的扭曲，把自然排斥在道德关怀之外；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疯狂追求利润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上述论述，把伦理注入到了生态问题上，凸显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学论证人与自然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根源的同时，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造成的生态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追逐利润。因此，“世界面临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及人同本身的和解。”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变革，建立一个“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把自然纳入人类道德的共同体之内，改变人类劳动的异化状态，完成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公有制的生产方式代替私有制的生产方式，是消除生态危机、实现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本主义的统一、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前提和条件。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坚信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会把人类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另一方面，也隐喻着他们对未来社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希冀，同时也赋予了未来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历史责任。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辨证统一关系的论断、人与自然和解的思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对未来社会生态建设的希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同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和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阶段，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现，环境破坏、生态危机与下层人民基本的生存问题相比，属于次要的、从属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重点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态伦理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细小分支，生态伦理仅仅渗透在其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论著中，对生态伦理并未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生态伦理思想体系。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性，但这一美好设计由于时代的限制未能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对未来社会在实践中彻底解决生态危机将遇到的诸多困难难以预测，因而其生态伦理思想体系的完整性有待补充。第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伦理道德与之协调的时间和地点才可能实现。但中国却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科学处理发展与生态的矛盾，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中缺乏该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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