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十几岁的时候，汪永庆就认识谷胜。他与他姥爷武继松去山上开荒种地，谷胜种的菜地离姥爷的地相距不远，经常可以在地头山坡相遇。早春时节，雪还没融化，谷胜用摩托车拉来一些角钢、板材、塑料布，搭起一个大棚。姥爷送给谷胜一些菜籽，谷胜种上黄瓜、西红柿、芹菜、豆角、茄子，比别人种得早，也就早收获了一些时鲜的蔬菜，送给姥爷一些拿回家改善生活。否则，这些早上市的蔬菜价格不菲，姥爷也舍不得花太大的价钱买来给家人吃。
谷胜爽快地对姥爷说：“摘吧，我在不在这儿没关系，你们可以随便摘。锁大棚的钥匙就藏在门上的房梁里，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谁吃不是吃呢？”
汪永庆听说谷胜有一个七十多岁的继母，他父亲谷振时去世后，就将继母接到自己家里住。媳妇嫁给他时是二婚，带过来一个三岁的小子，后来又跟他生了一个小姑娘。家里负担很重，但他对继母很孝顺，每天早饭前让媳妇给继母热碗牛奶，卧一个鸡蛋；继母患哮喘肺气肿，他给继母抓中药亲自熬，病情稍微严重的时候他背着继母去医院住院，一住就是半个多月，不见效不出院，费用超了就四处去借。他对媳妇带过来的孩子也不亏待，给姑娘买新衣服也给儿子买；让儿子去补课也让姑娘去补。从七彩城买回来一些羊肉串，他亲自给儿子、女儿一人一半。买回来橘子、苹果、香蕉也给儿子、女儿分开，恐怕你多吃他少吃。谷胜媳妇会点裁缝活儿，在市面上租个门市小店揽些活儿，太高档的布料服装样式她做不了，缝制一些大众化的普通衣裤，每月赚个千八百块补贴家用。
因为谷胜家里负担重，他就到山上开出一片荒地，种点蔬菜、苞米，除了家里吃，送给亲朋好友，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
在技工学校没毕业前分配到东钢第二炼钢厂，汪永庆跟早就认识的炉前工谷胜接触的时间多了，就更熟悉、关系更密切。以前，他叫谷胜为谷叔，现在也可以叫谷师傅。因为谷胜已经四十多岁，入厂二十多年。有人说他年轻时被劳教过，谷胜自己也不否认这件事。有时谷胜还主动向大家讲起自己曾被劳教的感受，似乎他并没有将此事作为自己的劣迹。他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怎么的，自打改革开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我老父亲年轻时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后来又去朝鲜打美国佬，回来当个小干部。有点权光顾着给别人办事，自己啥也没有。我这个当儿子的连个好工种都没弄着，只能当个又累又危险的炉前工。咱们普通工人没有机会去捞去贪。我家里长年困难，一年补助一两次也无济于事。盖个小仓房，买不起水泥、白灰，我顺便开点票多弄几袋，就算偷？！当时正赶上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搞的‘严打’，就判我个劳教三年，是不是太欺负人，太损了点？！你们政府为什么不严打贪官污吏，却专门严打老百姓，专门严打我们工人？！”
工友们数落他：“谁让你得罪领导？你要是不揭领导的短，领导会名正言顺地帮你盖仓棚。过去职工有困难，车间领导也好，分厂领导也好，都会主动动员职工们义务帮工，缺点什么材料都可以从厂里拉。别说那几袋水泥，什么砖呀、木料呀、型钢呀，什么都可以无偿支援。你要是忙不过来还可以给你放假，也不会扣工资也不会扣这费那费的。厂里定期补助给你，不像现在蜻蜓点水似的撒芝麻盐，纯粹是糊弄职工走形式，解决不了职工实质的困难问题……”
虽然汪永庆和谷师傅不在一个车间，但他有机会经常跟着自己的师傅到炼钢车间、连铸车间修理设备。他看到炉前工和搬运钢坯的工人们在转炉前的高温环境下，劳动强度大、事故风险大的状况：
无论春夏秋冬，熔炼钢铁的转炉旁都是高温炙热，工人们都必须身穿厚厚的帆布工作服，系好领口扣、袖口扣，无论如何挥汗如雨、汗流浃背，都不能偶尔随便解开扣子擦擦汗，煽煽风，凉快一下，甚至连工作空隙时间都不能这样做。一旦被发现如此乘凉，都要被处以100元到200元的罚款。工人们的工作服两年才能发一套，洗了没干，没有备用的，只好湿乎乎地就穿上了。
汪永庆下班后到厂里的浴池洗澡，看到很多在炉前工作的工人们身上长满了痱子，他们的后背、脖子、胳膊上一片片的红疙瘩。让人看了感觉那么难受闹心，不知他们本人的感受又是多么痛苦而难耐。后来他自己也曾当过几年炉前工，亲自尝过那种感受，熬过那种艰难的日子，才确确实实感到炉前工的工作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当时在浴池里，有的工人一边冲澡一边骂杂：“操他妈，遭这份罪多挣点也行，以前宇虹没来之前，一个月开支的时候多的能开到三四千块，现在也就开一千多，时不常还要被扣罚一二百块。真是“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人家叫个官儿也能开个万元以上，甭说那个申玉驹的年薪300万，咱一辈子这么辛辛苦苦，不知什么时候被钢坯烫伤，被钢水烫出个好歹，还不知小命能不能保住？即使这样遭罪能挣几个仔儿？都挣不出十几万、几十万元！操他妈，这是什么世道啊？！”
另一个工人附和着说：“都他妈是宇虹这家私企引进来的规章制度，什么‘人性化’、‘以人为本’，什么‘和谐社会’？国企私有化，就是要我们都像奴隶似的让人家老板随便驱使，说罚就罚，说开就开回家。我上个月也不知因为啥，开支扣我300元，开了不到1000。就这样每天在这儿拼死拼活地干，就开这么点钱，还让不让我们工人活呀？我们开的工资本来就少，待遇就低，再被罚这么多，我们拿什么养家糊口？我们罚不起呀！”
谷胜接过话茬说：“你怎么不知道因为什么挨罚？不是你找检修车间的师傅帮你修磁盘吊，领导说你搞那个未经批准的项目，影响了正常生产。当时我也去帮你们修过那个项目，领导却不敢把我怎么样，他要是敢罚我，我就给他来个不亦乐乎！”
在弥漫着一团团水蒸汽显得烟雾濛濛的浴池里，汪永庆看不清每一个说话人的面孔，只能凭声音来判断说话人是谁。在这里，他只熟悉谷胜的声音，猜得出谷胜说没说话。但是他能将那个被罚款300元师傅的声音，与平时较为熟悉的用铁链子挂运钢坯的熟练工人画上等号。他在机修车间不止一次听说过平时用链子挂运钢坯的熟练力工们，因为磁盘吊缺乏零部件失效，不得不加大劳动强度，加大工作风险。他也听说他们因为主动利用工余时间修理磁盘吊，反而遭到罚款处理的事情。
以前，他跟实习的于师傅经常到浇铸钢坯的现场去检修设施时，他看到刚从转炉吊运来的钢包将钢水浇铸到模具里，钢坯只要刚一成型，便被带着隔热幅面罩的工人们冒着高温用链子挂运转移，以腾出场地浇铸新的钢坯。这一道工序劳动强度确实不低，工作效率却不高，又有很大的危险性，工人们稍不小心就会被烧红的钢坯烫伤。听于师傅说：以前二炼钢厂曾考虑为了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工伤事故的频频发生，下大力气搞了一种磁盘吊，大大地减少了伤亡事故，提高了工作效率。
于师傅还说：“最近一两年，东钢的资金几乎都被宇虹投给了精品钢基地，各分厂技改资金大大压缩。磁盘吊年久失修，需要重新调配零部件，几次打报告都批不下款来。厂里又大批裁减人员，用链子挂运一批批钢坯，确实让这个工序上的工人吃尽了苦头。为了降低成本、节省费用，宇虹老板强迫工人们干这种体力强、危害大的工作。他们根本就不顾工人们死活，让工人们用这种最原始的操作方式继续用链子挂运。”
汪永庆问：“这些工人不是也找咱们检修车间一起利用旧零部件修过磁盘吊吗？我记得还跟你修过几次呢。”
于师傅说：“修是修过，但找出来的零部件已失去功能，新的零部件又买不来，我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结果白白耗费了好几个班的时间。咱们机修工人还好说，就是干这个的，他们吊运工人就不行了，领导说他们跟着瞎掺和。因为修磁盘吊影响了钢坯吊运，月末就扣罚了他们几个热心技改的工人每人300元。”
下班时，汪永庆去找谷胜，他气恼地跟谷胜提起这件事：“真是太不讲理了，以罚代管大大挫伤了工人们的积极性，根本就不是‘以人为本’，这是把工人当牛马！”
谷胜似乎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不以为然地苦笑一下，没说什么。他让汪永庆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带他一起回家。他俩家虽然不在一块，但可以捎带他一段路程。等坐稳以后，谷胜才说：
“我们炉前的浇铸和轧钢工人，还有负责吊运的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既要忍受高温烘烤，又要冒着随时被烫伤丧命的危险，每天都要这么干，挣的却越来越少。大家拼的不光是血汗，还有自己的生命啊!”
摩托车骑到十字路口，应该分手时，谷胜停下来对汪永庆继续感慨地说：“那次，我参与他们修磁盘吊，没敢扣我，但后来我去医院护理我母亲，你婶子从服装店回来晚点去医院接我的班，我上班迟到两分钟，就被扣了100元。其他还有给孩子开家长会，有因为给兄弟腾房子结婚搬家来晚一点的，都被扣了100元。其实都仅仅迟到三五分钟，根本不影响生产。但自从宇虹来了以后，就执行这种严罚严管的制度。唉——，我已经习惯了，无所谓了。让他们罚去吧！生气也没用，将来总有一起算总账的时候！”
那天在雾气迷蒙的浴池，有人唱起了一支不知名的歌曲。这个人唱了一段，开始谁也听不出唱的什么内容。于是他自己解释说：
“东钢工人中有能人，最近有人编了一首歌，又谱上曲，已在整个厂内流行起来。我刚才唱的就是，现在我再唱一遍，大家仔细听一下：
 
我们的国有资产岂能让私企侵占？！
东钢的国企工人岂能为私企流血流汗？！
反对私企，打倒贪官！回归社会主义，重建美好家园！
章焕良滚，滚，滚出东钢大院！
申玉驹死，死，死在宇虹集团！
 
听清了这个工人在雾气缭绕之中歌唱的内容，却看不清这个工人的五官面孔，然而大家都拍手称赞这首歌编得好。后来很多人都跟他学，很快就学会了。再以后，汪永庆在东钢许多地方，经常听工人们毫不掩饰地练唱这首歌。一般年轻人都会唱，年纪大一些的也会哼几句。
在二炼钢厂实习结束以后，汪永庆从技工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炼铁厂。自己开始每月能领到微薄的工资，姥爷不再让他带饭，说家里没什么好带的，不如让他自己去厂里的食堂去就餐，因此每月开支姥爷都让他留一部分自己支配。每天中午，或者上夜班吃夜餐，汪永庆在食堂经常会遇到一些穿着油渍斑斑工作服的工人们。在排队买饭的时候，在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大家一齐唱起那首东钢人自己编的歌曲。唱完以后还要道白似的高呼口号：“宇虹——滚出东钢！申玉驹——该死！”
以后，久而久之，唱歌、道白、喊口号已经成为工人们到食堂就餐的一种习俗，成为工人们自娱自乐自我发泄的一种方式。
偌大的食堂大厅里，到处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就餐者。但每当有一小群工人们唱起这支东钢工人自编自演的歌曲，几乎所有人都会静下来倾听，都以赞赏的心情来接受这首抒发内心真情实感的歌曲。每当工人们高呼那两句口号：“宇虹——滚出东钢！申玉驹——该死！”无论是已买到饭正在咀嚼，还是尚未买到饭正在排队的工人们，很多人跟着合唱、跟着喊口号、热烈鼓掌。激情的掌声和激昂的旋律在宽敞的食堂大厅里回荡，声如洪钟响鼓，极其鼓舞人心又极其悲壮沉郁。
唱歌和呼喊口号是工人们发泄愤懑情绪的一种方式，纵然发泄后的感觉再痛快再酣畅淋漓，也要回到现实生活中，也要面对高温的烘烤和强体力劳动，也要接受那严厉的约束和不公正的待遇。
汪永庆在技工学校学的是机修钳工，在第二炼钢厂实习时也在机修车间跟班，后来分配工作把他安排到炼铁厂高炉车间当炉前工。
在第二炼钢厂他到谷胜工作的场地，看过炉前工操作时的艰辛，汪永庆当时庆幸自己没有被安排到这里来。现在到工厂上班虽然不是正式长期合同制职工，但谁人能肯定说一旦分配后就不会干一辈子，分配到工厂干的恰恰就是这个炉前工。以前据说老的炉前工每月可以开到三四千元，现在因为50岁以上的老工人几乎全被下岗打发回家，一个四十多岁的炉前工就可以称为老工人，他们每月也只能连工资加津贴领到不足两千块钱。然而他们面临的是怎样恶劣的环境，要付出怎样的辛酸和苦楚啊！
热风炉一直在“轰隆隆”地震动着，向高炉送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炉前工用铁钎在炉里捅开一个口子，铁水带着无数火花奔涌而出。铁水从水槽到钢包跌落时溅起巨大的火花，简直将车间整个映照得通红。熟练的炉前工在高炉前有条不紊地操作着，冶炼出一炉炉铁水，将铁水倾倒出来灌满一罐罐钢包。这似乎是一种很简单的过程，是一幅很简约的画面，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背后，却是难以言说的艰辛和复杂的工艺。
炉前工一进入工作状态就势必被高温、高瓦斯、高粉尘、高噪音形成的恶劣环境所困扰，受到这些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条件的侵袭。无论是春夏秋冬，哪怕是外面零上三十多度的三伏天，炉前工都要用厚厚的帆布工作服、带围布的帽子、大块的毛巾、帆布手套、厚底皮鞋等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否则，面对高炉炙烤，任何人都无法正常工作。高炉的烘烤使人不断地流淌着小溪似的汗水，哪怕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天，炉前工的帆布工作服上都会渗出一块块汗碱斑。如果是湿法冲渣，炉渣从炉内喷出，与渣水接触马上泛起巨大的热雾，工人们会被笼罩在浓浓的雾气中，能见度等于零，站在对面相互都看不清楚。
汪永庆从小家庭条件不好，饮食营养跟不上去，身体虚弱，凭这样的体质干炉前工真有点吃不消。因为炉前工面对高温、高瓦斯、高粉尘、高噪音，要付出高体能、高消耗。但是他的胃的消化能力有限，开始每天上班只有高体能的消耗，没有充分的补充给养，因而时常感冒发烧、神经衰弱、疲劳得睡不着觉。他咬牙坚持着，有病也不敢休息，唯恐病休过多被“炒鱿鱼”回家。人家正式职工都动辄被下岗，别说自己是个临时工，没有什么职业保障，让不让辞工回家都是领导一句话。
每天下班都拖着筋疲力尽、无精打采的身体回家，要睡一宿好觉，吃上几顿饱饭，体力和精力才能恢复过来。经过半年多的艰辛磨炼，汪永庆才逐渐适应了炉前工的工作。
前些年，炉前工每月三四千元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这个工种，有的人为保住这一岗位主动给领导送礼。有的人为了调换这一岗位，也主动找领导说情。而现在炉前工挣得比过去少多了，一些炉前工就打算换换工种，愿意退居到生产二线，更多的人也不再觊觎这一行。
2005年东钢搞“一刀切”内退时，好多具有丰富经验和技能的炉前工被迫下岗回家，留在现在岗位上的年轻一点的炉前工，虽然也能维持着生产，但生铁一次检验合格率比以往有所降低，高硫号外生铁却有所增加，致使高炉休风率频频上涨，高炉利用系数却屡屡降低。
每炉铁水炼到一定时候，有经验的炉前工会利用摇炉在出铁水前，用特制的小钢勺舀出一点铁水扬开来，看看铁水溅出水花的颜色，从而判断出铁水的质量是否达标。如果欠火候，或者杂质太多，就手持氧枪适当加氧，或者找来各种添加剂撒到未出炉的铁水里。
后来这几年大部分有实践经验的炉前工被迫内退，留下来的年轻炉前工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还要在实践中学习，要继续锤炼自己，增长才干。但现在的炉前工大多数没有这种要求学习上进的内在动力。为了每月领取那微薄的酬薪，几乎人人都以应付、敷衍领导为能事，不想为争上游、提高质量指标多干点什么。
有一次，炼铁厂负责质量的副厂长宫敬有神情懊丧地从东钢厂办公大楼回来，召集全厂职工开班后会，再次严肃强调提高生铁的产品质量问题，宣布了一些章法，加大处罚力度：
“我们生铁产品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的合格率，还要提高技术经济指标，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但是我们的生铁产品合格率却屡屡下降，技术经济指标和经济效益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屡屡下滑。我们除了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加技术骨干比例，还要组织师徒签订《师傅带徒弟合同书》，广泛开展职工培训活动，调动广大员工学技练艺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我们要求通过管理机制的完善，加强成本核算、成本分析：一是加大指标分解考核的力度，对重点共性指标直接与每个员工的奖惩挂钩；二是加强费用控制，凡是费用超标，都要加倍结算……
“再一点，我们要抓住生铁含硅量的控制，开展低硅冶炼，要将公司考核的生铁含硅量再降低一个新比例。
“还有，我们要控制铁水的含硫量，稳定铁水成分，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炉温波动，把炉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他提的都是生产上的事，而对于工人们多次反映的因为劳保用品拖欠发不下来，致使近来各个车间多次发生烫伤工人的事情他却只字不提。
宫敬有很会巴结迎合宇虹驻东钢代表副总经理申玉驹，经常到申总那里去汇报，也遵从申总的旨意到下面布置和安排工作。申玉驹喜欢对工人们严加处罚，他就照章执行，以致把自己的名声搞得很臭，口碑极坏。炼铁厂的多数职工对他像对申玉驹似的差不多到了同仇敌忾的地步，都在背后骂他，瞧不起他对申玉驹言听计从、噤若寒蝉的奴才相。然而他却得到申玉驹的赏识，后来提拔他到别的分厂当厂长，由副职转为正职。
小人得志，职工遭殃。汪永庆在炼铁厂高炉车间上班不到一年半，刚刚适应了岗位工作，也能独立操作，便因为国际国内钢铁市场疲软，也因为宫厂长的严管严罚被解雇回家。
而宫敬有到型钢连轧厂当厂长更是官升脾气长，对工人群众更凶更狠。终于在2008年冬季一天夜班值班时被一个青工所锤杀。当时，武继松在家听到外孙讲到宫敬有的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东钢干群关系太紧张，私有化的问题太严重，‘以人为本’其实是以资本家为本，而不是以工人阶级、劳动群众为本。应该允许东钢职工采取适当的方式维权，但是现在政府里面没有人来过问这些事，也不认真处理我们上访群众提出的问题。我看用不了多久，东钢肯定要出大事！当官的不能老按这个方式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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