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混江区离东发市中心尚有十几里的路程，作为一个封闭的小城镇，这个区仅有十几万人口，而东钢职工和家属就占其中的80%以上。除了东发钢铁厂和钢铁厂的三百多栋楼房、平房职工住宅区，就是市区内几条宽阔的柏油马路和繁华的商业区。商业主要集中在东风路、东升路、东明路、东祥路这几条相互连接的坡上街道。其中，东风路与东升路街口有集百货、家电、大型超市为一体的桃源商厦。东明路有集吃喝、玩乐、住宿于一条街的七彩城：这里有高、中、低档次的酒馆餐厅、旅店，有歌厅、洗浴、足疗、按摩场所，还有街头烧烤。东祥路则有为小商小贩们开设的果菜市场，有服装、小百货摊位。
东发市混江区的商服市场基本上是面对东钢职工的，它的兴旺或者疲软主要取决于东钢的经济效益变化，取决于东钢职工的收入调整，取决于东钢人的就业情况。
2005年以前，东钢没和宇虹重组的时候，厂里效益好，一个炉前工的月收入最高可达四五千元，差一点的水泵工等一般工人也能拿到三千多元。作为大型国企的工人，相比较而言，论其待遇高低，在东发以至于周边县市是很有优越感的。
每到月初开支之际或者节假日，工人们纷纷涌向商业区。桃源商厦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商厦里无论什么应季商品，以至于过季的滞销存货，服装、鞋帽、化妆品、文教用具，都能销售出去。
无论是炎热夏季还是严寒冬季，饭店、餐馆里也是食客盈门座无虚席，就连那街头的烧烤摊、小吃摊，有时都三五成群地排着队等候羊肉串、牛肉串、鱿鱼卷、冷面、烧饼、麻辣烫、在炭火炉或者在涮锅里加工出来。
果菜市场的小摊主，每当月初工人们开支就将肉价、菜价、水果价稍稍提高一点，他们明白，只要有需求，价格贵一点无所谓，工人们挣得多不在乎块八角的。工人们有钱花，小商小贩也开心，他们的买卖比东发市区也比周边县城好做。
每到过年过节，只要能存放住，东钢各分厂为搞福利，派人去商业区成箱地购买啤酒，成件地购买冻肉、鸡蛋、苹果、梨、橘子，成袋子购买大米、白面，一一分给职工，或者到桃源商厦用支票兑换购物卡、购物券，作为奖金发给职工。
工厂领导为职工分发福利食品，发放购物券，比发放奖金更便利，可以避税、免除兑换现金，还可以为工商、税务等关系部门送礼，也为自己多吃多占、搞点猫腻提供方便。这样，职工高兴，干部也高兴，各级工会也显得有活干。
工会除了出面给职工搞福利，就是组织职工文化生活，工厂有自己的体育馆、游泳馆、图书馆、还有教育机构、电视台、报纸以及文化宫。体育馆每年春夏之交，都要例行举办全厂的体育运动会，举行田径、球类竞技比赛。游泳馆里举行游泳、水球比赛。图书馆也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有关国内外钢铁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讲座、图书图片展览，进行相关学术交流。文化宫每到春节、“五·一”、“七·一”、“八·一”、“十·一”，这几个重要节日，都会邀请全国较为著名的文工团来此走穴演出，并为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也组织全厂各分厂、各分公司、子公司、控股公司、各职能部门科室，纷纷演练献出节目，参赛汇演。每到年终岁尾，要组织评选出全厂的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和先进单位，并召开全厂表彰大会，气氛极为隆重热烈，充分显示出一个大型国有企业、一个有实力的钢铁业大厂的气魄。工人们除了平日里在车间厂房里劳作，在节假日、在业余文化中还能得到这些文化思想的教育、精神文明的熏陶，并非那么单调空虚。而开展这些活动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又不是完全依赖发发奖金，搞多少物质刺激所能代替的。
在一家国营或者后来的国有企业初期，在一个党政工团部门健全、思想政治机构正常的单位，工人们平日里遇到一些生活问题，遇到解不开的思想疙瘩，产生一些同事间的个人纠纷，往往先找工会帮助：补助几个钱周济一下，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个别职工维修住房，夫妻之间闹矛盾也进行思想调解。如工会干部感到棘手、无能为力，还可以请党支部、党委出头解决。在真正的国企单位，党政领导、工会干部，在工人群众中间威望往往很高，说几句话就管用，也能替职工群众分忧解难，工人群众十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
然而，自从国企改制，自从2005年宇虹私企集团入主东钢以后，工厂的党政部门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因为政工干部的精简整合，因为党政工团部门的合并、撤销、转向，职工福利、文化生活、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无人问津，面貌发生了根本转变：活动全都取消搞不起来，一切以生产利润为中心，工厂引进台湾中钢的三级管理制度，党群关系，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关系形成直接对立状态。
宇虹入主前后，那些按30年工龄“一刀切”内退下岗的职工，2005年年底内退却按1995年至1997年三年东发市平均工资的75%标准下发生活费，当时仅仅四五百元。这些人下岗时50岁左右，除了在厂内长期从事钢铁业流水作业工作，仅仅掌握一些单一的生产技术，到社会上无法找到相应的工作，也没有创业资本，并且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很重。有的因为长年工作在生产第一线，早已积劳成疾，身患多种疾病，加上下岗后心里压力巨大，很容易不堪重负，也很容易染上重症，又无钱医治，出现英年早逝的后果。
2006年夏季的一天，武继松上山在自家开荒所种的一小块苞米地，掰回来一麻袋青苞米，用自行车驮着直接送到山下的东明路七彩城。几个月来，一直跟他去春湖找省国资委上访的邵连兴，因为生活困难，下岗后每月几百元的生活费，加上去省城的上访费用已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只得在七彩城的马路边做起了烤苞米、煮苞米的小买卖。经济拮据的下岗工人连本钱少的小买卖都难以维持。
武继松虽然自己家里也常常揭不开锅，打不开点：外孙子当临时工已被炒回家，20岁的外孙和50岁的残疾大女儿相依为命，住在他家；他已经70岁的人，还要抚养一个失业、一个没有劳保的母子俩。武继松除了每月900元退休金以外，还每年到山上开荒种点地，种上蔬菜、苞米，除了自家吃还能拿到市场上自己练摊，或者包销给别人，卖点钱补贴家用。
七彩城在东明路，在靠近东升路的坡下。从东升路往下走十几级石阶才算到了地方。七彩城虽然只有短短500多米长，但在东钢改制以前，这里的店铺家家开张，从早上开到半夜。许多吃夜宵的外地客人到这里来，下夜班的工人也到这里，除了快餐大排档，还有一些小吃烧烤生意都很红火。新疆人头上扣着小花帽，在这里摆摊卖羊肉串，嘴里用生硬的汉语吆喝着：“烤好了，烤好了！”因为味道好，经济实惠，吃的人很多，供不应求，有时候来吃还要等上十几分钟。现在因为东钢下岗的人多，在岗的也赚不到多少钱，来吃的人一下子锐减，新疆人已经差不多全撤走了。原来摆摊挤不上地方的七彩城，早已变得空落落的。有些外地客人、本地行人来此地的比以前少多了。由此可知，七彩城见证了东钢国企的繁荣，也见证了国企的衰落。
邵连兴在坡上的台阶下支起两个煤气炉子，一个用锅煮苞米，一个用铁篦子烤苞米。煮的一大锅苞米早就熟了，烤的苞米现烤现卖，都有一股股撩人胃口的香气。但买的人不多，现在是上午9点多，清晨6点多就来到这里摆摊，连一锅苞米还没有卖完。
“卖得怎么样？我又给你送来一麻袋!”武继松推着自行车来到邵连兴的摊前。
“马马虎虎，东西好吃，价钱不贵就是销不动！”邵连兴说着，没让武师傅将一麻袋苞米从车上卸下，“哎呀，上回的苞米钱我还没给你，这回又送来这么些。我一时卖不了，你就再推回家自己吃吧！”
“上回的苞米钱就算了，上个月咱们去省城上访，你是为大伙儿破费了！”
“你不也破费了吗？去上访就得花点钱，这笔钱没人给你报销，没有一个单位会给上访人员报销这笔费用的！”
“那就全凭自觉自愿。上访又不是完全为了咱们自己，但是现在为大伙儿事也得个人掏腰包！”
“其实，我……”邵连兴欲言又止，但还是告诉武师傅一件事：“其实，我还不是因为上个月上访多花了点，我本来给你准备出来——但是昨天下午我得知刘福田儿子去世，明天出殡，我得去随点。我跟他家有过儿，我就五马倒六羊先拿那钱垫上了。”
“什么，刘师傅儿子，他才多大年纪？”武继松惊异地问，“他老子才走没几年，他也得了病？”
“是呀，爷俩得的都是肺癌。他儿子还不到50岁，去年刚刚下岗，心情不好，不然不会得这种病。”
“那小刘跟他爸一样，人品不错，挺仁义。他当时下乡回来接他爸的班，在外面建筑安装公司干过，我们爷俩也挺投脾气。明天我也得去送送他，唉，白发人送黑发人呀！”
第二天，武继松跟邵连兴一起送小刘出殡，来的人不算少，也不算多。这年头，大家日子过得都很紧张，不愿走动人情，再说年轻一点的都在厂里上班，不准许随意请假。
小刘家的亲戚潘凤鸣家没人来，听说只派人送来几百块钱。潘凤鸣后来还是跟刘福田的侄女离了婚，又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女工程师。
送殡的路上，大家议论起小刘的死因，武继松才知道小刘最后是跳楼自尽的。因为得了癌症不愿拖累家人，本来下岗后没有多少生活费，又要供子女上学，又要花大钱治病，治病没有痊愈的希望，只好趁家人不备从自家的5楼窗户跳了下去。
遗体告别仪式时，大家看到了小刘那特意用大号帽子和围脖包裹起来的，被摔得没有模样的头……
“太惨了，这笔血债一定要记在宇虹的账上。宇虹私企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坑了我们东钢多少人啊！”
“这一年来，东钢下岗的工人、干部有好几个跳楼的、喝药的，生活再能过得去也不会这样。”
“这是宇虹这个私企资本家逼的，工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呀！”
从火葬场回来，大家坐在大客车里议论起东钢患癌症的人多起来，有人分析其中的原因：
“现在转基因大豆油，商店里到处都是。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已经开始在我国大面积试种推广，转基因食品对动物也对人类有害，可对人伤肝伤肾，降低免疫能力和生殖能力，并且严重致癌。目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允许转基因主粮在国内商业化，让老百姓普遍食用，唯独中国例外。但是听说北京奥运会为外国运动员提供的不含有转基因食品，国家农业部办的幼儿园里也不给干部孩子吃转基因食品。另外面粉里的增白剂等化学成分以及其他假冒伪劣食品中也含有一些致癌物，如三聚氰胺奶粉等。我们老百姓又不能自己去一样样化验成分，只得傻呵呵地买，傻呵呵地吃，不得癌症才怪呢！”
“你说的是食品，其实还有水，混江污染严重也是致癌的原因之一。虽然混江水原来就混浊，水里面含有一些黑土、黑煤粉及矿物质，但没有像现在这样含一些能使人致癌的化学成分……”
“不是前几年来了上千人的工程队，治理了混江水的污染吗？治理了好长时间，一点效果没有吗？”
“有个屁效果，听说工程费用占去不少，原来预算的工程费不到一个亿，现在又追加了好几个亿。”
“哪儿来的工程队，怎么这样超支还干不好？现在水污染并没有减轻，河道也没有修整好，堤坝也没有建好，淤泥也没有清理干净，用了那么多工程款都用到哪里去了？”
“你们不知道吧，工程队的负责人是副省长唐仁发的亲戚，黄希林曾任过主管东发市环保的副市长，副市长给副省长拍马屁，还能不腐败，还能不产生腐败工程吗？”
“既捞了回扣，又有了政绩，这就是当今这些当大官的德行呀！”
“甭说混江治理上存在着腐败，咱们东钢与宇虹的重组，为啥七台高炉资产评估才900万？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事谁管啊？！咱们内退职工为啥按前几年的工资平均值75%核定发放生活费？东钢厂潘败家还欠咱们两级工资没调上去，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基数也跟着少算不少，还有在职职工干部改制时给了股份，为什么东钢厂创业时，咱们退休老职工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却不给股份，凭啥呀？”
“就凭咱们这些人好脾气，好让人欺负，还是咱们工人闹的力度不够？”
听到这里，武继松接上话茬说：“怎么没闹，前几天我们还去过省城上访，就是为东钢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问题讨个说法，结果怎么样？”
于是大家睁大了眼睛看着武师傅，表示关注。有的还问：“有什么结果，管用吗？”
武继松却摇摇头，沮丧地不想说什么。
邵连兴替武师傅回答：
“管什么用呀，那些官府衙门里的人，还能向着咱们工人说话？屁股早坐到私企那头儿，早跟当官的一个鼻孔出气。他们说咱们东钢根本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其实我们东钢拥有130个亿的国有资产，改制时却评估为46个亿，重组参股权仅为18个亿，真是越评越低，越估越少。相反，宇虹仅仅花1000万元买断的莲花城钢铁小厂，却被评估为6个亿，而且宇虹的8个亿资金还没有全部到位，搞了个《重组补充协议》，规定可以在18个月内还请全部款项。这说明它既无雄厚资金基础参股，又无先进科技专利项目投入，还要由私企派人控制新东钢的人、财、物管理权呢!再说强迫我们30年工龄人员‘一刀切’内退，本身就违反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的（2003）21号文件中，关于企业改制分流时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内的，‘要经与职工协商一致，才可以实行内部退养’的规定。结果，省国资委认为，‘2005年东钢审计评估都合乎要求，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关于内退职工待遇太低的问题，也认为企业是什么‘四自一独’的法人实体，已经过职代会审议通过’。通过什么呀？！当时开职代会根本就没有明确说过内退标准和生活待遇问题，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都是当官的一手操纵的……”
大家听了邵连兴的介绍极其气愤，心里郁积着要抗争、要申辩的愤懑情绪，有人提议：
“咱们得集体去讨个说法，人少了不行。大家行动起来一起干！动员几百几千人一起上街游行示威，打着横幅在咱们市区里走一圈，你看政府领导重视不重视，还拿咱们东钢工人当不当人？”
“赞成，应该干一把！”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
“这事还得由武师傅、邵师傅他们出头组织东钢退休、内退职工一起来！”
“好，由武师傅和邵师傅来带头召集大伙儿吧！”
几天后，一个由3000人聚集的东钢退休、内退职工队伍临时组成了，他们在民主广场集结。
早晨9点钟出发，经由东钢宾馆的东风路往坡上走，来到桃源商厦，将熙熙攘攘的行人、顾客中的东钢职工吸引进来，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他们拐向东升路，进入东明路，路过七彩城，来到东兴路的区政府，走了六七里，他们一路上不断地高呼着口号：
“东钢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不容抵赖！”
“坚决反对私企重组东钢，反对私有化改革！”
“东钢内退‘一刀切’不合理、不合法，待遇太低，内退职工要吃饭、要生存！”
东钢职工在市区街道上游行示威，引来全城的民警、交警以及防暴警察、武警来全程随行跟踪。他们手持警棍、充电喇叭，一路呵斥着行人防止他们参与到游行队伍中，防止游行队伍再有其他异常行为，还有十几辆警车在游行队伍两侧或者后面穿来穿去。
大街两旁的行人看到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走来，几乎全都精神振奋地驻足观看。他们或者击掌为游行的职工们助威，或者大声地叫好，跟着游行队伍一起高呼伸张正义的口号，一致谴责伤天害理的宇虹重组东钢，严重侵犯东钢职工的合法权益。
开始领着大家呼喊口号的有武继松、邵连兴。后来嗓子喊哑了，原来东钢第二子弟中学的费宝栋老师和内退职工家属邸庆分别领着大家唱起了《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铿锵有力、雄劲高昂的工人大合唱的歌声回荡在刚刚还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工人们唱歌前情绪不怎么振作，步伐拖拖拉拉不那么整齐，而一旦被自己高昂的歌曲所打动，就步伐一致、阵容规整、挺胸抬头，一边引吭高歌一边阔步前进。领唱的费老师和邸庆还边走边唱边给大家打着拍子，扬起了不断变换姿势的手臂。
在一旁跟随的警车缓缓地行驶着，几辆车里的警察分别端起了录像机，在不停地转换角度，镜头一直朝向行进的队伍，对准一个个工人的面孔和他们的全身动作，一一细致地录制下来。
工人群众根本不理会警察的录像机怎么样，他们照常在行进，在唱歌，在呼喊口号……
繁华的商业街道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都悬挂着色彩艳丽的牌匾，处处充斥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倘若没有这些商业牌匾的广告，人们或许以为时光又返回到40年前那激情澎湃的年代，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批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峥嵘岁月。七彩城见证了工人们愤怒的示威游行……
7月初，烈日炎炎，工人们冒着酷暑行进，汗流浃背。因为呼喊口号和唱歌，有的人嗓子变得嘶哑，快到中午，人们又饥又渴。
行进途中，有不少职工半路上参加到游行队伍里来，这个队伍已经增加到四五千人。他们来到混江区政府的小广场上，虽然停止了脚步，但革命歌曲仍在不断地唱，正义的口号仍在不断地呼喊。革命口号和革命歌曲相互变换着，数千人的队伍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呼喊声，在不断地刺激着政府大楼里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们，搅扰得他们心神不定惴惴不安。
经过短暂的休息，大家吃点东西之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继续前进，他们经过十几里路的行军跋涉，一路高歌，来到市中心的市政府大楼。他们仍在不断地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他们的口号里增加了要求市领导接见工人代表、要求市委、市政府派人与工人群众对话的内容。
“市长、市委书记——请出来！”
“国资委——派人出来！”
口号声响彻云霄，震撼大地。每当呼喊过口号，围观的市民与示威的工人群众，一起热烈地鼓起掌来。他们一起鼓掌欢迎市领导出来接待，倘若市领导不便出来，这些含有愤懑情绪的口号，这些震耳欲聋、地动山摇般、节拍整齐的掌声，就是喝倒彩，就是对腐败官员的控诉、抗议和谴责。
市政府大楼悄然无声却之不恭地面对这些民怨沸腾、愤懑异常的示威工人群众，一时显示不出任何威严和庄重。
不过几天以后，邵连兴、费宝栋和邸庆被区公安局警察分别拘捕。工人们成帮结伙地连续数日去公安局门前示威，要求放人。他们仍然在这里高呼口号，在这里吵闹，但没有人出来理会他们，警察们只是隔着窗户在楼里窃窃地笑。
被抓去的几个人半个月以后才放出来。过了一段时间，因为顶替患病的妻子参加游行，而本人不是东钢职工的邸庆反应有些异常，一些职工上访的信息和小圈子里的秘密活动情况总是被人泄露出去。大家开始怀疑到他，公安局内部也有人透露说邸庆已经成为线人，说他不定期地领取补贴，不时地将工人们上访反映的问题及情况汇报上去。
原来上边政府领导包括公安部门并非对他们的抗议完全置之不理、装聋作哑，而是也在研究相应的对策，并且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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