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

十年前创建的浙江宇虹集团到目前为止，已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8.72亿元，企业遍布东北、华北、华东等省、市地区。
宇虹集团董事长章焕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开始的第一年出生的。他父亲虽说是一个浙江沿海的普通渔民，但是当他长大念完高中时，还是有条件供他去念考上的大学。因为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学费还没有上涨，从农村考来的大学生还可以享有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和奖学金。章焕良作为一个在北京商学院学商品经济的大学本科生，毕业时被分到家乡一个供销社当采购员。一个农民的孩子通过上大学摆脱了农村户籍，吃上了商品粮，挣上了工资，有了一个挺像样的工作。他的这种时运在当地农村，在乡里乡亲中是很让人羡慕的。然而章焕良凭着自己聪慧的天资，凭着自己争强好胜、永不安分的秉性，竟然在他27岁时辞去公职，下海创办了自己的实业公司——忠良商贸公司。
当时注册一个公司的资金是从他父亲那里借来的几万元。他的父亲已经六十多岁，几年来依靠海滩养殖赚了些钱，狠了狠心，将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大部分借给儿子办公司。然而儿子确实很有出息，不过几年时间便加倍地将借来的钱还给父亲。忠良商贸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依靠倒卖批条为主营的皮包公司。
上大学的时候，章焕良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八九”风波时他们一起去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然后一起提前撤出，逃避了可能遭到的喋血惨案。那个同学很感谢章焕良事先对时局发展的理智分析，很佩服章焕良的敏锐反应，以及对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的判断预测能力。毕业以后他们经常通信和电话联系，交流思想、互通信息。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南北上下掀起了一股全民经商的热潮。章焕良的同学找到一个在国务院冶金部担任司级官员的亲戚，搞到数万吨平价调拨钢材的批条，然后通过章焕良的商贸公司转手按市场议价卖出去，轻而易举地赚了中间很大一块差价。以后接着联手干，不但找亲戚、朋友、熟人，不但搞第一手批条，而且还通过各种关系到处搞二手三手批条，只要有赚头，只要中间的差价有利可图，他们都要赚一把，每次都能得到几万、十几万以至几十万。这样章焕良以倒买倒卖钢材的批条起家，攫取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一次，章焕良拿着调拨单到河北遵沽钢铁厂仓库提货。在那里邂逅了他后来的忠实部下申玉驹。
小时候，十几岁的章焕良去过遵沽。他的一个小姨嫁给一个军官，后来随着丈夫转业到遵沽。寒暑假他到小姨家玩，住过一些日子，认识了表弟的邻居申玉驹。当时孩提时代的申玉驹对来自南方农村的章焕良很友好，他将自己家的自行车借给章焕良学着骑，将自己哥哥的小人书借给章焕良看，显得十分淳朴、憨厚、热情，给章焕良留下很深的印象。
已有将近20年没有相见，但章焕良还是认出了少年时的朋友。两人一见如故，中午找了一家小酒馆攀谈起来。
申玉驹在遵沽钢铁厂当过生产一线工人、工段段长、车间主任，刚刚30岁已擢升为一个分厂的厂长。但是，这家厂子当时面临资金紧缺、设备老化、产能低、产品品种单一等诸多问题，已经连续多年入不敷出。
“我们快要砸锅卖铁，回家抱孩子啦！”申玉驹向章焕良谈到他所在的钢铁厂面临的困境时，苦苦诉说起来，“在我们将要倒闭之际，我们正在寻找物色一家资金雄厚可以收购我们的公司，拉我们一把！现在不是讲‘抓大放小’、‘优化资本结构’、‘产业整合’、‘资本重组’、企业改制吗？无论叫什么，反正能让厂里工人们正常开支就行！或者有个门路能从银行贷到一笔款也行。现在国企贷款已不像从前那么容易。”
当时章焕良想到可以由这家遵沽国企的亏损找到自己公司经营转机的出路。但章焕良没有立即坦露真言，申玉驹还不经意地提醒他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利用的关系。
“你去跟你姨夫说说，你姨夫现在主管本市银行的贷款，再帮我们贷一笔款。当然，我们大厂长会给你必要的回扣的！过去我就找过你表弟，从你姨夫那里贷过上千万，但那时银行扶持国企。可是现在因为坏账太多，银行已断了国企的血脉，再贷款给国企不是不可能，除非接洽到更私人化的关系。”
章焕良答应了他的求助。然而晚上到了姨夫家，一提起遵沽钢铁厂贷款的事，他姨夫便直接回绝了：“那家钢铁厂过去贷过的8000万，到现在还没有还上，已经连本带利超过了一个多亿。再说国务院发改委、人民银行根据朱镕基总理的指示，早就限制或者中止了对竞争性国企的贷款！”
“那么，给私企贷款的政策会宽松一些吗？比如我这个公司想贷点怎么样？”章焕良放开胆子问，“我想把遵沽钢铁厂租赁下来，如果经营得好，过后我再买断！”
于是他姨夫先帮他操作，将他的公司资金注册数额提高起来，改名为浙江宇虹钢铁厂，然后为他贷来一笔2000万元的款项。从银行办理贷款的同时，他怂恿申玉驹将遵沽钢铁厂的内部经营指标、资产存量底数一一提供给他。并且谈好了，一旦他将遵沽钢铁厂租赁下来，他将聘请申玉驹为主管宇虹钢铁厂的生产副厂长。
经过多次接触，经过对遵沽钢铁厂一些中层干部、工人的深入调查和侧面了解，章焕良认为申玉驹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肯于实干苦干、为人忠厚老诚的管理干部，可以在遵沽为自己独当一面，委以重任。
谈判比较顺利，主要是与原厂领导摆平关系，满足他们区区几个人的个人利益，其他条件都好谈、好接受。刚刚注册的宇虹钢铁厂不到一周，就跟遵沽钢铁厂签下租赁5年的合同。这是他章焕良涉及实业生产的第一步。这一步他迈开的步子比较稳妥，安排得也比较周密。当时遵沽钢铁厂的老职工把他的租赁也当成了改制，当成了一个民营企业收购市属国企。因为签订租赁合同时，他跟遵沽市经贸委、劳人局相关方面就以前的职工安置问题进行了洽谈并达成协议。
协议的具体内容虽然对私企有利，但是一线工人们、基层干部们没有出来闹事的、骂杂的。他们说：“现在开的工资不比以前少，社保、医保都给交，只是没有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这就不错啦，我们知足了！”
租赁合同履行不久，2000年4月，宇虹钢铁厂买断遵沽钢铁厂，更名为宇虹实业有限公司。
刚开始起步，生产经营发展势头不错。他通过加强生产管理、压低成本，通过以前倒卖钢材的渠道，给国企单位的业务人员以略高的回扣，获得了供不应求的销路。加上资金流转顺畅，工厂的生产经营销售周而复始，形成了良性循环。企业实现扭亏为盈，除去偿还贷款，尚有可观的盈利剩余。
一年以后，同行的一个朋友向章焕良介绍长山省莲花城钢铁厂的情况。他去考察时恰巧看到这家厂子上千职工正拉着大队去市政府静坐、示威、请愿，要求政府出台相应政策，补偿拖欠已久的工资、社保、集资款等费用数百多万元。因为这个厂已连续五六年亏损，资不抵债，经营难以为继，近2000多工人没有活儿干。
正当这个厂职工准备赴省、进京集体上访时，章焕良经全面了解、勘察、分析该厂的潜在产能和产品优势，决定再以先租后买的方式进入。
自从章焕良接受这个烂摊子，宇虹以全员接受全厂在册职工，使莲花城钢铁厂职工很快拿到了拖欠的债务，也拿到了改制转换身份的安置费。不到两个月，这家曾经奄奄一息的钢铁厂全面恢复了生产。
不是因为有什么妙手回春的良策，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力挽狂澜的能量，更不是因为有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只是因为国家调整了金融财政政策：当时的银行贷款从面向国有企业为主转向私企为主。况且，这时的章焕良早已学会了通融，使出浑身解数，从中央到地方，广泛结交权贵，趋炎附势，逐渐建立了通畅的融资渠道。国有企业无米下锅，像嗷嗷待哺的孩子，贷不到资金就开不了工，国企职工就没有饭吃。能够贷出款来又能替国企垫付拖欠职工债务的私企老总章焕良，使企业正常运转的资金得到保障，便成为一时救急的人物。俨然文革时工人群众批判刘少奇在解放初期宣扬散布的“剥削有功论”：资本家不剥削工人，工人没有饭吃，资本家越剥削，工人生活越有保障。现在的“剥削有功论”又在国企改革的新形势下死灰复燃。濒临破产、亏损严重的国企，因为私企的兼并、改制而获得“新生”，工人们又能正常上班生产，又能领到区区每月1000元的工资。工人们似乎应该感恩戴德厚谢这位救企业于水火之中的“功臣”、“施主”。
负责偿还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社保、集资款等款项，负责支付企业职工从国有为民营的转换安置费用，从一开始就使章焕良感到是分外之举，感到这是一种额外的包袱。他根本不想承担，然而不承受这种负担，他就不可能完成他的资本运作，既得不到国企原有的设备、技术，又得不到原有的品牌效应。他用不多的流动资金启动的固定资产，使他得到了事半功倍的好处。况且那么多的国企职工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不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他们要集体上访闹事，使他的并购功败垂成、功亏一篑。
随后经过短短五六年时间，章焕良收购了15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依靠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捕捉和甘冒风险的大胆出击，作为资本运作的高手，他的多次收购使他拥有的资产陡然增加。宇虹集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年销售收入达400多亿，涵盖钢铁、造船、机电、采矿业等产业的重工帝国。
最后几年收购国有企业，章焕良放开了胆量，更加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不再许诺偿还原有企业內欠职工的债务，不再承担职工转换身份的安置，不再承诺全员接收，只保证录用“主体在岗职工”。2005年年初，宇虹集团并购重组长山省最大的国有企业——长山冶金集团，得到55%的控股权。2005 年秋季，宇虹集团又瞄上了长山省国资委代表东钢投来的橄榄枝。
控股长山冶金集团，章焕良首先提出的条件是：该国企在重组前势必自我改制，先将企业职工身份置换完毕，将主辅分离开，将企业内欠债务偿还清楚，或者厘清企业债务，由政府认证并确认还债人。宇虹集团入主长山冶金集团不负任何前期债务，也不安置任何裁员，不支付任何职工的工龄买断补偿金。
入主重组前就使宇虹得以脱身于巨额的內欠和企业包袱，是宇虹自此以后重组其他国有企业的新模式、新标准。同样，重组东钢，他觉得也绝不能例外。
这件事办得非常有把握，2005年时任长山省省长的莫奇志早就给他这个私企老总吃了定心丸。
那天，莫省长邀请他这个私企老总去省政府大院的小楼，向他坦然地说：
“我们省政府已召开专题会议研讨过宇虹重组东钢的问题。你们就放心大胆地干吧！根据目前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钢铁业要整合、要淘汰落后产能，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东钢技术装备比较落后，而且连年亏损，年产700 万吨钢已不符合调整钢铁业、提高产能的要求。东钢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积极靠近战略投资者，加快改革重组的步伐，对自身进行升级改造。需要积极主动靠近你们这种私企的战略投资者进行合作，就不能挑三拣四，该作出必要的让步就得让步，该妥协就得妥协。一切为了加快国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局。这是我们省委、省政府，今年要完成80%国企改制任务的战略部署，是我们重要的政治任务。
“东钢是我们省属的大型国企，东钢改制是我省国企改制的重点。经过省政府的专题会议讨论，我们已答应你们宇虹提出的几个前提条件。你们也要拿出一定的资产和资金来。东钢在重组前完成主辅分离、全面裁员、转换职工身份、职工偿还拖欠债务等任务。这样清除障碍，你们的重组就可以顺畅进行。如果不是这样，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统筹考虑解决……”
章焕良说：“我们今年年初重组长山冶金集团时，有的职工煽动罢工、上街游行示威、煽动上访、围攻市政府。多亏省、市领导亲自作出重要批示，派出警力抓捕了为首的几个煽动闹事的工人，又开除了几个，将扩大的事态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这次重组东钢，会不会再出现此类情况呢？”
莫奇志听到这里，站起来拍着章焕良的肩膀，爽朗地笑着说：“放心吧，如果东钢职工中也出现了煽动闹事者，我们省、市政府照样会派出警力。我们的专政机关是有力量的，该抓捕就抓捕，该严惩就严惩。我们的公安和武警就是为改革改制保驾护航的。对那些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治安的人们，我们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这样，章焕良心里有了底数，不论是长山冶金还是东钢，他们的工人们纵然是成千上万地多，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谈判能力。即使是要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仍然可以分化他们，蒙骗他们。至于这种做法是否违背一个人的良知，他已经顾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些年，他已忘记了什么叫良知、良心、道德、仁爱、慈善，他只想着一切为了利润、想着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增殖、股份比例扩充。这种对资本的贪婪的追逐已经使他肆无忌惮，忘乎所以。
想想这些年自己鸟枪换炮，境况大为改观的洪福齐天、时运造化，他不能不庆幸自己遇到了好政府、好政策，遇到了能处处为他们这些私人企业家着想的高层领导，遇到了能够代表他们私人企业家诉求利益的学术精英们，遇到了国企改革、改制为私企重组提供的好时机。
然而在外人面前，他非常忌讳别人称他的发迹是资本运作投机的结果，他说他的成就主要不是来自并购重组国企，而是来自他学会运用台湾中钢的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差异化产品等诸多武艺。
他曾摆出一副无奈的表情，自鸣乖巧地解释说：
“我们也不想收购这些破烂厂，但在国有钢铁企业收购的夹缝中，能允许我们收购的只有这些厂子。不是我们要去占什么便宜，而是人家政府、人家企业职工求到我们，让我们去危难之际拉他们一把，使他们的企业恢复生产，大家都有一碗饭吃！”
“那你们也算是临危受命，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啦？”不知交谈的对方是嘲讽还是恭维。
“那当然，那当然!”章焕良只能从好的方面去领会，面部显露出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气。
作为长山省政协委员参加相关会议，章焕良有时听到有个别委员议论国企职工下岗的困苦，议论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太大，有的职工因为看不起病，交不起子女的学费而跳楼自杀的时候；又听到有别的委员反驳说：“这很正常嘛，改革是新生事物的诞生，就是要出现阵痛，就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北大著名教授张维迎说过：不改革不改制，国企就像一根根冰棍自己化掉；与其让它化掉，不如把它贱卖掉。再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还是全国的政协委员呢，他也公开说：国有资产怎么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坐在一旁的章焕良很欣赏这些著名学者、经济学家为改革所做的辩护。看来这些年他所操练的资本运作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是有一套权威理论家建树的理论作为依据的。他为聚敛财富所赤裸裸地裁减工人、压榨工人收入、掏空国有资产的原罪形象也是无需特意掩饰，无需忏悔恕过、谴责自己什么。
无怪乎，对于他的崛起发迹，有些人背地里叫他中国的拉克什米·米塔尔。米塔尔是现代全球钢铁巨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米塔尔收购了俄罗斯和东欧的一系列经营不善的国有钢铁厂，以一套低成本提高效率运作市场，使企业扭亏为盈。因为其大胆采取的裁员措施，甚至不惜被当地工会冠以“冷酷杀手”的称号。
试图做中国版的米塔尔，已经成为章焕良的梦想，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夙愿。
但是资本运作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一向谨慎从事的章焕良也跌过跟头，也遭遇过滑铁卢的失败之旅：2004年6月，正处于筹备期的宁海宇虹钢铁公司，成为国家环保部门重点查处的违规钢铁项目。在这种情况下，章焕良投入十几亿占有40%的股份，本来还打算投入10个亿从而达到控股的目的，但是遭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查处，就不得不请求地方政府出面斡旋、游说，虽然项目直到2006年才部分保留下来，但不得不将控股的股东出让给当地国企，自己退居次席。
在浙江海宁有所损失，宇虹就想在长山省东钢将损失补偿回来。幸运的是素有“莫大胆”著称的长山省省长莫奇志已晋升为省委书记，力排众议，极力鼓噪私有化，抱定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在长山省掀起一股股国企改制的浪潮。在这种背景下，像东钢这样的省属大型国企也就在劫难逃，为宇虹并购重组提供了天赐良机。
将近2005年年底，宇虹与东钢签署了重组改制协议，使宇虹占足了便宜。一是要求宇虹集团出资8亿元资金的条款，宇虹却没有及时兑现，一直拖了三年以后才到账6亿元；二是2001年宇虹用一千多万元买断的莲花城钢铁被高高地评估为6亿资产；而东钢的1、2、3号高炉，却在这次资产清查中被评估为零资产，其他几座高炉加起来才评估为900万元。而这种在国有资产评估中存在的遭人诟病的现象，完全是省国资委以至省委领导偏袒的结果。
宇虹与东钢重组以后，章焕良派驻他的得力干将申玉驹任东钢的副总经理，执掌东钢的财务和经营管理权。利用这两项权力，申玉驹遵从章焕良的旨意将新东钢的更多资金转移到一个产品定位为热轧基板、耐候钢、管线钢为主的精品钢新基地。在2008年上半年房地产行情看好的时候，他让申玉驹安排莲花城钢铁厂生产热销的利润丰厚的建材钢，而将生产特种钢的生产任务全部抛给了东钢，使新东钢的生产进度和成绩考核无法正常完成。
2009年3月初，宇虹要从外地招进的5000名农民工派到东钢，来顶替东钢原有的在岗工人。第一批500 名已经到了东钢进入工作岗位。东钢的干部中有人故意透露了宇虹入股时的8亿元资金并未到位的机密，引起了东钢工人的广泛不满。接连两天发起3000多人到办公大楼前的广场集会、抗议，并组织游行示威，要求宇虹撤出东钢。
正是这个时候，宇虹真的撤出了东钢。一次朋友聚会，不知就里的外界人士茶余酒后随便谈论起来，当面提出质疑：宇虹是害怕东钢工人闹事才离开的。而章焕良却狡黠地微微一笑，不默认，也不辩解。
于是又有个跟他比较要好的朋友分析说：从2008年6月国际市场上钢材价格暴跌，但此前头一年预订的铁矿石价格一时难以调整，因此东钢陷入“生产越多就亏损越多”的怪圈，到2009年2月亏损一度高达10亿元。宇虹是由于效益差而退出，后来市场效益转好，又可以再进去。所以效益好坏是决定宇虹退出或进入的主要原因。
章焕良还是默不作声地微笑一下，居心叵测地瞟了一眼对方。
后来，当大家走散了，只剩下章焕良和那个要好的朋友单独在一起，章焕良才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今年3月，我们退出东钢，那是狠狠地赚了一把便宜的。一是根据退出时股权分立的约定：宇虹将获得长山精品钢基地和东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二是去年我们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一大批铁精粉订购价是1600元/吨，而船没到岸市价就跌了一半，由此亏损10个亿。因为我们此时果断退出，这10个亿的损失所造成的亏损负债就不会全部算到到我们头上。如果我们日后再进去重组扩股，不是就跟我们无关了!你明白吗？我们走的每一步棋都是有利可图的！”
一经点拨，那位朋友不得不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
其实，多少了解东钢资产的人都明白：在宇虹退出之前，东钢剩下的优质资产就是长山精品钢基地和矿山资源了；这次退出，宇虹将这两项都占为己有。但在双方合作的4年期间，宇虹几乎将东钢所有的资金都投向精品钢基地，已投入40亿之多。估计再投入20多亿元可达到年创13亿多的经济效益。为了筹建这个精品钢基地，除了占用大部分流转资金，还挪用了来自东钢供应商的货款。
为什么章焕良这么青睐这个精品钢基地呢？精品钢基地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个促使企业升级的机会。以前东钢、宇虹生产的都是宝钢、首钢等大公司不屑于生产，利润和附加值较低的粗钢或建筑用钢。而这个基地是完全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其300万吨高附加值产品远比东钢目前生产的600万吨粗钢利润要高得多。因此这样一个有着无限发展前景的项目，却被长山省国资委分拨给宇虹私企所有；另外划拨给宇虹所有的矿山资源也是稀缺资源，此前，东钢的核心优势就是拥有自有矿山，生产成本要比其他钢铁企业低得多。纵然以后产能扩大，需要进口铁矿石，也可以用自有矿山弥补很大亏空。因为矿山是东钢的“后路”，精品钢基地是东钢的“前途”，宇虹的退出就使东钢陷于进退两难之间。
现在到2009年7月，宇虹又决意再次入主东钢，拟定以10元资金，和原来归东钢所有的矿山，向东钢集团控股，持股达到65%。
一想到自己的宇虹集团仅仅用10亿元资金就可将股权从36%增加到65%，想到这不是又占到一个大便宜吗？章焕良从内心里对莫书记充满感激之情。但他多少有些诧异：无论是一个堂堂的省政府领导还是中共省委领导，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个私企老板这么言听计从？自己对他的报答并未全面进行到位，人家就对自己这么投入，这么倾囊相助？
当然，与这么几个少数省部级高官交往，章焕良是舍得投入的。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在2008年的胡润富豪榜上，章焕良以200多亿的身价位居中国钢铁业富豪前几位。为了成全自己飞腾而起的大业，他可以舍出几个亿、十几个亿去交际，去进行感情投资。虽然他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要求低得令人惊讶：因为在他发迹的遵沽，他并没有购置房产，仍住在曾经是他办公室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他没有买过任何豪华轿车，对名牌几乎一无所知，一双皮鞋直到穿出了洞，仍不在意。为了积累个人财富，他一时还顾不上奢侈消费，但他不是旧时代的吝啬鬼，不是法国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头，他会一掷千金地去搞贿赂。
的确，他没有时间和精力为自己的日常生活消费着想，他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运作资本增殖。只要能使自己成为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高手，占到国企更多的便宜，他如醉如痴、殚精竭虑、忘乎所以，整天满脑子里想的只有他的资产，他的公司股份。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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