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一度以为“最低工资”不过是噱头;毕竟一个月两千多元的收入,在大城市除去房租、社会成本之外,不仅所剩无几,甚至自己可能还要倒贴。
和互联网上流传的“人均上万”不同,那些拿着最低工资的上班族其实并不少,而在更多时候,他们是在聚光灯之外的一个群体,不被关注、不被注意,甚至没有太多的话语。
而拿着最低工资最多的一个群体,毫无疑问就是流水线上的制造业工人。
工人长期被困在流水线上工作,每天高达12小时的上班时间,一个月也没有几天休息,为了拿到更高的工资,他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加班。
换句话说,国内的最低工资都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而最低工资其实也是一个无法在当地生活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远远无法让一个正常人,过上正常的生活水平。
而对流水线工人来说,受限于最低工资,他们几乎永远都必须要面对无止境的加班,才能够换来相对不错的生活。
当法定的最低工资不那么高的时候,企业也就有更多的意愿去维持最低工资标准,尽可能压低劳动力成本,这也导致绝大多数工厂,都是按照最低工资发放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普通的流水线工人,根本无法再普通工作时间内赚取生活所需,只能“被自愿”加班,但长期的加班熬夜,最终损害的可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
两千来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拿到这个薪资水平,但最低工资,的确困住了许多人的手脚,让他们疲于加班。
而最低工资本身,也并不合理,尤其是对今天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
人社部《最低工资规定》中明确提到“国际上一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月平均工资的40%到60%,但国内最低工资标准却普遍连最低的40%都不到。
以上海为例,2023年上海社会平均工资高达12307元每月,但上海最低工资仅相当于上海平均工资的21.8%。
四川每月社会平均工资约7518元,而第一档最低工资也仅有2100元,仅相当于平均工资的28%。
这样的标准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较低的,可以说远远没有达到和国际接轨的地步。
本来已经较低的最低工资标准,加上工会力量的空白,这些都进一步导致了我国的居民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不高。
最低工资,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下限,它的高低基本上反映了该城市一部分群体的收入高低,看起来最低工资似乎并不存在,但大量的环卫群体、制造业从业者,几乎都拿着当地城市的最低薪资。
在最低工资并不高的大背景下,连带着其他从业者的收入也来之不易。
9月5日,余杭区一名中年外卖员单王在结束派单后躺在电动车上休息,于第二天凌晨被同行发现猝死。
根据报道,这名外卖员是众包骑手,是当地的单王,每天工作时长高达十几个小时,平时在饿了么、美团等平台均有接单。
尽管平台设置了疲劳提醒,但由于配送单价持续下跌,骑手数量增多等原因,为了争取更多收入,许多骑手都会在疲劳提示后转而继续在其他平台接单。
这当然不是骑手某一个人、某个群体的问题,这背后更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收入分配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当收入分配开始失衡的时候,内卷应运而生,在激烈化地竞争之下,也倒逼骑手们长期加班。
没有加班,就没有足够多的收入,这是一套精密计算下算法的结果。
最低工资决定了人们的当下,同时也决定了人们的未来。当最低工资每年的涨幅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升高的时候,那么人们就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去应对当下的生活、家庭开销。
而这部分多付出的时间成本,最终都变成了国人连年上涨的加班数字,而每一个上涨数字的背后,都是成千上万人每天辞劳的结果。
最低工资保障了一个社会里弱势群体的下限,但同样地,它的涨幅高低,可能也决定着许多人的一生,他们的勤劳程度,以及他们的致富程度。
(责任编辑:山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