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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

英国中共党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发布时间:2015-09-16 来源:作者:

10月12日,颇受关注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京结束。这次大会的与会嘉宾之一,英国著名历史学及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名马若德)于13日下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海外中共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为题进行了一场讲座。

时隔15年第二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85岁高龄的麦克法夸尔教授精神矍铄,近一个小时的讲座发言中,他向听众讲述了自己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以及存在的疑惑,随后一小时的交流中,麦克法夸尔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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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研究中共党史,特别需要注重历史细节

麦克法夸尔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季刊》杂志主编,其代表作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3卷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与费正清合编)、《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与沈迈克合著)。谈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应该特别关注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关系,尤其要注意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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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资料图)

除了官方文献记载、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及地方史料之外,影像资料同样值得注意。麦克法夸尔教授举例说,1957年中共曾在北京举行由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留下了毛泽东与各位领导人的合照,唯独没有刘少奇,后来发现,刘少奇当时去了上海,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由此细节,可以判断,毛、刘二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反右”运动持有不同的看法。而阅读文献资料时,对于细节的把握也同样重要,比如中共发表的谈话文件中,所下的注释尤其值得注意,或许这里就能体现其真实想法。

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讲座最后,麦克法夸尔教授说,谈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比谈论毛泽东本人更困难,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毛泽东没有自传,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收集过他写过的一些片段,但是后来并没有整理。这是一种欠缺,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件好事。研究毛泽东,研究者应该思考当时发生了什么。

“文革”是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主要研究课题,围绕这个话题,听众提出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麦克法夸尔认为有四点原因:首先是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当时苏共已经渐渐脱离了共产主义的路线;其次,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毛泽东也希望发展经济,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发展经济的道路,在他看来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偏离;再次,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令毛泽东开始担心在其死后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最后,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特别不喜欢现存体制,在毛看来,1949年以后的国家机器已经成了压迫人民的东西,而“文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器打碎。(澎湃新闻记者 林夏)

【延伸阅读】

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

两个月前,香港小雨微凉。中文大学沈祖尧堂里,一批国内外中国研究学者、历史学家围着圆桌,目光齐齐投向正在说话的英国老人。他们中许多是他的学生,其中多数是世界名校的教授。老人演说的时候不时展现自己的幽默感,逗得台下的人呵呵笑—在会议开始前,他们互相握手拥抱,气氛像是一场老友聚会。

老人叫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中文雅名马若德,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专家,其“文革”研究更被视为学界权威。马教授曾是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编。年过80的他西装革履,正在台上介绍自己的著作,“文革”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其中第三卷中译本刚刚在香港首发。

三部曲的第一、二卷曾在大陆出版,据马若德学生欧阳斌回忆,当时出版社未问过马本人就将其名字翻译成“麦克法夸尔”,“马若德”一名却鲜有人知,现在马教授的中文名片里,索性就用了“马若德”的名字,而将“麦克法夸尔”放到了括号里。

研究中国,是为了找工作

作为最早研究“文革”的学者之一,在“文革”刚刚发生的时候,马若德已经在关注它了。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他发表了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发表了第二卷,梳理“大跃进”;1997年,第三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浩劫的来临1961-1966》发行,横跨23年。

马若德将“文革”追溯至1956年,那一年里中国合作化完成,苏共二十大召开,随后的一系列事件成为“文革”的源头。最初,马若德的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随后将重点转向“文革”。按马教授自己的话说,他开始也不知道自己在研究“文革”,一路关注“大跃进”、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突然就到‘文革’了”,一些他长期关注的领导人不见了,这引起了他对“文革”的兴趣,回望过去,他便看见了“文革”的起源。

马教授说,最初的材料很少,主要是借着《人民日报》、《红旗》和广播等。随着越来越多资料的开放,今日若是再提笔,怕是可以重写这三部曲,不过他仍认为其中主线是正确的,新开放的材料也有许多支持了他的论证。马若德指出了“文革”残忍的一面,但也认为“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因为中国之前已经在混乱和倒退的错误道路上走太远了,让中国的领导们决定做些改变。”

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卷序言中,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现代史学家廖盖隆写道,马若德注重对历史事件中人际关系的分析,但又透过人际关系的表象指出建国以来中共领导层的分歧来源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不同认识,马若德搜集整理资料,从政、经、文各个方面,从中央、地方到基层各个层次,其分析研究功力让人印象深刻。

马若德的“文革”研究三部曲曾获“亚洲研究学会”1999年度Joseph R. Levenson(列文森)奖,表明这是英语世界最优秀的中国研究著作之一。

但马若德研究中国的初衷却很简单—是当年为了找工作而做的决定。

1950年代,马若德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学习,受费正清指导,硕士毕业后在伦敦《每日电讯报》做记者,成为“初出茅庐的中国观察员”。年轻时,马若德想从政,在英国从政往往需要有工作经验,他不想像其他人,去做律师或者做教师,做记者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他觉得就算从政了也可以继续写文章,二者兼顾。英国的全国性大报集中在伦敦,当时业内有规定,新人要先到地方锻炼三年,之后才“或许能争取到全国性大报工作的机会”。这让马若德觉得前景不明朗,于是他想到一个选项,“就是懂些别人不懂的”,这样业内的人就不能说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三年所以拿不下工作。

“而当时中国刚在几年前发生了革命,报纸似乎会对中国感兴趣,所以我决定研究中国,当时很少人研究中国。”

马若德和纯粹的学院派不同,他在政界、媒体界、学界都有所作为。年轻时加入英国工党,做了议员,一度供职于英国外交部,做过BBC国际新闻节目主持人,也参与创办了至今享誉中国研究学界的《中国季刊》。马教授曾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高层会议的议事程序顾问,曾在哈佛任教的李欧梵曾提到,“开会时遇到程序上的难题,校长都会和他耳语,向他请教,全是绅士派头”,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之前,也特意向马教授请教。

在哈佛大学讲授“文革”课

1988年,受哈佛大学校方邀请,马若德开设了一门专讲“文革”的课程,当年报读的学生多达千余人,正式注册800余人,由于助教不够,不得不用“摇奖”的方式,最后只选了700个学生,更要紧的是,哈佛没有那么大的教室,只好启用了桑德斯剧场。这个剧场一般在举行重大仪式时才动用,比如博士学位授予仪式。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亦是马若德的学生,他曾撰文回忆道,“我见识了麦克法夸尔的口才,面对这么多人,他滔滔不绝,讲的内容精彩万分。”

这门课陆陆续续开了20多年,已然是哈佛传奇课程。授课时,马教授必须在第一二节课向学生介绍中国的政治历史背景,从秦始皇说起,介绍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再到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史。当时的学生多是美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特别是在马教授意识到这是当时唯一一门所有学生都能选修的中国研究课程后,这种背景介绍显得更加重要。

经历了首年的爆满后,1989年仍有700个学生,但1990年就只剩下500个左右,2011年仅200个学生。

“人数在1989年后开始下降,也可能想上这门课的人都已经来上了,就没有学生来报读了。”

事实上,马教授在2011年已经停授了这门课,在他和同事沈迈克合作讲授了两年“文革”通史《毛最后的革命》之后,他觉得厌烦了,“感觉自己像在背书,而学生们手头又有那本书,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

“其实我本可以用6卷书去写‘文革’本身。”但最终他接受了众多学者和学生的建议,把通史压缩成一卷,他解释道,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针对学界人士不同,这本“文革”通史的目标读者就是当时的学生和大众读者,另外也考虑方便携带等因素,因而不得不处理成精简版本。

实际上,在马教授开设“文革”课程的时候,美国市场上基本都是一些过时的“文革”研究书籍,特别是英文书,其中很多都是毛泽东和“文革”支持者基于预定立场的“文革”分析,导致课程使用的材料也有些过时,所以马教授与沈迈克教授决定利用现有的、越来越多的资料写成了一本通史。

马若德出身于英国贵族世家,一口纯正的英国贵族英语。采访当天天气有些凉,但他只穿长袖衬衣,把毛衣搭在肩上,毛衣袖子在胸前随意打了个结,坚持风度,直到采访中段才将毛衣穿上。采访开始时还十分绅士地提醒我录音笔放得太靠边了容易掉下来。在看了我为他拍的照片后,他笑着说,“嗯,我喜欢,看上去就像个中国老头。”

“文革”不是个绝妙的运动

南都周刊:我知道美国有一些左翼青年乃至左翼学者,认为中国的“文革”是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这是不是对“文革”的浪漫化想象?

马若德:我不认为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还会觉得“文革”是个民主的、绝妙的运动。他们的确这样想过,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曾经对“文革”评价很高。

1966年,越战越来越严重,很多美国年轻学者对政府很生气,开始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许多左翼团体形成。当时我在英国,但也知道这些。我想,这些左翼人士觉得美国的问题,就是华盛顿作为官僚机器,可以轻而易举地压迫外国人民,然后他们听说了“文革”,有个领导人尝试摆脱官僚体制,毛在解放人民,那么为什么这里就不行呢?

南都周刊:现在他们已修正了自己对于“文革”的看法?

马若德:在美国,这样的(浪漫化地认为“文革”是伟大的民主运动)人还是有一两个的,但是我需要很努力才能想起他们的名字。实际上,如果人们在1966-1967年间看过香港报纸,他们知道有尸体沿着河漂到香港去,他们知道有严重的暴力出现,但左翼人士选择视而不见。但是“文革”结束后,当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指责“文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醒过来。生活已经告诉他们真相,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已不愿意回想、承认自己支持过“文革”。

南都周刊:您的同事、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说,“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是毛泽东打下的。如果没有毛,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当建到第二层楼时,绝不应该否认第一层楼的价值和作用。”您赞同这个说法吗?

马若德:包括60年代左翼在内的所有人都会说,“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这是一个基于分析得出的事实,没有“文革”和它带来的混乱,没有缺失20年的教育等,邓小平可能就不会醒悟。没有“文革”,中国可能会变成像苏联那样,官僚系统巨大,前进缓慢。

我觉得她(裴宜理)是说,中国经济的基础是在1950年代建立的,尽管许多中国人没有意识到。那时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我认为“1950年代的计划经济系统和经济基础结构带领着中国前进了很长一段路”这种说法是公正的,但我不完全赞同。因为其实毛泽东不喜欢官僚体制,他在“大跃进”的时候把五年计划抛开。毛泽东在195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指导了新经济的建立,但这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差点被他毁了。

有意思的是,在“文革”期间,我记得是除了1967和1974年,中国经济还是在发展,正因为经济基础已经建立。即使在危机和混乱中,普通人还是要讨生活。经济发展缓慢,但的确发展了,邓小平并不是从零开始接手的。他接手的是一个官僚盛行、没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原来发展得不好,但可以发展得更好,这一点在过去三十年已经得到证明。他重新激活经济,启用一系列政策将中国带上新方向。在邓小平之前没有人说“致富光荣”,没有儒家官员这么说过,也没有共产党领导人这么说过。

南都周刊:那么如果用简短的语言来概括,您自己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运动的?

马若德:可以用毛泽东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说“坏事变好事”。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可以说,“文革”是今天中国处于改革中的原因,因为中国之前已经在混乱和倒退的错误道路上走太远了,让中国的领导们决定做些改变。所以邓小平说,我们要改革,实现祖国繁荣富强,要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学习,因为他们已经缺失了20年的教育,而我们缺失了20年的知识。不管做什么,“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毛在1950-1960年浪漫并且错误地认为,也许给人民松松绑,他们会变得有创造性,会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他们能自己发动革命,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必须去组织。不过他的确有这个视野,我猜他想通过“文革”告诉党,看,这不是管理人民的办法,你应该让他们革命起来,让他们有主动性,自发性。尽管“文革”的方法很野蛮,但在某种意义上它部分地达到了这个目标。比起1950和1960年代,现在的人们更愿意站起来维权,争取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在这个层面上说,“文革”不只是触动了经济改革,也触动了更多的社会公民运动。

中国人需要建立新的身份认同

南都周刊:前段时间,大陆的左翼言论似乎活跃起来,让一些人担心“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当下一部分人会出现对“文革”的怀念?

马若德:有人怀念毛泽东,我认为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时候没有腐败,毛泽东很英明,大家一起穷也没有收入差异。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如果要摆脱官僚制度,需要借用一些“文革”的方式,破坏官僚制度的权力、打击腐败。腐败现在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但如果问人们,你想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武斗、袭击公民么?我想他们很可能会说不想。多数中国人多数时候是不想有动乱的,他们只想过自己的日子。

南都周刊:“文革”的时候,我们尝试抛弃中国传统,但现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儒学受热捧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马若德:毛泽东当时意识到了点什么并想抛开传统文化。但是他也认识到,要迅速抛开2000年根深蒂固的文化是做不到的,尽管他努力这么做。尽管在“文革”期间受到压抑,但儒家思想、家庭观念现在还是存在的。我不认为儒家思想消失过,在“文革”中它受到压制,但转入地下。当朋友们互相背叛,人们认识到唯一能依赖的人是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认为“文革”期间,家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强了。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一些儒家思想是很重要的,比如人文主义的思想。目前这些思想可以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下受到鼓励,我也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认识到这一点。我自己的分析是,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官方采用的学说,是治国之方,也告诉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做,是将国家与人民联系起来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儒家学说远去,旧的意识形态又已经弱化,只有民族主义能够形成对人民的联系,“我们都恨日本人!”的确可以把人民和领导团结在一起,但这正是西方人担心的,这不是一种有远见的治国方式。

人们在找寻一种意识形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尽管他们不是每分每秒都在忧心忡忡,但人民需要薪水、面包之外的东西。现在儒学受到热捧,是人们在找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日常生活的指导。(记者洪玮 原载2013年4月《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