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勤德

 　　把支持维权作为“唤起工农千百万”的重要途径

　　我 们 现 阶 段 的 六 项工 作 任 务(3)

　　一一试谈“生死抉择期”的机遇、法宝和任务(十二)

　　张勤德

 

　　丑牛网友在谈到上访时，举了一个“随手拈来的例子”：“今年‘五一’劳动节，武汉钢铁公司党委的一位退休老组织部长想到北京上访，诉说企业老干部、老科技人员的待遇太低。他到车站去买票，身份证一贴上验证机，工作人员就提醒他道：‘老部长，你已经上了黑名单!’他大吃一惊，就去找区委、市委论理。他们都笑迎老部长，劝他不要生气，说这是管理上访工作的‘程序’。一个曾经管理过上万干部、上万党员的党的组织部长，一旦踏进上访之路，就列入了‘黑名单’，这是一种什么程序啊!是共产党的程序，还是法西斯的程序?几乎所有关于信访工作的红头文件都写有：‘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实际工作是这样做的吗?‘上访’几乎成了一种罪。……维稳管上访的一个普通的手段就是镇压，由开始的关、卡、拦、截，一直到今天遍及全国的非法拘禁和黑监狱。谁在管?人人都知道，是维稳办+‘黑保安’。……长沙市开福区前房产局副局长在日记中记录了区长的一段话：‘凡进京上访者，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环顾一下现实，他这话早就在全国普遍实施了，只是包着一面‘维稳’的堂皇旗帜。”(红歌会网，2015-6-9)

　　事实正是这样。原全国政协委员何新博客荐文《为何弱势群体难享公平正义?原来如此!》指出：“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列举了美国正利用五大敌对势力阻碍中国的崛起，而这五大敌对势力包括五类：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意见领袖、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人数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如我们下岗的8000多万人是弱势群体吧，我们失去土地的农民是弱势群体吧，我们社会任何遭遇强拆的人也都是弱势群体吧。如果再加上所谓异见人士，估计我们社会除了各级领导干部外，其它的人都是潜在敌对势力了。因为现在对社会发牢骚的人普遍存在，而对党和政府抑或某个人提出批评的人也不少，也就是说只要是不唱赞歌的，估计都会是异见人士。……现在连大学生都可能是弱势群体的一员，这主要是失业者、半失业者和待业者都是弱势群体。正因为如此，中国目前弱势群体的人数肯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们不明白，我们社会的这些弱势群体最应该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可为何不仅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反而被定义为敌对势力?这实在太叫人难以理解了。”(红歌会网，2015-6-11)

　　并且，其他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人民群众，也同样受到打压。2014年12月13日，在山西太原打工的周秀云和丈夫王友志等13个农民工，正如王友志的代理律师程海所说：“(媒体)报道称2014年12月15日王友志和周理品等人签订欠薪于12月15日付清的协议，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周理品的单方面口头承诺，且不能保证12月15日支付”，因而这些农民工才去找周理品讨薪。周秀云被太原警察王文军打倒在地并踩住头发，随后竟被极其残忍地活活拧断脖子而致死。更严重的是，在场的4名警察，不仅对这一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惨绝人寰暴行视若无睹，反而将其夫其子及其他农民工殴打拘留。据王友志回忆，进派出所便有一个警察当胸踹了他一脚，事后医疗病历显示，“他的6根肋骨不同程度损伤”。这种“恶暴执法”的现象，并非山西太原一省一市所仅有，而是比较普遍的。

　　吉林通钢工人2009年曾经发起大规模反私有化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被认为“震惊中外，书写了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今年5月25日，该公司“数百工人集会，抗议内退工资过低。因资金链断裂频临破产，通钢近期开始裁员，男工年满50，工龄满30年的全部内退，只给工人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引发工人不满，于上月22日开始维权。”

　　(红色中国网，2015-6-11)此外，广东裕元、广西晋宁、重庆特钢、黑龙江大庆等全国各地的很多人民群众都进行过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斗争。

　　这些群众既深受其害，又敢于斗争，我们要“唤起工农千百万”，当然要相信和依靠他们。

　　毛主席1966年7月8日在一封信中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人民群众根据什么会相信这些人是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者，跟着他们去干革命呢?重要方面之一，是看他们是不是支持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正如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所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显然，不关心和支持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根本谈不上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信任和拥护，无疑难以“唤起工农千百万”。

　　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刘润为说得好：“‘专政’体现为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倾向性，也就是你的那一套东西(法律、纪律、政策、导向等等)是向着什么人的、为着什么人的。……如果用法治来否定、代替人民民主专政，就上了‘普世价值’的当，那法治就会变味，其结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占尽便宜，而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吃亏。”因此，正像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只有把法治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手段，这种法治才是社会主义法治。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要靠法治、德治等方式去实施，德治、法治等等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民主专政。这就决定和要求政法机构，一方面必须把保证、维护保卫宪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群众的权利作为根本职责和任务;一方面必须把打击、惩治茅于轼之类涉嫌煽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分子，作为根本职责和任务。也就是说，如果司法机构人员反而对人民群众“恶暴执法”;而对茅于轼这样的敌对分子姑息养奸，那无疑或者属于知法犯法，或者证明法律本身存在问题。新四军老战士古正华指出：“在庞大的上访族中，占主要地位的有三大群体：一、国企改制，二、拆迁，三、土地流转。为国企改制上访者的主体是工人及基层干部;为拆迁上访者的主体是市民，多为劳动人民;为土地流转而上访者的主体是农民。他们一致的诉求是‘维权’。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官僚’和‘资本’。‘维权’的内容是反对官僚资本对他们权利的侵犯和掠夺。”在这个特定意义上说，人民群众发挥主体性作用，进行反帝反修反腐败，挽救革命挽救党的斗争，实质上既是一种维权行为，又是一种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革命行动。这就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明，不关心和支持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本身就是违背“唤起工农千百万”的目的和要求的。换句话说，“唤起工农千百万”，本身就决定和要求我们坚决支持人民群众的维权斗争。

　　要通过支持人民群众维权“唤起工农千百万”，必须认真总结和推广各地人民群众在维权方面创造的先进经验。例如，湖北武汉、吉林通钢、贵州翁安、山东青岛、河南南阳以及重庆、广东等地的经验，就各有所长，很值得学习。必须尽力形成“局部优势”。要树立全国一盘棋观念，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在一地发生维权斗争时，其他地区的马列毛派特别是维权群众，要尽力进行增援。这样就会形成“局部优势”，促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必须积极争取体制内健康力量的配合。要向他们讲清，共产党的干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是发扬优良传统，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共度难关，还是像资本家那样，向工人阶级转嫁负担，是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这种经济危机，党和政府是保救工人阶级，还是保救资本利润，是一个重大的政治立场问题。好话已经说了很多，该做点实事了。人心根本上是靠实惠支撑的。这样争取得到更多体制内健康力量的配合和帮助，即使我们的维权斗争得到的是一些小胜，对于我们发动更多更大的维权斗争，也是有好处的。必须抓住路线这个决定的因素。讨薪、上访、请愿等等这种群体事件普遍化、长期化的根本原因，是搞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而这种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以改革的旗号加以推行，在于有一条主张补资本主义课的路线。并且，这条路线，还必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导致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改变，导致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的事实真相和价值判断都存在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认识。而恰恰相反，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郝贵生所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文化逐渐占主导地位。因此在判断社会的是非、善恶、美丑观念与行为上和旧社会发生了质的根本的变化。因此才有建国前三十年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有电影《今天我休息》中的人民警察形象，才有为了61个阶级弟兄那种阶级情感。”(红歌会网，2015-2-9)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坚持的是毛泽东路线。

    正是由于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所以人民群众的权利，最根本的是要靠社会主义路线来维护;人民群众的维权，集中到一点就是维护自己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之权;要改变人民群众丧失权利的弱势群体地位，关键就在于在路线上拨乱反正，即纠正错误路线回归毛泽东路线。真正把维权提高到路线的高度，才是解决维权问题的治本之策。这自然也是通过支持维权“唤起工农千百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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