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生产运动
与整风运动几乎同时并行的，是敌后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当日军制定1941年度作战计划时，其内部还曾就作战目标主要是共产党的八路军还是重庆方面的国民党军发生过争论，而到了制定1942年度作战计划的时候，日军内部已再无任何争议可言。因为此时无论是从战场现状还是情报显示上看，国民党军都已没有主动发动攻势的企图，也没有要打破对峙局面的意愿，只要保持着一定的军事压力，正面战场上便会无仗可打。而真正对日军形成巨大威胁的，已经是敌后战场上的共产党抗日武装。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全面展开军事攻势的角度看，保持中国境内占领区的稳定，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关键作用。所以毫无疑问，此时日军发动大规模作战的目标只能是八路军。
因此，从1941年开始，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武装就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到了1942年，这种艰难更是直接考验着敌后根据地的生死存亡。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持续不断，其总兵力一度达到了八十多万，已经完全超过了正面战场的兵力投入。在日军的不断进攻下，华北抗日根据地被切割分离，散布很广的八路军各部队相互之间的联系十分困难，每一支部队都处在激烈的作战和频繁的转移中。由于日军在进攻时，八路军不能置根据地的百姓于不顾，因此每次战斗八路军都必须首先拼死作战，然后才能迅速转移，所以伤亡极大。
八路军处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的三重压力下，物质到了极度匮乏的地步。由于必须面对十四个日军师团以上的兵力，因此即使装备物资乃至生活用品极度短缺，也不能不扩大作战部队的规模，这个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始终困扰着敌后战场的抗日作战。武器简陋，弹药奇缺，衣食无着，伤病无医，武器装备大多需要依靠战斗缴获，维持生存的衣食来源只能依靠民众支持或者自力更生。
1942年，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政治、军事、生活三方面的严峻考验，毛泽东不由地向全党全军提出了一个诘问：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那就自己动手吧。
大生产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与日本侵略者艰苦作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八路军、新四军官兵以及根据地全体百姓，一起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劳作。在陕甘宁边区，群众生产运动早就开始了，1939年边区开荒近三万亩；1940年开荒了二十万亩；到了1942年，整个边区开荒近四十万亩，可增产粮食七万余石。在全国抗日根据地里，军民们还种棉花，纺线织布，开设了大量的手工、半手工的工厂，凡是关乎吃穿用的所有东西都由自己生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不仅仅是个生存问题，还是个关乎中国命运的政治问题。
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块责任田。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给毛泽东送来了一些物资和食品，毛泽东则回赠了一小袋红辣椒作为礼物，那是他自己开荒种的。美国记者后来去延安采访，喝到了朱德总司令给他们端上来的鲜奶，那是因为朱总司令自己养了几只奶羊。在抗日根据地里，常常彻夜地响着纺车的嗡嗡声，因为冬天到来之前大家要把棉衣缝制完毕。田地里，官兵们和老百姓一起春种秋收，他们对土地和庄稼有着本能的亲近感，但是号声一响，他们又随时可以拿起枪就去与日军作战。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景象，成了整个大生产运动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但是同时，伴随着这道风景线的还有另外一番别样的景观，那就是大生产运动中的另一项主要内容：群众的集体化运动。
当时边区的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方法，只能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
这种互助组织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其原因除了因为土地革命以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不再是被动地为地主耕种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有了党的组织和领导，人力、畜力、以及生产工具都可以集中起来，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很多以往个人能力无法解决的困难，而且还早早地就创造了共享经济的最初模型。
所以毛主席对这种群众的集体化组织看得非常重要，他在1943年11月份的劳动英雄模范会上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久的穷苦。克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我们把这段话放到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其实也并无什么不同，不过是把封建统治换成资产阶级统治，把农民换成了农民工罢了。
这种敌后根据地的集体组织，或叫变工队，或叫互助组，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哪个领导想出来的，而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然后经过党的组织和领导而更加的完善起来，其后又被逐渐推广到各个根据地。
当时边区农村中涌现出许多这种模范互助组织。如淳耀县白源村变工队，他们把三个自然村72家农户的全部人力、畜力都组织起来，在全年各种生产活动上实行互助合作。他们按不同季节和农活，分为若干搭工组，各组既独立劳动，又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不同人员的积极性和劳动能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在这些模范互助组织的影响和带动下边区各县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迅速、普遍地开展起来，因为合理的调剂了农村劳动力、畜力、生产农具等，因而，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一般情况下，实行变工、扎工以后，可以提高生产效率30%至40%。比如延安县变工开荒，每人7天可开一垧，不变工则要10天。绥德县变工锄地，每人每天可锄一垧半，不变工最多只能锄一垧。农民劳动互助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在实行变工互助的地方，1943年的粮食产量，比没有实行劳动互助的1942年普遍增长50%以上。例如，延安县吴家枣园，1942年的产量是141.5石，1943年达到256.75石，增长了81%。安塞县马家沟村，1942年共收粮食83.7石，1943年达到160石，增长了86%。
到了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已经有80%的劳动力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粮食产量为181万石，在除去了总消费量162万石后，居然还奇迹般地余下了22万石。
大生产运动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并把它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环。
二、国家的命运
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生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统治区。
战争和灾难暴露出严重的社会不公，国民政府为了在经济上更好地应对抗战，实行了战时经济体制，也就是一切的物资供应首先要满足于战争需求，这本来是战争状态下的一种必要选择。
但是这种“一切满足于战争的需求”，放到国民党的体制内运行起来，就成为了一切满足于官僚资本的需求。
社会财富迅速向权力家族聚集，由蒋介石的姐夫、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控制的银行，战争期间存款增加了六倍，其中外币和黄金占了百分之四十。最主要的是，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贷款的百分之九十不是用于工业，而是用于投机利率极高且能迅速获利的商业投机，这样一来又使得民间银行被一一挤出了市场。
严重的经济危机带来的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支撑财政的美元汇率首先开始崩溃，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国统区法币和美元的汇率是三比一，1941年是二十比一，到了1944年迅速变成了二百比一。
但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却坚决否认存在通货膨胀，他说中国人出大价钱买东西与通货膨胀无关，而是中国人自愿的。
这时候一家重庆报纸上刊登了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一家为战争服务的兵工厂因为物价上涨买不起钢材和铜料，心急如焚的找到了这位财政部长，然而孔祥熙的建议是——改为生产香烟吧，因为香烟的市场需求很旺盛。
当时有资料统计，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官僚权贵在美国的私人存款高达三亿美元，加上在瑞士和巴西等地的存款，合计高达五亿美元。按照当时的货币价值，这笔款项足足可以装备三百个机械化陆军师。
与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其弱点不仅是武器装备的低劣，还有普通士兵生活的困苦，原本这是国力和经济力落后而不可避免的状况，但是如果还因为官员的贪污和克扣，那就令人无法容忍了。
然而国军内部的现实是，贪污和腐败已经是泛滥到每一支部队里的顽疾，官长的腰缠万贯和士兵的挨饿受冻竟仿佛是天经地义一般。
就连参与到中国对日作战中的美军也吃了这方面的苦头。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要扩建一个机场，国军军方的承包商以二千二百万法币的价格承包了该项工程。美国人以为，招投标以后就可以开工了。结果，这位承包商把工程转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又转包给第三个人，最终这份扩建机场的工程被转了六个人，转到最后一个人手里时只剩下六百万法币的建设款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知道此事后，把六个承包商都关进了监狱，同时宣布这是一项爱国工程，无论是谁都要无偿参加劳动，并命令军官和官吏们带头。于是军官和官吏们很快花钱雇到了替身，到最后无偿干活的又是从最底层驱赶来的贫苦农民。
严重的通货膨胀加剧着黑市的泛滥，商人囤积居奇，倒买倒卖，大发国难财，无论是中国的贫民还是知识分子，生活都陷入了空前的困顿之中，不满的声音开始此起彼伏。重庆国民政府对社会的言论控制极其严密，理由是“避免人民紧张不安”。
然而到了1944年春，国民政府已经无法再控制住国内舆论的不满声音，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写道，“大多数人民生活贫苦，他们根本不值得为保卫这样的生活而战，人们谈到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忍受的最后的极限，如果政府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将不能幸存下去。”
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外记者想到共产党那里去看看。
随着反法西斯战线的节节胜利，美国也开始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共产党，这就为很多记者去延安解除了禁锢，美国还专门派出了观察组到延安考察。
这些记者和观察组在重庆的时候所看到的报道，几乎是清一色的关于延安破衣烂衫、盗匪流行的报道，可是等他们亲自到了边区以后，却发现这里与国统区宣传的情况完全不同，这里的人民不仅有小米和馒头，而且热情高涨、精神饱满。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军民团结。
一位美军观察团成员梅尔文•卡斯伯格给自己的旅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此次旅行中搜集到的给人印象最深的事实之一是军民的团结一致。越接近前线，这种团结就越牢固。每一次当我看到士兵和农民接触时，不论是个别的接触，还是许多人在一起，他们间的真诚的友谊都是显而易见的……，村民们在供给士兵所需的物质时十分慷概大方，而所有食品士兵们都是按价付钱的。清晨，战士们离开村子前会清扫垃圾，把用作床铺的门板铺好，把东西摆得井井有条……，地雷战成了民兵的有效武器，以致许多地区日本人不敢冒险远离他们的碉堡。我们这组人中的军人每天都能告诉我周围敌人活动的准确消息，这些消息是从民兵组织那里得到的，当八路军攻打一个碉堡时，很多时候不仅知道碉堡内火器的确切数目，日军和伪军的确切数目，甚至知道里面士兵的姓名，许多仗是夜间打的，战场地形坎坷不平，因此有土生土长熟悉当地每一寸土地的农民作向导，会使八路军战士大受其益。”
从延安回到重庆的美军观察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共已经深深地赢得了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使共产党不可能被消灭掉，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在将来的中国，中共必将占有一定的，重要的地位……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这样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以此证明，它有能力竞争领导人民的地位，然而国民党内至今没有一个人显示出愿意或是有能力这样做的迹象，几年之内，中共将成为中国支配性的力量。”
如果作为当时的正统领袖蒋介石，也愿意带一个观察团到延安，到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去认真地，谦虚地，仔细地考察一番的话，不知道后来的历史是否会有什么变化。
然而此时最令蒋介石担忧的，不是国统区下或隐藏，或暴露出的种种矛盾，而是要如何才能瓦解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渡过了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开始逐渐走向反攻阶段以后，毛泽东最为关注并不是所谓的“对手”如何，他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
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给各个根据地的领导人发去了一封很长的电报，这份电报要求他们就自己根据地的情况搞一个调查研究，研究的问题一共有十个。
这些问题包括根据地的整风、大生产运动、减租、统战、农民生活改善情况、民兵工作和民众团体等等一系列问题。
总之归纳起来其实毛泽东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共产党的各项工作还有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共产党是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以及怎样才能赢得这种真心拥护？
毫无疑问，随着抗战转入反攻阶段，毛泽东也在殚精竭虑的思考着如何求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作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的政治信念中，能够取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因素只有一个，即是否得到了本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人民的命运，才是这个国家与民族真正的命运，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国家观。
而到了后来的社会主义时期，这一观点则变为：无产阶级的命运，才是这个国家与民族真正的命运。
后来有学者说，当初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冲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本，其实就是阶级命运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