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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时评

“七七事变”周年,警惕那些不带枪的“皇协军”

发布时间:2020-07-08 来源: 后沙作者: 后沙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从这一天开始,大半个中国沦于敌手,亿万同胞终日苟活于侵略者的刺刀和铁蹄之下。
 
无尽的荼毒,无端的横祸,中国人民以歌为泣,以血为书,全面抗战也从此爆发了。
 
83年过去,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中国也绝不再是当年的中国,但中国人民曾经的苦难和牺牲不能忘,也不敢忘。
 
然而,就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某家时尚杂志官微却非要跳出来秀下限,拿“良民证”调侃健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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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段子既无知又无耻。尽管下午它们连续发送道歉声明,并上了热搜榜第一位,但许多被激怒的网友并没有打算原谅它们。
 
共青团中央迅速作出了反应,在官微上挂了这家杂志的言论,提醒它们“勿忘历史、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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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团还将“良民证”来历贴给它们看,并附上民国报纸上当年广东江门人因“良民证”被屠杀报道的截图。
 
玩时尚、玩情调、玩营销,但不能把做人的底线给玩没了。
 
当年日本人为了让中国人处于麻木不仁状态,没少在舆论场下功夫,现在一家杂志能在“七七事变”83年周年当天拿“良民证”说事儿,不也是麻木不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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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还有梁艳萍之流丧心病狂的言论,公然为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洗白,试图将这种行为合理化,而她居然是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的老师。
 
有的教授学者则以学术研究为幌子,替侵华日军涂脂抹粉,装出一副在中国说真话很困难的模样,暗示网友只有它说的“真相”才是真相。
 
“七七事变”前,日本除了进行军事部署,在舆论上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日军宣传服务的汉奸媒体、汉奸文人,跟帮日本人维持统治的“皇协军”一样,都是由日本人出钱豢养的,是不带枪的“皇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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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构建,小到日本兵给小孩送糖的鸡毛蒜皮,都要娓娓道来,让读者细细品味。它们写文立意的原则就是“仰日人鼻息,讨日军欢心”。
 
另一面,则是极力抹黑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事迹,美化卖国贼及其行为,其目标非常明确:
 
一、宣扬日军侵华行为的合理性;
 
二、歌颂日本军民的辛勤和勇敢(不可战胜);
 
三、根植国人奴化思想,主动配合日军奴役政策;
 
四、污蔑爱国抗日军民形象,分化挑拨中国人;
 
五、摧毁中国人抗日之信心与决心。
 
据上海《申报年鉴》1933统计:截止1932年,在华外资报纸(日报)为58种,日资占36种,东北报纸呈日本人垄断局面。
 
1935年,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弘报协会”,对所有报纸的报导、言论、经营统一管理,为全面侵华做准备。
 
关东军在1936年9月,接手“弘报协会”,设立“弘报委员会”,成为指挥对华宣传战的核心组织。
 
原关东军报道组的骨干高柳保太郎为弘报理事会理事长,而“弘报委员会”最高领导人(委员长)就是板垣征四郎。
 
它们手握四张大报《盛京日报》、《大同报》、《大北新报》、《日日新闻》,对爱国报纸则赶尽杀绝,轻则上门砸机器,重则人头落地。
 
对华北,日本人加强了宣传攻势,1936年,猪上清四郎创办了《新兴报》,汉奸陈蝶生任总编。
 
1937年5月,武田南阳创办《进报》,汉奸吴菊痴任总编。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华舆论控制力度进一步加大。
 
武田南阳再创《新民报》,这份报纸是由华北派遣军用刺刀从中国人手里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抢过来改组而成,在山东、山西设分社,吴菊痴调任为编辑局长,文艺部由耿郁溪负责。
 
日伪治安总署机关报《武德报》,则由管翼贤为主编,继任为柳龙光。
 
原国民党北平机关报《华北日报》被日本人接管,保留原名继续出报。
 
期刊方面:
 
一,政治类,《反共阵线》月刊。
 
二,时事综述类,《新民周刊》
 
三,文艺类,《朔风月刊》,它的主编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
 
以上皆由日本军部借中国人名义创办,还有《皇协军》、《妇女杂志》、《北京漫画》等小刊物。
 
华北派遣军机关报《庸报》在天津出版,还有《天津时报》、《东亚晨报》、《救国日报》等汉奸报纸,都是一些附逆文人在写作,稿费多,津贴足。
 
在上海宣传打的是阵地战,日军机关报《新申报》,1939改名为《大陆新报》,它是几十家汉奸报纸的太上皇,由日本人直接管理,社长为福家后一,总编为日高清磨,集中力量对抗上海的爱国报纸。
 
南京有《民国日报》,周佛海为董事长,罗君强为社长。
 
这些报纸都是宣传日本观点,为扩大侵华战争找理由。
 
还有偏重文艺和生活的晚报类,喜欢从小事入手,编造故事,从中得出中国人天生不如日本人的观点,比如日本小孩聪明勇敢,中国小孩愚笨娇气。
 
日本人还在各大城市开设图书室,用糖果吸引中国小孩去看宣扬皇军的画报。
 
凡是涉及日本常用词:皇军不可战胜、东亚民族的救星、日本人友爱、善良、文明。涉及中国的则是:暴力、无知、野蛮、总之,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武汉也是日军非常重视的舆论中心地带,1941年,武汉中日文化协会创办了《中日法学》周刊,资金为日本军部提供,极力宣扬大东亚共荣圈。
 
它们以法律专业为幌子,发表中国落水“法学家”、律师写的文章,从法律角度证明:中国志士刺杀汉奸,袭击日军是违法行为,呼吁惩办这些“杀人凶手”,维护“法律尊严”。
 
汪伪政权机关报《中华日报》报道样板:
 
“皇军途经河南农村,正值大麦长成时,皇军不忍破坏中国农民的耕种成果,选择了渝军(国军)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皇军宁可自己冒着危险……”-1945年6月29日,这时日冠都快完蛋了,汉奸还在挣扎。
 
还有:
 
“以前谣传皇军杀光、抢光、烧光,这次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三勿“主义:勿烧、勿犯、勿杀,纪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无论进驻何地,井然有序。”
 
“无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村庄,皇军一到,逃散的居民就纷纷回来,原因何在?因为日本兵对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很和蔼。”
 
……
 
汉奸报纸,哪里有还一丝中国人的味道?
 
日本人在中国如此铺天盖地,触目惊心的信息覆盖,有多少中国人中了迷魂药?不可想象。
 
但更多的中国人则挺身而出,与日寇、汉奸作殊死搏斗。
 
1945年8月,随着日军战败投降,这些报纸都关门大吉,汉奸文人也被清算。
 
但它们仍然阴魂不散,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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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初,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爆料:日本驻伦敦大使馆每月出资一万多英镑,资助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专门撰写抹黑中国的文章。
 
日本驻英大使馆掏钱,老板自然是外务省,但这只是外务省文宣、公关经费的冰山一角,这些钱绝大部分用到了哪里?英国吗,当然不是。
 
今天中国强大富裕了,被有的国家视为“威胁”,它们当年的舆论手段又用上了,只不过将阵地转移到了网络,目标就是下一代中国人。
 
不要以为信息控制是件小事,别说不说,看看香港一些校园图书馆里的“港独”书籍,从命题、构思、写作到出版,每一个环节都有反华势力的“奶水”滋养。
 
跟这些“不带枪的皇协军”,你能讲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违法就是违法,该清理就得清理。乱港势力越急,越是说明我们做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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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拿中国人历史伤痛抖机灵,玩段子的人,何尝不是”不带枪的皇协军”的洗脑产物?
 
如果不是身处一个繁荣安定的国家,你拿什么去玩时尚、玩情调、玩营销?如果你们还不懂事的话,最好回家问问,你血管里流的难道是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的血液?
 
勿忘历史、警钟长鸣!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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