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汉日记》，汪主席在持续转发其支持者的帖子近一个月后，今天开始发布《关于》。
汪主席的《关于》，很显然不是写给公众们看的，而更像是写给某个特定的人，或者组织看的，目的只有一个：甩锅并狡辩。
此文重点，汪主席自己就归纳好了：
关于《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的约稿，汪主席贴出了微信聊天记录：
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通过微信向我约稿。下面是我与程永新的对话记录：
程永新：方方老师，全国都关注武汉的疫情，封城之后武汉人的生活状态，我们想组织几个作家，写个“封城记”，就写写日常生活，面对疫情灾难的态度，不知方方老师有兴趣吗？
我：我不能确定。我先记录着再说。
程永新：好好，过段日子再来扰叨。其实面对疫情的人生况味是有意味的。
我：是呀，今天还在说，有这样的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人心惶惶。
当时的武汉，虽不像封城前后几天那样恐慌，但还是有不少坏消息流传。这天是大年初一，我几乎没有心情写作。所以，当时我并没给程永新一个确定答复。但是封城，毕竟史无前例，而我人在城中，也应该记录一下。
众所周知，所谓“约稿”，就是出版社约请特定的作者撰写某一特定内容的稿件。简单的说，就是一份要约合同，作者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提供文字作品。
约稿，类似于你向制壶大师预定一款紫砂茶壶，约定茶壶的款式，体量，泥料，工艺水平，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按时交货。
出版社向文字作者约稿，是国际上出版社极为普通的经营方式。
《收获》杂志的约稿，内容很明确：组织几位作家，写写武汉封城期间的日常生活。
程永新的约稿表述，其实很准确，意思是将来用于出版这几位作家的合集。
但很显然，汪主席并没有接受程永新的约稿请求。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汪主席虽然没有接受程永新的约稿，但随即在微博上发布了第一篇《封城日记》。
汪主席的这个举动，显然是杜绝了将来在国内任何出版社出版的可能性，原因很简单，如果计划在国内出版《封城日记》，那么在此之前就逐日全文公布在互联网平台上，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能够通过印刷纸质书销售获利。
对于汪主席这样的文字工作者，其文字作品，其实就是谋生的商品，在微博上无偿公布文字作品，其实就失去了结集出版的可能性。
这也是我们很少能看到专业的作家在互联网上无偿发表文学作品的原因。
汪主席发布在微博上的文字作品，对将来计划出版纸质书籍唯一不受影响的，就是在境外翻译成外语出版。
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合理解释汪主席拒绝了《收获》主编程永新约稿的理由和原因。
换言之，汪主席从第一天开始，就在微博上逐日发表《封城日记》，就已经做好了将来授权境外国际出版集团出版外语版的准备。
汪主席此时用程永新的约稿，作为写作《封城日记》的借口，很不厚道。
程永新主编，躺枪了。
关于是否存在境外国际出版集团的约稿，汪主席其实已经不打自招了，这老太太，其实智商极短。
既然国内的出版社，并没有向汪主席约稿，那么，根据汪主席在4月19日接受财新记者的访谈时称：
请注意：这位白睿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华语文学、电影、流行文化和翻译学，翻译过多部华语文学作品。
对于汪主席而言，白睿文只是英语译者，《封城日记》的版权，其实是汪主席委托白睿文，授权给了“代理人”。
按照国际上出版的行规，“代理人”在获得了版权合同后，应该支付给了汪主席第一笔稿费或者预付美刀。
汪主席当然知道“代理人”是谁？但汪主席显然不愿意说出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汪主席居然还在3月30日，郑重其事的在微博上公开辟谣：
但汪主席不会告诉公众，私底下已经授权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计划出版多语种外文版《武汉日记》。
老太太撒谎，脸不红心不跳，心理素质相当过硬。
白睿文是汪主席的《封城日记》的译者，据汪主席介绍，白睿文在帮助汪主席授权“代理人”之后，即着手翻译汪主席的《封城日记》，但是在亚马逊网站的《武汉日记》预售宣传资料上显示，德语版的《武汉日记》，上架日期要早于英语版20天！
这说明什么？说明德语版《武汉日记》的翻译工作，其实比白睿文的英语版更早、更快。
当然还有法语版、日语版。
关于是否有境外出版集团约稿的问题：
这位神秘的“代理人”，在三月初获得版权合同时，汪主席的《封城日记》，还不知道啥时候截稿，事实上，没人能够预计武汉的疫情，究竟在什么时候能够被彻底控制。“代理人”此时预付稿费的行为，显然具有极大的商业风险，很显然，“代理人的”的目的，并不在于出版《封城日记》销售纸质书籍获利。
汪主席在三月初即和“代理人”签署了出版授权合同，此时武汉疫情尚未结束，也无法预估《封城日记》的截稿时间，汪主席的《封城日记》，其实就是彻彻底底的“代理人”约稿：
汪主席在签署了出版授权合同后的写作，其实就是按照“代理人”的合同要求，打工、交货。
现在，让我们把汪主席的《武汉日记》出版过程，回过头来仔细梳理一遍，再去仔细阅读汪主席发表在微博上的《封城日记》内容、角度、方向的明显变化，以及在2月4日汪主席的微博被封，但汪主席在次日对此只字未提，毫无抱怨，依然风轻云淡的委托他人继续发表《封城日记》：
“正月十二（2月5日）
昨天立春。今天的天气果然就像春天。我家门前有一排老香樟和两株桂花一棵玉兰，树叶都绿得仿佛冬天根本没有来过。”
其实我们就能很容易的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
汪主席真正委托境外出版集团“代理人”的时间，其实应该要远远早于三月初，如果你足够认真的去研究《封城日记》的内容和主观创作意图的细微变化，我认为汪主席其实早在一月底，也就是汪主席开始在微博上发表《封城日记》后的一周左右，至少是在2月4日微博被封之前，就已经委托白睿文，授权境外出版集团的“代理人”，计划出版多语种的《武汉日记》了。
否则，汪主席对于2月4日的微博被封，必然会抱怨和批评；
否则，汪主席《封城日记》的抨击角度和方向，也不会逐日的尖锐和具有针对性。
事情当然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汪主席的微博账号，曾经在2月4日被封，二十天后，又毫无征兆的恢复了。
谁在封号？又是谁在解封？
想明白这个问题，你就不难理解，汪主席的《武汉日记》，真正的推手，其实不在境外。
在汪主席的《武汉日记》话题上，有一个始终令我感到不寒而栗的设想是：
如果在武汉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力彻底控制疫情的蔓延和扩散，如果其后的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
那么毫无疑问，汪主席的《武汉日记》，就必然成为了西方政府以及国际社会民众围殴中国政府的板砖和棍棒。
我不知道这样的结果，究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还是汪主席的狗屎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