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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时评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观后感

发布时间:2017-05-31 来源:主人公网作者:上海工人理论队伍


“以革命的名义”不忘革命的初心。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以人民的名义”,不要“为人民作主”,而要“为人民服务。”不学李自成,跳出历史周期律。
1960年的毛泽东时代有一部电影“以革命的名义”,还是学校组织我们前去观看。描述前苏联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3个月后,1918年2月德国全线进攻苏联。红军战士萨维列夫去莫斯科途中,在一个小火车站被反革命分子暗杀。儿子瓦夏和彼加刚刚失去母亲,现在又失去父亲,孤苦无依,辗转流浪到莫斯科。列宁和捷尔任斯基遇到这两个孩子,收留照顾他们。而此时,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异常仇视,颠覆革命成果的阴谋仍在进行。地主、富农囤积粮食,资产阶级猖狂地向新生的苏维埃人民政权反扑。人民陷入了缺乏牛奶、面包……饥饿的困境。在电影最后有一句列宁同志的台词,“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对!只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才会忘记,而那些,我们为他们而生活的人,是绝不会忘记的;因为忘记那些,这就意味着背叛。”这段台词,我们认为应当是“至理名言”,面对“春天的故事”讲到今天,那就更有现实意义了。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就明确“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65页)
2017年3月28日,在“春天的故事”游了36年瑶池的今天,电视台上映了一部以反腐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这是根据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梅森的同名小说改编。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等单位出品。有关方面解释,制作此剧的目的是反映十八大以来、过去四五年反腐的成果,通过文艺呈现方式进行政治宣传,并让反腐深入人心,凝聚社会对反腐的共识。体现了党中央和政府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剧中的反腐素材也来源于现实生活。
该剧既然被命名为“人民的名义”,那么“人民的名义”在该剧必定贯穿始终,而成为剧中每一个角色冠冕堂皇的台词。至于剧中角色在“人民的名义”光环下是否言行一至,只有脱下披在其身上的华丽外套后,才能还其“庐山真面貌”。本剧在“人民的名义”下刻画了三种不同的角色。
正面角色: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省反贪局长侯亮平、省检察院反贪局一处处长陆亦可、离休干部汉东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汉东省京州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电视剧围绕新任省委书记沙瑞金的烈士后代身份,与38式离休干部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的特殊关系,中央的支持和手中的权力,依靠田国福、侯亮平、赵东来、……等一批纪委、检察、公安战线上反腐败的精兵强将,肃清了上到副国级领导,下到不法商人的腐败罪行,纯洁了干部队伍。并完成了让大风厂的工人从“国家经营、全民所有”的工厂主人,向每个工人都是股东(但必须由股份大小来决定命运)的新颖企业成员的成功转型。完全是在“人民的名义”下“为人民当家作主”。与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的自身腐败带来官商勾结的腐败,导致大风厂的工人遭受腐败分子与不法商人的百般折磨、痛不欲生,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影片似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人民一个道理,“人民的命运由官员手中的权力决定,清官为民掌权,贪官为已捞权”。但是影片没有告诉人民,清官是怎样产生的。也没有告诉人民,怎样让所有的官不做贪官而做清官!更没有告诉人民,人民找不到清官时应该怎么办!一旦人民失去清官,或者处于大明朝崇祯皇帝尽管自己缩衣节食、摧毁魏忠贤的阉党、连出六道“罪己诏”,终因回天无力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杀身亡的一个真命天子。毛主席对崇祯皇帝给予很高评价,称“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由此可见“人民的名义”属于老祖宗留下的包公、海端、于成龙……这些清官的现代版
反面角色:副国级领导人赵立春、省委付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高玉良、省公安厅长祁同伟、汉东省省委常委京州市副市长丁义珍、汉东省京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局长带病升到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程度、山水集团董事长高小琴、赵立春的儿子居官二代赵瑞龙……。在“人民的名义”下贪官污吏臭气相投,结帮成派,以权谋私、祸国殃民。大学教授高玉良在知识化、年青化、专业化的干部标准中走上了领导岗位,投靠原省委书记赵立春后,官居省委付书记的要职。在各部门搞政法系与秘书帮,招降纳叛进行权、钱、色的肮脏交易、……。完全是一部大清帝国“官场现形记”的现代版
形左实右的角色:以下这些角色看似难定,实质好定。剧中既有汉东省省委常委兼京州市委书记的铁面无私、一心工作、只求业绩,宁管低头拉车,不肯抬头看路的李达康。更有其属下的京州市光明区区长不贪污、不受贿、不想升官、也不想干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孙连城。尽管李达康与孙连城的表现有所不同,但是思想根源却是同一条根——“私”。李达康为了体现自己的工作能力,追求业绩为官职升迁铺路。孙连城既不愿意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也不勤政为民。明哲保身,为的是怕捅漏子,让领导抓辩子。二人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自己头上的一顶乌纱帽。李达康为追求政绩可以让贪官丁义珍打着自已的旗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孙连城不亲理政务,信访办主任就可以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对待信访群众。在“人民的名义”下,要不是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姐姐因自身诉求上访告状而使李达康亲临其境,李达康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改不了,绝不会去微服私访二次到信访现场……。这是古代官场中的“宦官专权”在新时期官僚主义的现代版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至所以会引起社会的如此强烈反响,无非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切肤之感有着密切联系。那里人民有冤屈,那里就必定有腐败的存在。
看今天,报纸上登的、电视上宣传的、领导人说的,都是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工人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全国人民共同享受小康社会生活水平;要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满意,还是不满意,是对领导干部工作的鉴定标准;实施“依法治国”,依法维护自已的合法权利……。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报纸上登的、电视上宣传的、领导人说的,对于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占全部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工农子弟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包括革命的领导干部,却根本就无法体会得到。
在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共产党的代表既不愿意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诉求,更不愿意与人民群众直接见面,不知道党又是怎么来领导人民群众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希望在新长征中能恢复战争年代和毛泽东时代的党群、干群“鱼水情”;通过对党风的整顿,来促进政风的改善,能带动民风的好转。应当说愿望完全符合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据媒体报导,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但是,作为一个平民百姓,无论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开展中,还是结束后,都见不到共产党的代表,人民又怎么能做到“听共产党的话,跟人民政府走。”
在人民当家作主方面:作为一个人民群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下,人民群众却见不到由人民群众自已投票所选举的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选举结束,选民不知道联系自己选区的基层人民代表的姓名、联系方式,也不知道由基层人民代表所选的省与直辖市的人民代表是谁,更不知道本选区的全国人民代表有、还是没有!人民群众要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会员去,不但要有本人身份证,还要具备与本人身份证相吻的法院或检察院的《判决书》与《裁决书》,经大门口保安验证、安检才能入内。而且接待的人员不是人民代表。是对人民代表负责的律师或一般性的人大聘用人员。人民群众向人大反映的诉求可想而知,人民亦只能“望着人民代表兴叹”。
在工人阶级领导方面:自从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由此开始,对毛泽东时代所创造的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鞍钢宪法”的“二参一改三结合”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彻底地否定了“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原则。重新扯起了促使前苏联解体的源头,没有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行最彻底决裂,前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其特点是“实行"一长制”;搞物质刺激;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繁琐的规章制度,冷冷清清地办企业。被中国人称为“马钢宪法”。
在否定毛主席的“鞍钢宪法”,重归前苏联的“马钢宪法”中,由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知识分子组合的精英集团,依工人阶级的一部份身份,代表工人阶级领导着“改革开放”。把战争年代共产党的依靠力量与解放对象的工人和农民,列为“改革”的对象。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的领导力量工、农、兵,全部列为“改革开放”的成本与学费的交纳者。精英们用“春天的故事”迷惑全体人民去追赶亚州四小龙,享受着小康生活水平,游览共同富裕的瑶池仙境。而事实证明:由知识分子中的一部份人,利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谬论,窃取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使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与地位,在36年讲述“春天的故事”中降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最低点,甚至到了使中国共产党重蹈前苏联共产党崩溃的覆辙的边缘。当前的政风堕落、官场腐败、社会风气不纯,就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知识精英集团,端着共产党的碗,在砸共产党的锅!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当是“识分子的一部分属于工人阶级!”
在依法治国中:人民代表在当选后,可以抛弃自己制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民法通则》、《选举法》相关规定,在与人民群众保持平行的间距中,违背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思表达,行使着规范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代理权来决定人民群众的命运;人民政府可以抛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规定,公开向人民群众发布“不予受理”的信访回复,煽动无政府主义,不但人为地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还嫁祸于人民群众上访的民主权利;至于窍取公、检、法、政法委领导权的腐败分子,在没有还其“庐山真面貌”之前,正如在“人民的名义”中,汉东省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清泉明知“侵犯工人的利益,他们能不拼命吗!”还是说出了一段恃宠得志、肆无忌惮的台词“法律依据我来找,要想让高总嬴,我就能找出让高总嬴的办法。法律条文的解释权在我这”(第25集)。充分利用法律上允许的“自由心证”,可以排斥案情的前因后果所形成的客观事实,泡制出法律事实;“自由裁量”可以不接受人民与法律的监督,到了无法无天的境地。
在人民群众依法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在“人民的名义”中,没有对人民代表的描述。面对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践踏法律,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危及到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制定法律的人民代表到那里去代表人民的意志了!尽管《中国共产党章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写着“三个代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共产党的代表、人民的代表、工人的代表,又是怎样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人民不能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中国的文字是三人组成“众”。只要有三个热爱共产党、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在一起,就是人民群众。就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在当今的进京上访大军中,有没有人民群众!上访大军中的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主权利是反映诉求的话语权,对基层处理不服的申辩权!在政府部门规定的接访部门,是否保证了上访大军中的人民群众的话语权与申辩权!谁来维护上访大军中的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今天的一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的人民公仆,在对待人民群众进京上访的问题上,还不如中国的唯一女皇帝武则天朝代。大周朝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防止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引起民变,影响到朝庭安危,规定只要是民进京上访,沿途可以享受五品官员赴京的待遇。到京以后武则天可以亲自问案。今天面对人民群众进京上访,一些地方部门的人民公仆却千方百计采用截访手段。不打击违法侵犯对上访大军中的人民群众的加害人,上访大军中的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怎样得到保护!列宁同志教导我们“凡是只靠刺刀才能维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经常压制或遏止人民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一个真理:人民的不满是无法消除的,必须设法把这种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别人身上去”(《列宁选集》上第一卷第216页)
从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总工会……,到各级基层组织,都在宣告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把邓小平的指示“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抛到了九霄云外。凡是有保安守卫的大门,那怕是党、政、人大、公安、检察、法院规定的人民群众来访部门,保安都有权可以决定来访群众的诉求是否成立,并做出来访人员是否能进入信访的裁决,而且决不许来访人员申辩,否则不是依来访人员放碍公务,就是依破坏信访秩序而受到莫须有的法律制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土地上,人民的话语权都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2100多万最优秀的战土为人民群众争取的政治地位到那里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权威又到那里去了!由保安与工作人员代表着共产党的代表、人民的代表、工人的代表,来处理人民的法定民主权利;……。这种官僚主义作风比封建皇朝的“宦官专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民满意与不满意的标准: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个人的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不是国务院总理一个人的人民政府。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要完成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近阶段提出的各项任务,为实现共产党的初心而奋斗,不能单靠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还是要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要依靠每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人民政府派出的办事处及各类行政机构,并把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每一项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国家公务员和每一个工作人员中去“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2页)。象“人民的名义”中的贪赃枉法,一门心思只为自已的个人利益而奋斗,扶植自已的政法帮与秘书帮,抛弃共产党宗旨,留在共产党内的隐患,是党和政府能依靠他们实现共产党人的理想!还是占全部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工农子弟兵、革命的知识分子能依靠他们能带来美好的生活!所以,对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必须要有一个政治鉴定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唯一地看人民群众在评分表的形式上的评分率,而是以通过每一位共产党员或每一位工作人员对每一个人民群众的所做的工作,是否能把共产党的温暖、人民政府的关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送到了每一位人民群众的手中,并且调动了每一位人民群众为自觉执行符合共产党宗旨的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让人民群众从心底里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转化成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自觉行动。
    在整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没有一处体现出人民的力量,是在“让人民当家作主!”不要说“大风厂”的工人维护当家作主的地位,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没有一个“人民的名义”省委沙书记的支持办不到。就连陈岩石这位38式离休干部、汉东省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都无法挡住强拆的推土机。而当陈岩石在电话中称新来的省委沙书记时叫“小金子”,剧情才发生根本变化。这位专横跋扈的市委书记李达康、结党私营的省政法委书记高玉良也立即形同二人。这似乎与封建社会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基础上建立官本位思想异曲同工。一个工厂的工人命运;对领导干部作风进行监督;严惩贪官污吏;要凭一个省委书记的自身政治素质来决定。值得商榷的问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是靠制度反腐,还是由清官来反腐,更是靠人民的力量来反腐!是为人民当家作主,还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是实现二个决裂,还是步历史周期律!
不管怎么说“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能够大尺度、真实地反映当前官场上政治黑暗面的交易,特别深刻地揭示了一批混入无产阶级专政队伍的不法分子,在窃取了政法委、公、检、法的主要领导权后,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但组织伪警察镇压大风厂的工人群众,而且竟敢以车祸谋杀反贪局局长陈海、陷害反贪局局长候亮平……。让主观想象不能超越客观实际范围的最基层、最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能较为形象地从理性上了解当前官场上跑官卖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腐败内幕,与工人在自身失去主人翁权利而重返雇佣劳动地位;在土地流转中的失地农民感性上体会,能更准确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艰巨性”,坚决为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前赴后继地奋斗,有一定的鼓午斗志的意义。同时,当剧中的一些贪官在狼狈落马后,痛哭求饶的画面,对现实中的官员也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剧中正派角色对贪官振振有词的斥责,也可以对那些无法无天的贪官,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政治威慑作用。但是,不要抱于过大的幻想。人民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260页)。也就不能排斥这些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腐败分子,尤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下 第829页)。这些腐败分子还会从“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中去研究提高反侦察的技巧。因为只要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存在,只要有市场经济的体制允许、只要是凭资本运作的手段可行,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 第120页)。所以“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是一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典型作品。我们在这里说的“皇帝”,不是指最高领导层中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也不是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而是指“腐朽末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生产关系。也就是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在晚年,准备冒着“趺得粉碎的危险”(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尽管在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皇帝”——“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称:十六条。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十六条
“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所宣扬的主题思想还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为民请命的清官形象,缓和统治者与劳动人民的关系,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当工人与市政府在大风厂拆迁中矛盾激化,在为民请命的38式离休干部及一身正气的省委书记,用“人民的名义”抓了几个腐败官员与不法商人,化解了大风厂的工人与市政府的矛盾,使大风厂的工人顺利地进入李达康原定改制轨道。事实证明,大风厂的工人,无论是在清官沙端金的领导下,还是在贪官高玉良与不法商人高小琴的控制下,始终没有自己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只有把工人的命运寄托于沙端金、陈岩石等清官身上,这才是工人的唯一出路。何谓清官!老祖宗留下清正廉洁,公正执法,刚直不阿,不惜生命,上效江山社稷,下敢为民请命。尽忠于维护既定的皇家天下。只有君王的江山社稷稳固,老百姓才能吃穿不愁。所以清官,只是统治者的招牌,只能治表,把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转嫁到几个贪官污吏身上,使人民群众有气可出,缓和统冶者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以此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从而排斥社会制度的剥削、压迫、不公平的本质,迷惑人民群众。所以历朝历代有作为的帝皇,尽管违背自已的真实意思,也要忍痛割爱支持清官。虽维护清官反腐倡廉,最终还是循入“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周期律。所以清官,只是官场的一块招牌,是统治阶级给民众的迷魂汤。每当“国危思良将,贫困念孝子”时,统治者都会派出“钦差大臣”,手持上方宝剑,巡视天下严惩贪官恶少,安抚民心,维护统治秩序。这就是不到最后的关头,清官是不会轻易被砸的。这也是自古以来,官僚被人民群众讨厌痛恨,但是清官例外,还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爱戴而流传至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正是利用清官这块照牌,给人民群众以希望,为统治阶级正名。告诉人民群众,本朝虽然有官官相护的欺压百姓,但也有头顶人民的清官,本朝不是派有钦差大臣的巡视吗。人民群众的冤屈完全可以通过找到清官告状,还是有希望得到解决的。所以民间才保持了历朝历代流传之今的合法上访——滚钉板告御状、拦桥告状、击鼓鸣冤、告地状、……。至所以被古代统治阶级认为是合法上访,因为人民群众的这种合法上访,其一是在正常的上访中屈打成招,得不到公正解决;其二是官官相护,结帮成派,揭不开盖子;其三便于清官查清案情,整顿朝纲,为朝庭出力以表自己的效忠之心。从草民的告状中,揪出一些贪官污吏,整顿官员队伍,平息民众与朝庭矛盾。小打大帮忙,保护朝庭体制。
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正在倡导围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时代,为什么有下岗工人、失地农民、退伍军人,被强拆的居民,不在自已的户藉所在地、居住所在地、案情事发地化解矛盾,依法维护自巳的合法权益,而非要冒着被截访的危险,顶着被莫须有的违法上访嫌疑的罪名,千里迢迢地到北京来上访也只是图个“挂号”。而且到北京来告御状的访民,正在不断地呈上升趋势。
    毛主席教导我们“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325页)19832月份邓小平总设计师对“春天的故事”描绘是“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己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己经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24—25页)。陈云同志也曾告诫我们“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陈云文选》第76页)
    面对进京上访的人民群众,就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清官,也应当“以铜为镜”好好的思考一下,人民群众爬山涉水,冒着被截访与拘留的危险进京上访,以此检验“一票否决制”是为了什么!人民群众进京上访,当地的干部在干什么!还是电视剧“龙年档案”中一位老农民说得好“养只鸡是为了生蛋,养条牛是为了耕地,……”。是啊,人民交税给国家。国家收缴了人民的税,用税来养活这么一大批干部是为什么!古代士大夫尚有“食君之禄,分君之忧”之境界。在新时期的今天,垄断“改革开放”权力的知识化“精英智囊团”,不是口口声声要与世畀接轨吗!就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流行着“吃纳税人粮,为纳税人做事”的行为准则。那么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穿着“三个代表”的外衣,走着“科学发展观”的和谐之路,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大小官员们,你们用着人民群众的税赋,坐在中国共产党2100多万最优秀的战士用生命造就的椅子上,是怎么兑现你们的“入党誓言”。那是“人言为信。”更是对“信仰”的追求。背叛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你们对上访群众围、追、堵、截,对上访群众的诉求是敷衍塞责……。你们企图在共产党、人民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搭一座什么桥粱!你们要广大人民群众怎样理解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你们要向人民递上一张“重蹈李自成”覆辙的考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会让你们通得过吗!别忘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丨
    “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也论证了人民领袖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共产党内存在着“走资派正在走”的理论正确。中共中央在“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经过邓小平总设计师在彻底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否定“党内走资派正在走”的真理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着“春天的故事”实践,只经过6年(1981年7月——1987年1月)的事实鉴定,邓小平总设计师也终于发现“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98页)。经过36年时间对“春天的故事”实践,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毛主席关于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而发动的“文革”,在“文革”期间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至今应该回归到毛主席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预言,“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於一时。左派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春天的故事”里,从理性上、感性上,对毛主席27年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与邓小平36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对比以后觉醒了。
回忆当初对于那些本身持有“机会主义的头脑 + 现实主义的态度 = 一个成功的商人”立场的投机革命家,在听到描绘着“春天的故事”奇妙仙境时,立即意识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抓住机遇”,赶紧大造舆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人人可以当老板”、“以消费促生产,满足不同层次需求”、“在同一起跑线上”、……。提出竞争上岗的游戏规则,“职场就是战场,犹豫走向死亡;时间就是金钱,管理产生效益”;……。掀起了浊浪排空般的全民下海经商热。摇旗呐喊大有人在,涌现出一阵阵反思“文革”,甚至是声讨“文革”的惊涛骇浪。随着“春天的故事”不断地深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终于发现“春天的故事”是停留在封面上迷惑人民所需,整个故事里所讲述的是怎样形成一个新时期的“特权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让“国营企业破产、迫使工人从工厂的主人回归到用人单位的雇佣工人;让农民在“土地流转”中丧失土地,踏上背乡离井外出打工的道路,成为投身于包工头手下的一股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让工农子弟兵也从义务兵过渡到合同兵。”整个故事体现的是“工人、农民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工农子弟兵一旦合同期满复员到地方,就失去了当兵时的一切,加入到工、农队伍,去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从反思“文革”转化为要搞“文革”。从接受“改革”转化为反对“改革。”正起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而是怎样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打天下的班,确保递交给中国共产党第二代起步的保江山班能“不忘革命初心”。所以毛主席没有把这个班交给华国锋主席一个人或某一套班底,而是通过华国锋主席“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个整体来接好继续革命的班”,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后怎么办”!毛主席至所以发动“文革”,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政党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首先要防止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其次是在这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后怎样铲除这个新的特权阶层。因为在新的特权阶层产生的同时,必然要产生新生的无产阶级。新生的无产阶级又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掘墓人。这也是几千年来的阶级社会政权更迭所形成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在交班的时刻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希望解决“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有那么一些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经不起资本主义的诱惑,促使原有的无产阶级队伍开始分化。在新的特权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绝对的气候时,不愿意成为新的特权阶层的无产阶级力量能不能即时发现隐患,又怎样和即将沦为新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联合起来,彻底铲除这个新生的特权阶层毒瘤。
今天,是人民领袖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五十一周年。我们一定要牢记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掌握批判的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文革”,总结“改革”。充分利用好“春天的故事”发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份共产党内二条路线斗争的教材。人民应当怎样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什么样的人,才是混入共产党内的赫鲁晓夫式阴谋家、野心家;识别这些打着“人民的名义”旗号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迷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走上放弃当家作主的权力,而心敢情愿地为了眼前的区区蝇头小利,去体会“还乡团”带来的“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感性认识;……。把对共产党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提高到共产党内的二条路线斗争的政治觉悟的高度来认识。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思潮,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末落的反动思想侵蚀、物质剌激的诱惑,坚持斗私枇修,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1966年8月26日《人民日报》)的大旗,把已经被“走资派”、“资改派”夺去的无产阶级阵地,再重新夺回来。坚决守卫好中国共产党2100多万最优秀的战士,用生命铸造的人民民主专政的阵地。彻底粉碎帝修反对人民政权的围剿。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武器,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人民己经觉醒,曙光就在眼前。人民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1967年3月30日《人民日报》)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二○一七年五月七日于上海
                        (执笔: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会会员 裘庆福  联系电话:18916159521)
附: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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