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时评

　　【摘要】假如特朗普真的成为总统，四年之后，特朗普卸任，再次经营他的公司。凭着前总统身份在政府中的人脉，自然会增加他的公司的竞争力。那么，这个算不算权力寻租，算不算腐败呢？这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对高层官员来说，出则为商，入则为官，政商一体化，金钱主宰权力，权力为金钱服务，“旋转门”的背后，腐败黑幕重重。

　　87亿身家的富商特朗普将斗法希拉里，竞选美国新一届总统。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假如特朗普真的成为总统，四年之后，特朗普卸任，再次经营他的公司。凭着前总统身份在政府中的人脉，自然会增加他的公司的竞争力。那么，这个算不算权力寻租，算不算腐败呢?

　　当然，这是一种假设。

　　一说起美国民主的弊端，很多朋友都会说，再怎么说，美国的官员不能用手里的权力发财，不能腐败。

　　确实，美国基层人员受到监督的力度确实非常大。但是，对高层官员来说，美国则有一种“旋转门”机制。一些人出则为商，入则为官。这是一种政商一体化机制。“旋转门”背后，腐败黑幕重重。

　　“旋转门”是院外集团游说的新形式。美国人常常用lobby这个词表示院外游说集团。Lobby的原意是走廊、大厅的意思。在游说集团活动早期，当美国议会开会时，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者就云集华盛顿，在议会的大厅、走廊里等待议员们散会，千方百计拉上关系。他们因此被称为“走廊议员”。不过，这种游说方法太古老了。今天，美国上层精英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式的官商一体，权钱合一。形象一点说，类似于中国的“变脸”，一会是官，一会商。这就是“旋转门”。

　　2013年1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雅各布·卢担任下任财政部长。媒体称此人在政界、商界和文化界背景极深，是最有代表性的“旋转门”式人物。

　　来看看雅各布·卢。他早年曾是民主党人，是美国国会众议长托马斯·奥尼尔的资深顾问。1998年至2001年担任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2001年至2006年，他出任纽约大学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曾任花旗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门首席运营官及替代投资部门首席运营官，并在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任职。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卢担任美国副国务卿。从2010年11月至2012年1月，卢转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2012年1月，卢成为白宫办公厅主任。

　　从常理推测，杰出人物自然有过人之处，从政则纵横捭阖，从商则见微知著，洞察先机，做学问则知人论世，高屋建瓴。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嘛。这不无道理。但是，以此来理解“旋转门”现象，则过于天真了。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隔行如隔山，哪能随意“旋转”。

　　旋转门的出现原因很简单，强大的利益集团要控制政府，让政府的决策为它们服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种办法是提供资金，把自己的代言人推进议会、政府。另一种办法是利用前任政府要员在政府中的影响和人脉，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自然形成了“旋转门”的两条通道。一条是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联邦政府并担任要职。第二类是政府要员卸职后进入私人部门任职，如公司高管、基金会主席等。比如，仅1998年期间，美国就有138名前国会议员经审核批准而成为正式注册的游说人，在2001年3月，在任满的国会议员和离职的前政府内阁级官员中，分别有31%和33%都与游说公司或公关公司签了约。由于美国总统四年一届，行政官员的任期短，其身份可以反复转换。

　　“旋转门”背后自然少不了权钱交易。当然，这种交易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君子协定，延期付款。政府要员卸任后成为公司高管，有的时候是大公司要利用他的人脉资源，有的时候是支付该官员在任上给它们办事的酬劳。

　　美国五角大楼官员达琳·杜云(Darleen Druyun)和波音公司最能代表这种关系。达琳·杜云是五角大楼空军部负责空军武器采购的助理部长帮办，执行过大量金额甚巨的政府采购项目，从政府卸任后到波音公司导弹防御系统部门担任副总经理。这在美国官员中很常见。但是，后来，达琳·杜云的女儿与波音公司高管来往的邮件曝光，二者关系才真相大白。达琳·杜云掌握着国防部采购实权。杜云找到正在与国防部谈判的波音公司，希望它能帮忙解决女儿的工作问题。其后不久，她又请波音帮忙给女儿的男朋友再找个工作。这些对波音来说自然不在话下。最后，她向波音公司高层提出要到该公司任职。这样，杜云在退休后一个月内就得到了高级副总裁的位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波音击败竞争对手，获得五角大楼60亿采购大单。达琳·杜云做的这种事在美国应该是司空见惯。只是，从“旋转门”的游戏规则来说，她不该让涉世不深的女儿去做这么机密的事，更不该留下邮件。

　　“旋转门”实际上是官商一体化的机制，其本质是金钱主宰权力，权力为金钱服务，公权沦为私器。“旋转门”打通了政府部门和私人商业部门的通道，一些精英人物双向转换角色，穿梭交叉换位。如果说游说活动还需要游说者在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拉媒牵线，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毕竟还存在界限，那么，“旋转门”则把这二者结合为一体。这些人进入政界就是官员，走出政界就是公司高管。

　　说起来，达琳·杜云还是个小角色，只是掀起了政商黑幕一角。“旋转门”中，大人物很多。就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来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就是个代表人物。

　　从1975年起，切尼担任福特总统助理，兼白宫办公厅主任。1979年，切尼竞选联邦众议院议员获得成功，并担任议员达10年之久。1989年，他在老布什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卸任后，切尼退出政坛经商。1995年，他成为哈利伯顿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这个公司主要业务是经营油田服务和施工业务。随后，哈利伯顿顺利地拿到了帮助科威特扑灭其320口油井大火的合同。哈利伯顿公司的最大子公司布朗·路特公司，获得为美军撤离科威特提供后勤支持。自此，哈利伯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石油企业承包美军海外服务任务的公司。2001年，切尼离开商界，成为布什政府的副总统，直到2009年。他是布什“战争内阁”的核心成员之一。也有人把伊拉克战争称为“切尼的战争”。就伊拉克战争来说，哈利伯顿是大赢家。据《金融时报》披露，截至2013年3月，在美国政府重建伊拉克的投资中，哈利伯顿的下属子公司共获得395亿美元订单，居第一位，遥遥领先。

　　在哈里伯顿的发展中，切尼的官方身份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切尼又收入了多少呢?这算不算公权私用呢?

　　高层的政商“旋转门”，真可谓“窃国者侯”。

　　当然，分析美国的金钱政治，不等于说美国民主制度没有中国值得借鉴的地方，也不等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没有问题，不需要完善。近代以来的历史，一方面是中国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向西方借鉴学习的过程。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是学习的重要目标。但是，在这个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不能从政治哲学抽象的价值观念出发，也不能从政治学的理想模型出发，而是要从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状况出发。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必须承认，西方民主制度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相关制度还是相对成熟，运行稳定。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西方民主制度会在特定的社会，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发生变异，其金钱政治的弊端会恶性发展，甚至演化为赤裸裸的“财阀寡头统治”。

　　这里，我们看一看乌克兰。

　　苏联解体时，乌克兰是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工农业、科技、教育基础较好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实行西方民主制度。但是，现在的乌克兰，不是以经济发展闻名，而是以频繁爆发“颜色革命”著称，近今年陷入陷于实际的内战和动荡中。

　　乌克兰的西方民主制度表皮之下，实际上是财阀寡头统治。这些寡头是苏联解体后产生的。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实力，左右着乌克兰经济政治转轨，影响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将利益触角延伸到乌克兰的各个层面。他们身份多重，不仅是富可敌国的商人，还是政党的组织者、领导者，乌克兰议会议员，政府要员。可以说如今在乌克兰，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已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宰国家金融、经济和政治的工具已经牢牢控制在他们手里。

　　乌克兰显赫的财阀有：

　　利纳特·阿赫梅托夫，乌克兰首富，被称为顿巴斯地区的无冕之王和乌克兰地区党的最大寡头，是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

　　媒体大亨维克多·平丘克，乌克兰著名的亿万富翁，前总统库奇马的女婿;

　　根纳季·博戈柳博夫和伊格尔·科洛莫伊斯基，是季莫申科的支持者;

　　德米特里·菲尔塔什，天然气大亨，季莫申科的反对者;

　　彼得·波罗申科，乌克兰现任总统，拥有生产轿车和公交车的工厂、列宁锻造造船厂、Roshen糖果公司、乌克兰汽车零部件控股公司、《记者》杂志、第五电视频道和其他数十家企业;

　　尤利娅·季莫申科，是乌克兰曾经最大的金融工业集团乌克兰统一能源系统(UESU)公司创始人和总裁。

　　谢尔盖·塔卢塔，乌克兰金融工业集团顿巴斯工业联盟董事会主席，亚努科维奇的反对者。

　　2003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从此激烈的政治纷争不断，政治家走马灯一样的上台下台。在民主选举的政治游戏之下，实际是寡头们争夺财富的斗争。这些寡头不仅掌握着经济命脉，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代理人，还控制着媒体，有自己的喉舌。他们争夺，他们妥协，他们分化组合。西方民主制度成为他们控制政权，扶植代理人的工具。而广大乌克兰民众，则是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在乌克兰这些窃国大盗的纷争中，所谓民主恍如南柯一梦!

【责任编辑：樊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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