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达开的覆灭
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部4万余人到达安顺场。
72年后的1935年5月24日，刘伯承率红军先头部队也抵达了安顺场。
从时间点上看，双方都是在春夏交替之时的雨水季节抵达了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石达开的部队是4万余人，而红军的部队差不多是3万多，但是为什么两军最后的结局完全不同呢？
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需要搞清楚的事情。
此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看到了那本记载着石达开如何在安顺场覆灭的《庸庵文续编》，在蒋介石看来，这完完全全就是一条死路，毛泽东深谙历史之道，如何会走上石达开曾经走过的路呢？
所以老蒋此刻非常自信，红军主力一定会走大路，而不会走上石达开曾经走过的那条小路，假使他们真的走了小路，那安顺场就是红军最后的覆灭之地。
而毛泽东的看法却又不同：红军自从湘江战役以来，有哪一刻不是在生死线上挣扎？哪一条路看起来不像是一条死路？可是路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同样的舞台，不同的指挥员和队伍却能导演出完全不同的剧目来。
《庸庵文续编》里是这样写石达开的覆灭经历的：
当初石达开从西昌往大渡河北上之时，面前也有两条路可走，我们都知道一条是大路，可抵达大树堡渡口渡河，河对岸是富林，可直通成都。
而另外一条就是必须渡过彝族区的小路，这条小路可以抵达安顺场渡口，河对岸是雅安地区。
他们当初也同红军一样，选择的是通过彝族区的小路，那么选的原因也差不多，大路上遭遇敌人重兵围剿的概率更大一些。
但是石达开并没有单独派出一支佯攻部队走大路迷惑敌人，这是其一。
其二，石达开渡过彝族区的方式，就是砸钱，可能是因为不差钱吧，不像红军那么穷，所以他选择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使劲砸钱。
当他给了彝区首领一笔可观的费用之后，部队得以安全平稳的渡过了彝族区。
可是问题也出在了这里，当清军意识到石达开部全都集聚到了安顺场以后，也用同样的方式，给彝区首领也砸了一笔钱。
这样一来，彝区首领不仅收了两份钱，还反过来帮助清军阻断了石达开的后路，与清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对石达开的包围圈。
其三，当石达开到了安顺场以后，在一次强渡的过程中，已经渡过去了一万人，剩下的部队当天无法渡完，结果他又把那一万人给渡了回来，理由是——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倘官军卒至，此危通也，不如俟渡。
那么看，石达开简直就像个逗比，你既然有能力把渡过去的一万人重新渡回来，为什么不选择再渡一万人过去？
难道你非得一天内全部渡完？那要是一天内渡不完，难不成就全军等死？
其四，当部队再一次企图强渡的时候，石达开的一个妻子在大渡河边生了一个儿子，结果全军停止渡河，竟然在大渡河边“庆贺三天”，等到三天一过，河水暴涨，从而错过了渡河的最佳时机。
最终，石达开率领的这一部太平天国起义军被困在了安顺场，清军连日发动进攻，起义军苦战数日后弹尽粮绝，终于覆灭于安顺场。
石达开命令士兵把他的五个妻妾全部扔进大渡河，以自己的一死换剩余的数千农民军的生存，可惜最后石达开被凌迟，投降的起义军也被全部杀死。
这就是《庸庵文续编》里记载的石达开覆灭的大致过程，我们说历史史料有时候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我们需要自己去分辨。
如果单从这个记载来看，大家会觉得这个石达开不仅愚蠢，简直昏聩，是他的无能最终导致了4万起义军的覆灭。
他愚蠢的地方在于“不敢分兵”，明明已经渡过去一万人，却又因为害怕分兵而把那一万人又渡了回来。
昏聩的地方在于其落后的官僚享乐主义思想，大军已经危在旦夕，他居然还有心思给他刚出生的儿子庆祝三天三夜。
然而历史真的如此吗？这样解释历史真的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吗？
我们暂时不做结论，而是先看看红军在同样的境况之下，他们是怎么选择的？
二、
十八勇士
刘伯承带着先遣队到达安顺场，负责守卫安顺场渡口的只有川军的一个营，留给红军的时间并不多。
一旦他们在安顺场渡河的企图暴露，川军杨森部只需要四天左右的行军路程就可以赶到安顺场。
而紧随其后的薛岳部，此时已经过了德昌，距离安顺场路程只有八天左右。
而安顺场一带三面环山，一面背水，一旦川军杨森部和薛岳的中央军将红军合围，那么红军将面临同石达开一样的下场。
换句话说，留给红军的时间最多也就是八天左右。
刘伯承当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找到渡船，并抢占渡口。
而在此之前，老蒋早就命令大渡河所有的渡口守卫队，将南岸物资全部转移到北岸，并烧毁南岸的房屋、船只，坚壁清野，誓要将红军剿杀于大渡河南岸。
同样的一幕是不是很熟悉？
是的，在巧渡金沙江的时候，老蒋也下过一模一样的命令，结果当时是因为金沙江的江防队长汪保卿私自留下了两条船做生意，结果这两条船落到了红军的手里。
而这一次国民党内部同样给红军留了一条船，这条船是邓秀廷手下的一个营长赖执中，他因为大渡河南岸的很多房屋是他自己的，所以舍不得烧掉。
此前他已经收到消息，说是通往大渡河的那条大路上，大量出现红军的身影，其实那是左权和刘亚楼的佯攻部队。
所以赖执中心里存着一丝侥幸心理，以为红军多半会走大路，不会走小路到安顺场来。
因此，当接到命令的时候，他并没有下令烧毁房屋，而是想着再等等，等红军真的来了再烧也不迟，为此他还单独给自己留了一条船，以防红军真的来了，他可以乘船逃到北岸去。
可是他压根没想到红军来得那么快，而且隐秘迅捷，于是这条船也落入了红军的手中。
当晚，一团团长杨得志和营长孙继先，共同挑选了17名突击队员，加上孙继先本人，一共18人组成了突击小组，用赖执中留下的这条船，强渡大渡河。
这18个人，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凌晨时分开始强渡。
大渡河南岸，我军的机枪手和迫击炮已备好，当18个突击成员开始抢渡之时，我军火力朝着对岸猛烈射击，掩护突击队员。
对岸那一个营的川军发现红军开始抢渡以后，也开始朝着南岸和河水里射击。
双方火力都十分猛烈，因此渡河的过程就显得十分漫长，这是红军找到的唯一一条渡船，要是此次抢渡不成功，那么不仅牺牲了战士的生命，而且渡船也就没有了，后果真是难以想象。
所以，南岸的红军也十分紧张，一颗子弹都舍不得留下，拼了命的把所有火力全部用于攻击对岸的川军。
那个迫击炮连的连长赵章成，以往每次开炮之前，都要先祷告一番，但是这一次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当突击队刚下河的时候，他的迫击炮弹也开始朝着对岸川军阵地发射了出去。
其中两发炮弹，不偏不倚的打在了川军队伍的正中心。
吹冲锋号的战士也一刻不敢停下来，生怕一个喘息泄了红军的士气。
一个小时以后，大渡河安顺场渡口北岸被红军突击队占领了。
刘伯承让人四处寻找船只，看看是否还有遗留下来的渡船可用，可是这里却不比金沙江的皎平渡，周围数十公里以内，仅仅有几十户人家居住，根本不可能找到多余的渡船。
好不容易找到三条小船，可是早已破损，即使修补好了，也未必经得住大渡河这种急流的冲击。
大渡河水湍急异常，远非金沙江和乌江可比，别说架设浮桥，就连一棵木桩也无法定到河水里。
就是大船也得先往上游拖100米，然后奋力摆渡，最后才能勉强抵达对岸正前方的位置。
三、
分兵泸定桥
当毛泽东来到安顺场渡口的时候，立刻就明白了石达开兵败于此的真正原因。
要想在这里用一两天的时间，将4万人的队伍渡过大渡河，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红军找到的这条船单次可以摆渡30人，一个来回至少一个小时，即使是用渡金沙江时找到的大叶船来渡河，一次可容纳60人，那么要想将一支四万余人的部队在一天之内，全部渡过大渡河，至少需要27条同样可容纳60人的大叶船同时开工，昼夜不息的连续工作24小时方才可行。
而安顺场周围几十公里内，百姓人家不足百户，怎么可能找到27条大叶船？
而且就算你找到如此之多的船只，像大渡河这样湍急的水流，一次渡河至少需要4个船工摆渡才勉强可行，你又上哪去找那么多熟练的船工呢？
更何况，大渡河上旋涡礁石众多，夜晚摆渡本就危险，你怎么敢要求船工们连续摆渡24个小时，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由此可见，那本《庸庵文续编》里记载的历史，有很多都可能是欺世之作。
至少对于石达开来讲，他无法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的根本原因，就是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你就是换了毛泽东来，结果也是一样，他也无法将4万余人的部队在短短一两天的时间内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
至于他给刚出生的孩子庆祝而白白耽搁了三天时间，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从结果上看，都不影响他无法渡过大渡河的事实。
所以，你要非得说是因为庆生的事情，使得最后石达开的起义军兵败安顺场，那咱也无话可说。
与这个原因相比，如果说石达开部真的有希望渡过大渡河而又最终失败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真的，此人不敢分兵。
我们对比一下，当毛泽东面临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之下，他是怎么做的？
红军此时全军近3万人，但是别说27条大叶船和众多的船工了，就是一条大叶船他们也无法搞到。
此时安顺场渡口，除了三条还在维修的破船之外，能够投入使用的就只有那一条一次可渡30人的船，你要是照这个速度，别说数天之内，就是一个月其实也是无法渡完的。
而薛岳的中央军，最多十天的路程就可以赶到安顺场。
于是，一个新的渡河计划，立刻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形成了。
红军主力在安顺场这里，兵分两路。
其中，大部分的主力组成左纵队，由林彪率领，放弃在安顺场渡口渡河，而是直接从南岸出发，向着大渡河上游的另外一个渡口奔袭而去，这个地方叫泸定桥，一旦抢占了泸定桥，那么主力部队就可以迅速渡过大渡河了。
而另外留下了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继续在安顺场这里渡河，等他们渡过去以后，立刻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和聂荣臻指挥，在北岸同样沿着大渡河的上游——泸定桥奔袭而去，在那边巩固泸定桥对岸，协助主力部队从泸定桥渡河。
这个方案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所作出的一个危险的决定，但又是唯一可行的决定。
首先，毛泽东并不能肯定此时的泸定桥是否完好，即使那座桥并没有被破坏，红军也无法确定对岸有多少川军守在那里。
其次，从安顺场到达泸定桥有一百六十公里的路程，沿途情况一概未知。
其三，一旦从泸定桥渡河失败，那么红军将再次被一分为二，前途实在是黯淡渺茫。
所以这个决心并不容易下，但是当毛泽东到达安顺场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已经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
而且，他已经做好了从泸定桥渡河失败的准备，之所以把干部团留在安顺场这里渡河，就是希望至少可以保存干部团的火种，如果主力部队不能从泸定桥渡河，那么就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干部团去四川独自开创一个局面。
这个干部团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他们可不像今天企业招的什么“储备干部”、“管培生”之类的，而是切切实实的从红军中挑选出来的最能干，最有潜力的年轻人，放到学校里学习深造以后，立刻就要投入红军中担任指挥员的骨干人才。
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这个决定又一次把红军从绝境之中拉了出来。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毛泽东敢于分兵？而石达开就不敢呢？
有人可能说，石达开或许压根就不知道在大渡河的上游，还有一座泸定桥的存在。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如果说历史上真的发生了石达开把已经渡过河的一万人又拉回来的事情的话，那么我更愿意相信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石达开确实不敢分兵。
表面上看，分兵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从本质上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分兵和集中优势兵力一样，都是很有难度的，它的难度就在于，这支军队是否能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指哪打哪。
不管分兵还是集中优势兵力，这都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军队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军委的指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否则就容易出问题。
对于红军来讲，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博古等人，从来没有人说是把军队看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所以毛泽东直接把干部团配给了刘伯承和聂荣臻，万一主力无法渡河，就由他们独自开展局面，这个安排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你换到太平军里，那就不同了，什么天王、东王、西王、翼王的，有哪个不是把军队看作了自己的私有财产？
如果不是如此，石达开也不至于率军出走南京，也不会沦为彻彻底底的孤军。
而我军呢？看似孤军作战，其实在四川北部还有一支红四方面军在作策应，要不然川军留在大渡河的防守力量也不会如此薄弱。
所以石达开不敢分兵的原因并不复杂，既然整个太平军里能分什么天王、东王、西王的，那石达开的队伍里，难道就没有派系吗？
这兵要是分了出去，那还是不是自己的可就不好说了，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解释，我们才能找出石达开真正不敢分兵的原因。
所以在井冈山时期，一直延续到苏维埃时期，毛泽东一直强调“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为此无数次开展党内斗争也要维护这个建军原则，到了实践之中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作用和魅力。
而对于石达开来讲，客观条件固然困难，但是从主观原因上讲，根本的还是在于农民起义军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不管是从给彝族首领送钱也好，还是不敢分兵，甚至石达开真的为了给孩子庆生耽搁三天等等，无一不是农民起义军自身的局限性造成的。
当初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特意强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
没有这条件，农民就无法摆脱身上的这种局限性，其结果也必然走向失败。
那么，红军主力最后是如何从泸定桥渡过大渡河的呢？这就是那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飞夺泸定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