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和梁漱溟是好友。
两位好友术业各有专攻，蒋百里从事兵学研究，梁漱溟专注乡村建设。但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爱国忧民，关注时局。
据梁先生回忆，抗战之前，日寇在华北大搞“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前后，俩人就一起议论过抗战爆发的前途——
他（指蒋百里）素来熟悉日本事情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他首先对我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自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在惹事生非的日本人自己。他断言华北纵然有失，为时甚暂；就连失去的东北，将来收回亦不成问题。理由是国际情势转变甚快，说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机会到来。不过外面机会虽不难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们自己没有准备，不成一个力量，不能加以利用，仍然不行，等等。结论就在中国人要努力。
他原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谈得最多的自是将来的战争问题。他说到他的观察有这么几点：
1.中国民族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
2.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确。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当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起来。
3.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不稍放松。诚如古话“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被外族征服，非第从种族上抱亡国之痛，更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灭亡（外族辄俯从中国文化以此）。力量往往为保卫民族文化一念而显发出来。
他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而要可归类于人的条件和物的条件两大方面。物的条件如武器、如地势、如经济资源，等等；人的条件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和不和、士卒的士气，等等，亦包含很多。两面关系皆很要紧，但总以人为主为先。因为物总是靠人来运用的。在一次战役上，将帅才能关系最显。但战争规模太大了，年月拖长了，那就是多数士卒的关系重大。而将来的中日战争可能是场面最大、年月最久的，为战争史上所少有。那末，战士群众的关系重要性将居第一位。
士卒优劣长短如何，自又有许多点可论，例如其体力、年龄、文化程度及其技术精熟与否，但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要紧。大概以战士对于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认识，而从内里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在各不同的社会，其人作战心理就不同。譬如游牧民族或者工商业社会，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昧，而农业社会则否。农业社会只在自卫性的作战上乃发得出力量。前面说过的三点，均系指出中国人在那些作战上才亲切有力。这即是说：对自卫作战亲切，对侵略则否；对国家不够亲切，而保卫地方则很亲切；对种族成见不深，而文化理念颇强，愿为之而死。作战不止一次，敌人的优长点在一次表现，在二次、三次表现，但决不能永远表现下去；我们的优长点，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表现……总不能永远不表现出来。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胜于最后。[1]
蒋百里先生的这番议论，的确是言之有理，而且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这在当年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且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蒋百里还非常看重未来抗战中山东的重要战略地位的性。
他又说： 在他看来，全国形势以山东半岛为最关重要的一个地方。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则中原（北方广大平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山东并且屏障徐、海及其以南地方。[2]
抗战爆发后，“八一三”抗战之前，这对老友均被国民政府聘为“最高国防会议参议”，又在上海相聚。梁先生回忆说，这个时候的蒋百里仍然一派豪言壮语，给他打气鼓劲：
此番到沪听他谈话，知他于抗战前途充满了信心。
他总是说：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究竟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同他（指日军）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是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3]
“八一三”打响后，蒋百里自请去他历来很看重的战略要地山东视察防务，梁漱溟也要去山东处理“乡建三年计划”的相关事宜，于是又同行去了山东，面先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
（8月）21日，我们离徐，次日（22日）抵济南，有民政厅长李树春奉韩命来站候接。李陪百里去石泰岩饭店下榻，我去省府见韩。韩遁问：他（指百里）干什么来？我答说，他来视察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了吗？韩的神情似乎不满意这个答复，认为这是打官话非实情。我只得把百里一向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地位关系，此来纯生于他自动要求的话告诉了韩。当我提到百里说过的那些话，我们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同时，控制着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徐州江北在我于，南京便得其屏。韩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4]
此时的韩复榘对坚持山东已全无信心，这不仅让致力于“三年乡村建设计划”[5]书生梁先生很是失望，实际上也否定了兵学大家蒋百里对山东重要战略地位的看重——
韩随后就说出他自己之所见：日本人力量强大而我们种种缺点太多，大战既起，中国东半部广大地区不论北方或南方都非沦人敌手不可，死力拒守亦是白费力。中国现在只有西撤，撤至平汉路（当时的名称）以西去，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外国人也起来打日本，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不然是不行的。一句话：仗得在末后打。[6]
被很多后人传作“蒋百里抗战战略”之一的“平汉路以西决战”，其著作权人原来是韩复榘——这位已经在为自己后来放弃山东之责作开脱的准备了。
尔后，韩复榘又单独约见了蒋百里。
这次约见后，蒋百里又对梁漱溟谈了约见的情况及自己的见解：
他倒说韩之所见并没有错，我不免有些诧异不解。然后他给我讲明其中道理，他说，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非有待国际大势变化不可了。所以撤至西半边去，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图收复，这些话自然是都没有错。不过单是这样讲，却很不够。单是靠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呢？须知反攻战胜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于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紧要问题：
㈠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样地撤？
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国一直不像个统一的国家，若一旦败退更见分崩离析而不是有领导地稳步地西撤；或是撒到西部闹不团结，缺乏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那就有了国际机会到来，怕亦无用。
㈡等待机会反攻，要看怎样地等待？
反攻要做准备工作，不能静待反攻。准备亦不能撤到西部之后再做，要从西撤那一天起就准备东反。更确切地说：未曾西撤，先即准备下了东反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来说，西部有西部的准备工作，东部有东部的准备工作，撒到西部并非就放弃了东部，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前一问题侧重于上面军政（外交）领导之协和统一；后一问题则转重在下面广大的东部地方留在敌后的民众组织活动。问题会分为两个，实是一体相联的事情。他点出他一向说的，“我们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则中原地方非敌人所得而有”，既指正规军说，亦指非正规军（游击队）而说；既指西撤前说，亦指西撤后而说。[7]
由此可见，蒋百里对韩复榘的看法是有保留的，保留部分恰恰是对的韩氏“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批评！蒋百里认为：“单是靠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呢？须知反攻战胜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
——笔者认为，这是蒋百里先生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已经隐含着对国民政府抗战战略中消极一面的批判。远胜于被网络大忽悠@萨苏 子虚乌有编造出来的“中国抗战总战略”，要V5得多得多！也比所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能与他和”这种被动无奈的意气之辞，要V5得多得多！这与毛泽东“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相当接近——注意，笔者说的仅仅是“接近”而不是等同，毛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强调和强化，还是要高出蒋百里N个档次。
而且，蒋百里对“西撤战略”的忧虑，恰恰不幸而言中！
而且，蒋百里对山东重要地位把控的预判，又恰恰有幸而言中——只不过，这个预判是由共产党人来变成现实的。
然而，老友蒋百里并没有让书生梁漱溟释去心中之惶惑——理由无他，蒋百里对“西撤战略”的忧虑，不幸而言中了！此后的战局发展，每况愈下，梁先生心中之惑也越来越大。多年后，已进入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梁老先生对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恺（Guy S.Alitto）谈及了当年的心境：“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8]
1938年1月，带着满肚子悲观和疑惑的梁漱溟先生来到了延安，与毛泽东作了彻夜长谈——
退到武汉的时候，我取得蒋的同意，我说我要到延安去看看。到延安去看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悲观的，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我就想看看共产党是不是有办法，我就这样去。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9]
关于这次谈话的效果，梁先生在自述中写道：
我在那时（1938年1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昕，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10]
艾恺先生也称：
对于战局，梁漱溟当时是沮丧悲观的，战争的前六个月，日军几乎是随意进退，攻占了中国大部分重镇和铁路。中国则尚需赢得一场重要的战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竟然改变了梁漱溟的思想（这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漂亮仗）。“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11]
就这样，从兵学大家兼好友的蒋百里处未能得到的抗战信心，在毛泽东这儿得到了——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并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您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料。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国内与国外、敌、我、友三方面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
毛泽东讲得那样入情入理，致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我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梁漱溟心里不由地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漱溟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但从来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的谈话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12]
梁老先生，很可能是亲聆毛泽东对《论持久战》系统阐述的第一人！
《论持久战》，既是一本军事著作，也是一本哲学著作。其论据之充分，逻辑之强大，语言之通俗与精彩，文笔之雄辩与深刻，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都甚称首屈一指，无人能及。至于毛泽东是怎么让梁先生信服从而对抗战前途产生信心的，笔者把这个问题留给各位朋友——各位朋友不妨自己去读一读《论持久战》，自己去求得答案，解得疑惑。
明儿个是毛泽东同志的诞辰，笔者谨以此文纪念之，并建议有心者——特别是军迷，再重读一遍这篇著作。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对这位已故老人的最好纪念方式。
注释
[1]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47～第148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2]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49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3]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50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4]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55～第156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5]梁漱溟在抗战前与山东省主席韩复集刚好订有一个“三年计划”，以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为主，为中日关系一旦破裂而做准备。
[6]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56～第157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7]梁漱溟：《我所知道的蒋百里片断》，《蒋百里全集·附录》第157～第158页，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8]《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恺采访）第80页，东方（中国）博奥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1版。
[9]《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恺采访）第80页，东方（中国）博奥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6月第1版。
[10]《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1941年于香港）》，《梁漱溟自述》第179页，漓江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1]《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美]艾恺著）第29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12]陈东林：《七十多年前梁漱溟延安讨教毛泽东》，《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