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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时评

「八百壮士」里的「红小鬼」

发布时间:2020-08-20 来源: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作者: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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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战斗后,撤入租界的“八百壮士”
 
湖北有个通城县,武汉有个“老通城”,但此“通城”非彼“通城”,完全两码事。
 
以三鲜豆皮闻名天下的老通城,其实最初人家叫“老通成”,创始人曾厚诚先生是汉阳县人,跟二百公里外的通城县,毫无关系。
 
湖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即便是作为武汉餐饮业的龙头老大“老通城”,也不甘人后。第二代竟然全部参加先后革命工作,大姐曾子平和幼弟曾幼诚都是老新四军,前者是情报战线的巾帼英雄,丈夫是朝鲜籍的敌工部长,入党介绍人却是这位“大小姐”,而后者则是皖南浴血突围出来的钢铁战士。
 
“老通城”的故事,我们容后再说,今天我想讲一位通城籍“红小鬼”,成为“八百壮士”之一分子的跌宕人生。
 
位于鄂东南的通城,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革命传统相当深厚,曾经是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就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秋收起义”最早的烽火就是在这里,由罗荣桓同志亲手点燃的,由此拉开了全省,乃至全国农民秋暴的序幕,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县。随后作为党代表,25岁的大学生罗荣桓,带领农军参加了二十八画生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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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年后,罗荣桓元帅回忆当年,说:
 
“‘马日事变’后,鄂南暴动,有些党的骨干逃出来了,上海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城市里存在不住的也跑到军队来了,所以一些政治骨干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大学生。党代表有我一个,我是从武汉大学出来的。我搞的通城暴动,当时就是气愤,不服气,搞了几百支枪。”
 
农军离开通城后,白色恐怖再次袭来,但这并没有吓倒革命者,更不能阻挡革命的火种复燃。
 
隐蔽在通城岳父家,以挖中药材为名,秘密进行地下工作的原蒲圻县委书记沈国祯,深入到黄袍山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并拉起了一支三百多人枪的赤卫队。随后同为湘鄂赣特委特派员的毛贲虎,也来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
 
这两位播火者,都是学生出身。
 
武秀才的儿子沈国祯,毕业于湖北蒲圻唯一的县立初级中学。整个民国,蒲圻没有高中,算上私立的初中,也仅有三所,而且经常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办;毛贲虎是湖南平江县立中学师范班的学生,平江的教育资源与前者绝对是难兄难弟,虽然后来办了高中部,却也经常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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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他们,不过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而在那个每年招生不过百多人的时代,他们绝对是县城里的精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将肩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登上中国现代史的舞台,然后迅速分流,成为革命或反革命的一员。
 
是选择成为共产党员,和人民一起推翻三座大山,改天换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还是选择加入国民党,和各路压迫者一起,成为反动派中的新贵,拼死维持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盘死局?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在通城和当时的中国,正随时上演。
 
没有当上小学老师的毛贲虎,在通城却成了我党理论的最佳宣讲师,发展了大量贫苦农民加入组织。大家觉得“小毛先生”,这个年轻后生,不但待穷人彬彬有礼,而且能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即便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黑脚杆子种田佬,也能听得懂,听得兴致盎然。
 
黄袍乡(今属塘溪镇)望湖洞万家屋,一位叫万顺富的中年农民,经常追着去听小毛先生讲课,哪怕翻山越岭,以致废寝忘食。遂投身革命,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老万知道只有跟定共产党,黑脚杆子种田佬才有出头天,他们的孩子才能不再是睁眼瞎,不再世世代代给地主老财当牛做马,却难得温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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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顺富是个苦出身,父亲常年为地主做长工,自幼随父务农,种地主佃田,农闲帮人装石灰窑,上山打柴。
 
此时此刻,通城以北,三百公里外的鄂东麻城许家洼(今属河南新县),一位叫许存义的农民,也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狼心狗肺的地主老财,宁愿粮食烂掉,也不肯借给我们穷人!这世道再不翻过来,哪还有我们的活路啊?”
 
要想有活路,就得干革命!
 
许存义的侄子,22岁的许仕友就是这样想的,他入了党,参加了农民义勇队,39岁的万顺富也沿着许仕友这条路,入了党,参加了农民暴动委员会,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如果你说22岁的小伙子是“孟浪”,是“思想不成熟”,但39岁可不是个好“忽悠”的年纪。在1930年前后,对贫困山区的贫苦农民而言,这绝对是个“高龄”,毕竟中华“民”国是个平均寿命,只有35岁的人间“奇迹”时代。
 
1930年夏,已经是乡党支部书记的万顺富,以全票当选通城县黄袍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乡亲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不但跟地主老财,跟白狗子死磕,还为穷哥们大办实事,一口气创办了四所列宁小学,专门招收穷人子弟,免费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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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再是有钱人的特供,在整个苏区,我党都积极推行义务教育,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
 
“努力恢复列宁小学和创办列宁小学,凡满六岁的儿童至十六岁男女实行强迫教育。”
 
不但县里要有省直属列宁小学,各乡还必须有列宁完备小学,各村也要有列宁劳动小学。
 
落实效果如何呢?
 
我没有通城县黄袍乡的数字,却有二十八画生同志,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于1934年1月22日的“二苏大会”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苏区的教育成绩单。
 
“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
 
换言之,每个乡都有一所小学,有至少30名学生。
 
“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内男12076人,女8893人),进入列宁小学的12806人(内男生8825人,女生3981人),失学的8163人(内男3251,女4912)。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与四十,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百分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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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大家也许想不到,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域,素有“文宗渊薮”,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小学入学率也不过13%。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教育凋敝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顺便说下妇女教育,我党更是把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废柴,远远甩在身后。苏区当时针对成年文盲的各种夜校和识字班中,有的地区,妇女能占到69%!
 
即便是“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官兵,也感到了这种震撼,一名十九路军的士兵,回忆在兴国县看到的苏区教育时,说:
 
“他们到处办学校,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村子里,他们也办起了小学。到兴国的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小茅屋里的学校,尽管他们很穷,却有许多书,他们出版他们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但我们的军官,下令要把这些书烧掉。我们总是捣坏并烧掉他们的学校,因为我们的军官说它们是红军的中心。”
 
你们这些“红脑壳”,竟然让这些几千年来当惯了“睁眼瞎”的穷棒子上学读书,这不是毁灭“传统文化”,打破老爷们的知识垄断吗?既然如此,那就得毁灭这些穷棒子心里的火焰,不然还不得翻了天,乱了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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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问题来了:
 
换了你是“民”国老百姓,是选择自己当文盲,孩子上不起学,还是选择捣毁穷孩子们的学校,烧毁他们的课本,亦或是拿起枪杆子,捍卫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呢?
 
无数个万顺富和他们的妻子、孩子,毅然选择了后者。也正是无数个万顺富和他的男女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最终把这种基本人权和自由,从苏区推行到全中国,并写入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属于亿万劳动者,而非那些魑魅魍魉的人民共和国。
 
万顺富成为坚定的苏区保卫者,即便是在主力红军走了之后,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何加全叛变,几乎把通城红军独立营全部断送给敌人的关键时刻,他仍牢记共产党员的责任,带领部分同志杀出重围,重建革命武装,坚持对敌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对万顺富恨之入骨,不但悬赏三百大洋,要他的脑袋,还杀害了他六十多岁的老父亲万昌友,再将其独子万连卿,关押到县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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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县长贾廷申写信威逼利诱,万顺富只回敬了一句话:
 
“让我投降,除非海水倒流!”
 
1935年8月,万顺富潜回家中,准备继续发动乡亲,可还没刚进屋,地主武装“铲共团”就扑了上来,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45岁。
 
为什么万顺富斗争如此坚决,连个人生死和全家灭门,都不怕?
 
另一位湖北农军战士许仕友如是说:
 
“我们这些泥腿子站起来了,说话响了,还不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我们手上有了枪杆子。放下枪杆子,就等于放弃了一切,没有枪杆子,我们就要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与其等待那些刽子手杀上门来,还不如提着脑袋去杀出一条生路。干革命总是要死人的,杀头不过碗大的疤,不死就要干共产党,就要同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干到底!”
 
万顺富牺牲了,他的独子万连卿,被捕时还不满16岁,长期担任过儿童团团长,是个“红小鬼” 。贾廷申曾命他给父亲写劝降信,遭到拒绝,宁死也不能背叛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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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老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如果这是个标准版本的革命故事,后续发展肯定是贾廷申要杀万连卿,斩草须除根,而红小鬼必然胜利大逃亡,继续革命,最终等来了当年的红军。
 
可是真实的历史,远比影视剧更有戏剧性。反共非常坚决的刽子手贾廷申,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觉得万连卿还是个小孩儿,人也机灵,不仅没杀这个红小鬼,还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后来“纵‘匪’溺职,撤职查办”,也不忘把万连卿送到县保安大队一中队当了兵,说:
 
“你一个孤儿,在这里总有碗饭吃了。”
 
1937年9月19日,那是个中秋节,距离淞沪抗战爆发,已经一个月了。通城县保安大队的两个中队,经武汉的短暂集中整训后,随湖北保安第五团作为补充兵,在10月上旬,到达上海,旋即被编入88师524团1营。
 
该营已与日军鏖战了两个月,原有的江浙和安徽兵,基本损失殆尽。虽然先后补充四次兵员,可每个连队,也仅剩下五、六人。二百多通城兵一来,实际四百多人的“八百壮士”里,等于一半都是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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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兵里,除了万连卿这样的“红小鬼”,还有什么人呢?
 
我再讲两位:
 
原通城县保安大队三中队长,四行保卫战时的524团1营3连长石美豪,“通共分子”。
 
曾计划发动兵暴,把人枪都拉去参加傅秋涛的红16师。后被发现,因大家守口如瓶而查无实据,才躲过一劫,被关禁闭一个月,直到部队开上抗日前线的前夕才被放出来,并继续担任中队长,以“戴罪立功”。
 
下士机枪手卢鸿信,差点参加红军的原保安大队士官。
 
曾带上十名士兵,携全套枪械弹药哗变,投奔红16师。可红军一时不知其底细,生怕是敌人的诱饵,未敢贸然接纳,说我们三天时间,调查清楚就接你们上山当红军。就在此时,保安大队抓了他哥,说不把人枪弹药全须全尾带回来,就杀你哥!没办法,这才回去,又被编入四行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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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万连卿,则在谢晋元身边,担任勤务兵,直到谢晋元烈士牺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万连卿、卢鸿信等“八百壮士”,被日军关入上海、南京、杭州和安徽裕溪口的集中营,有的甚至被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苦工营。
 
其中万连卿于1942年,从南京孝陵卫的集中营逃出,上了句容茅山,巧遇新四军,也就是当年的红军。原本这是个“回归”自己队伍的绝佳时机,参加淞沪会战的被俘红军战士,就有人千里辗转走武汉,再北上延安,回归八路军的。万连卿一同上茅山的孤军,也有留下来参加新四军的。
 
可偏偏万连卿,这个根正苗红的“红小鬼”,鬼使神差,不愿留下来,坚决表示要回到中央军88师,自己老部队去。也许在他看来,新四军装备太差,“皖南事变”后又被取消番号,成了“叛军”,如今夹在国军和日军双重打击之间,难免不重蹈父亲当年那支游击队的覆辙,还是跟着中央军,更有保证,也更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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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是捆绑夫妻,井冈山下的文家市,二十八画生同志就这么定的我军基调,所以给了路条和路费,欢送出根据地。
 
新四军穷啊!每人八个铜板,这让万连卿既感动,也感慨。
 
万连卿辗转回到88师,这个师当时归属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随后赴缅作战。抗战胜利后退伍,经谢晋元夫人凌维诚介绍到京沪区铁路局警务处当了警长。
 
您可别小看这里,当时的警务处长是军统大特务王兆槐,此人既是谢晋元的黄埔四期同学和结拜兄弟,更是戴笠的心腹和杜月笙的徒弟,不但双手沾满我党英烈的鲜血,《申报》的史量才被暗杀,是他打的关键一枪,韩复榘也是他设计诱捕的。
 
京沪区铁路管理局负责管理京沪、沪杭两线及淞沪支线侧线,即南京、上海和杭州周边地区的铁路运输,整个警务系统完全是军统的势力范围,抓捕我党地下工作者,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样样少不得。所以万连卿在解放后,被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车排子垦区劳动,已经是相当宽大了,毕竟他既是“八百壮士”的一员,更是红军英烈的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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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对“八百壮士”相当薄情,多数“壮士”没有万连卿找工作那么容易,身体健全的还能自谋生路,在马路上摆气枪打气球,在上下坡帮人推车拉车……
 
最惨的是伤兵,只能流落街头,毕竟连谢晋元烈士的遗孀和遗孤,都没人管。倒是解放后,我党给予谢家各种照顾,凌维诚曾为此给海外亲属写过一封信,说:
 
“十余年来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母子的不幸命运随着大陆的解放而永远成为过去。先夫谢晋元抗战不屈,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也只有在解放后才能受到重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母子处处关心,我被聘为虹口区政协委员,给了我崇高的政治地位,政府还每月发给我60元生活费用,并且还安排我在幼儿园工作,进一步照顾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我的子女也被送到适当的学校读书,一个个受到很好的培养教育,一切都没有要我操心,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这是我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倘不是人民政府的关怀照顾,你们想有这可能吗?”
 
除了谢家,“八百壮士”滞留上海的,只要没有血案,没参加反动组织的,都被介绍了工作,或者安排返回原籍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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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末,谢晋元遗孀凌维诚与儿子谢继民和孙女在一起
 
一位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回国的“壮士”,也是通城人的毛炎炳,辗转回乡后,1950年报名参加志愿军,投身抗美援朝战争,再次拿起枪,跟侵略者搏杀,当时他已经43岁。
 
这是“八百壮士”的光荣,也是通城人民的光荣。
 
最后我想交代一下,出场人物的结局。
 
万连卿退休后,从新疆返回通城,住进了幸福院,安享晚年,2001年去世,享年84岁。去世前他要求埋在父亲万顺富的墓旁,乡亲们为这对父子修了合葬墓。
 
墓碑上刻着:“革命烈士万公顺富、八百壮士万公连卿”,旁边一副对联:“土地革命创伟业,淞沪会战传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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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壮士”中的志愿军老战士毛炎炳同志,参战两年后复员,1975年去世,享年68岁。
 
石美豪不知所终,卢鸿信回到了通城,活到了九十年代,也算高寿。
 
谢晋元烈士夫人凌维诚,1991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4岁。去世后和丈夫合葬于宋庆龄陵园,即“万国公墓”。他们的幼子谢继民,作为抗战英烈子女,参加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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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英烈谢晋元之子谢继民(站者)在受阅彩车上
 
参加红军的湖北人许仕友,后来被二十八画生同志改名为“许世友”,成为开国上将。
 
贾廷申后来又复任通城县长,接着追随汤恩伯,抗战胜利后以少将参议退伍,1949年逃台,补选为万年“国代”,1978年去世,终年87岁。
 
王兆槐逃台后,既是万年“国代”,又出任“交通银行”董事,1986年去世,终年81岁。
 
此外,我还想特别提到两位通城的播火者,沈国祯和毛贲虎烈士。
 
1934年2月,时任蒲圻中心县委委员、红军游击干部校长的沈国祯同志,牺牲于在江西铜鼓与修水交界的黄狗坑,时年34岁。
 
1933年11月,时任红5师13团政委的毛贲虎同志,牺牲于第四次反“围剿”的硝石八角亭战斗中,时年28岁。作为红三军团军政双优的政治干部,彭老总的爱将,跟他搭班子的团长,就是开国上将李天佑,而他牺牲后继任政委的则是苏振华,又一位开国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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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二十八画生同志亲自起草了碑文,并由周恩来同志书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林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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