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杂谈

摘自《五十年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亚洲第一”论者认为是杜鲁门政府把中国丢掉了。这种论点只在一种情况下才能站得住脚，那就是人们首先要接受他们的假设——美国有资格谈论丢掉中国的问题。这种观点产生的基础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假想：美国一贯对中国很亲善。该想法源于1899年“门户开放”政策。当时欧洲国家想把中国纳入自己经济利益的轨道，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美国的这一举动给人留下了关心中国领土完整的开明印象。虽然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着广泛的文化与教育联系，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怎么执行门户开放政策，因为这样做无论如何都会被人看作一个迟到者在自私地向中国索取经济利益。在其他方面，美国也没有做出什么可让中国感恩戴德的事情。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法和对在美华人的虐待，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两国关系摩擦不断的根源。当日本在远东称霸的欲望日渐强烈之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援助也不是太多。在美国的支持下(诚然有些并非出自本愿)，日本通过有损中国利益的凡尔赛和约(1919)获得了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特权；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中国东北地区)，美国也只是在口头上提出了抗议；后来，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罗斯福袖手旁观，并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

随着1940~1941年美日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华政策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际上美日关系恶化的起因是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不断蚕食。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之间的“特殊关系”建立得未免迟了些；考虑到中国内有国共两党之争，外有中日两国之战的困境，可以说这种关系来得太迟了。一旦决定把中国纳入反轴心国国家的各个委员会，使其逐步强大起来，美国就面临着是否支持蒋介石这位领导人的问题，后者对政权的把持显然不大牢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和战争刚结束那几年，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他们对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该持怎样的态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华盛顿从中国收到一些内容相互矛盾的建议。赫尔利大使(1945年1月被任命)建议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如果说赫尔利也承认该让共产党发挥点作用，那也是按照蒋介石的条件。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几位参赞，如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和约翰·佩顿·戴维斯，都对蒋介石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表示怀疑，并对他独断专行的作风持批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其他许多老资格的“中国通”相比，为麦卡锡所厌恶的欧文·拉铁摩尔却更看好蒋介石。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战争期间曾做过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不过，麦卡锡所言并不正确，拉铁摩尔从没在国务院供过职，而且在战争期间，从蒋介石那里卸任之后，他也主要是通过撰文著述向蒋介石施加影响的)。拉铁摩尔1945年出版了一本书，读者甚众。书中说，蒋介石目前没有对中国局势“失去控制”，不过他感觉在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政治妥协的可能。他写道，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做得相当不错，堪与国民党相媲美”(Lattimore 1945：122)。赫尔利将此看作美国使馆工作人员中有人搞亲共活动，因此十分愤怒，随后于1945年11月26日提出辞职，以表抗议。他在给杜鲁门的辞职信中写道，“这已不是秘密，我们的专业外交人员竟然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我们的外交官不断地告诉共产党人，我为阻止国民党政府垮台所做的努力不代表美国的政策”(Kahn 1975：174-5)。

赫尔利、蒋介石与毛泽东

其实，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比赫尔利认为或希望的要暧昧得多。美国政府虽然明确倾向于国民党，但基本上还是持一种“观望”态度(Stueck 1981：36)。1946年，马歇尔将军受杜鲁门的派遣前往中国。他此行的目的据称是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促进联合政府的成立。他在中国的努力基本上是劳而无功。一年之后，马歇尔两手空空返回了美国(他因付出的这些努力，后来与约翰·佩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以及其他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一道，统统栽到了麦卡锡手里，麦卡锡1951年以洋洋洒洒的长篇讲话在国会向马歇尔发起了攻击，麦卡锡的发言后来出版成书)。到1947年，美国采取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给它提供了相当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随着中国内战战火的蔓延和中国共产党的节节挺进，美国相应减少了对华援助，并于1949年1月撤回了美国军事顾问团。中国的内战达到高峰之时，正值苏联在柏林实施封锁之际，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前景还不足以使美国下决心把大量军事资源分配给中国(Dulles 1972：31-2)。

到1949年春天，共产党似乎已胜利在望，恼怒的共和党人在国会搞了一份联名声明，指控艾奇逊对他的中国政策“不负责任”，接着便在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援助中国法案，目的在于压政府采取行动。这些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效，因为政府按马歇尔计划继续向欧洲提供援助一事尚且需要国会的支持。因此，作为对欧洲援助法案的一种修正，适度对蒋介石援助的一揽子计划得以通过。不过，到了那年年中，政府似乎已基本接受了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这一现实，正在加紧为美国国内不可避免的反应做准备。8月，国务院发表了一部很长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它既是一个历史记录，也是对美国政策的辩护，并含有大量的书面证据。附在其后的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辩称，“中国内战的不祥后果不是美国政府所能避免的”(Department of Stale 〔1949〕1967, Vol.1:xvi)。这句话使批评政府的人听了大惊失色。杜鲁门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因为信中所言与事实几乎没有出入而态度缓和下来，他们认为那种对支援蒋介石大加限制的政策必然会自食其果。于是，围绕着两个相关的问题，即是否承认毛泽东的中国以及美国对当年年底逃到中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采取何种态度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又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论战。

谁也没有想到，结局竟然是美国不承认毛泽东政府，反而明确无误地支持蒋介石政府。之所以出乎意料，首先是因为支持蒋介石会有引发战争的危险，更何况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又都不赞成这个方案。国务院内部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认为应采取“现实”政策，谁当权就承认谁(英国在1950年承认了毛泽东政权，但是没有向中国派遣大使，只派了一个代办)。然而，正如我们在前文所看到的，在麦卡锡和“亚洲第一”论者的影响下，杜鲁门逐渐不再倾向于从中国冲突中脱身。不过形势发生逆转的更重要原因是受1950年所发生的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影响，包括1月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北朝鲜进攻南朝鲜，以及10月中国出兵朝鲜。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上述第一个事件证实了关于共产主义会给西方带来怎样威胁的最坏担心。不过，事实上，中国革命胜利前后那段时间，中苏关系远比美国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其一，自1945年以来，苏联在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支持上表现得非常冷淡，迟至1949年年中，苏联仍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苏联之所以执行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基于对毛泽东是否有能力把全中国统一到共产党领导之下表示怀疑，另外也许是高估了国民党的实力以及美国对它支持的程度。此外，还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苏联也能够在中国实现重要的领土野心。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随后与国民党中国签订的条约中，苏联重新获得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其在中国拥有的权益，其中包括对商业港大连的使用权、对黄海北部位于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旅顺港海军基地的使用权，以及对连通苏联与其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南满铁路和中长铁路的控制权。国民党管理下的中国就这样为苏联提供了一定的好处。

莫洛托夫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是，据一份记述称，即便是1949年年中已做出要对毛泽东进行有力支持的决定之后，苏联“仍煞费苦心地想要否定毛泽东是中国战略缔造者的地位”(Nogee and Donaldson 1988：94)。考虑到苏联有过与铁托打交道的经验，可以设想斯大林一定会怀疑中国将成为一个庞大而独立的共产党势力中心。当然以后的事实表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友好表示也仅此而已。当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事宜时，到车站迎接他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莫洛托夫。经历过中国革命及联盟谈判的中国，肯定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国家，但它在苏联面前，绝对是晚辈后生。毛泽东似乎也承认这个现实，所以他在1949年7月发表的讲话中称“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们必须向他们请教”。但是，就苏联而言，它可以对东欧国家颐指气使，却不可能在中国处于同样的地位(Daniels 1985，Vol.2：183)。

1950年2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条款是经过巧妙平衡的。斯大林一方面答应把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的对旅顺港、大连和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交还给中国，另一方面又不马上交出控制权，还要等待中国与日本签订条约的结果而定。另外，毛泽东虽然也从苏联那里得到了一些经济援助，但数量没有他希望的那么大。不过，条约规定，如果日本“或其他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与日本共同发动侵略”(Text of Treaty in Grenville and Wassevstein 1987:165)，双方将相互保证安全。在这个条约中，也许只有这一条最重要。有人称这个条约“实质上是一个用来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进行声讨的宣传工具”(Lowe 1986：121)。毫无疑问，苏联之所以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主要是为了加强共产党在远东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对抗美国势力在日本的巩固。在探讨朝鲜战争是如何影响大国的决策之前，我们必须先对日本1945年以后在美国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一说明。
（责任编辑：陈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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