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杂谈

　　1911年，毛泽东在长沙当兵时，“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浓厚兴趣”。由于江亢虎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所以这是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第一次触电，他还热情地“写信与同学进行讨论”。

　　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了解。1915—1920年是无政府主义对毛泽东影响的深入阶段。1915年《新青年》面世后，毛泽东“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周世钊曾回忆说，毛泽东的思想大转变，就是在1915年读了《新青年》之后。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毛泽东接触《新青年》思想的契机，那么《新青年》就是毛泽东对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探索的窗口，其中就包括无政府主义。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等都曾发表过肯定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言论，《新青年》也曾发表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对《新青年》的喜爱，对李大钊、陈独秀和杨昌济等人的崇敬，势必影响到他的思想选择。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和萧子升、萧三、何叔衡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目的就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章规定，会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心社”的“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的规定是有相同点的。由此可见，此时的毛泽东还未完全摆脱唯心主义、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仍然希望通过修身自治而影响他人、社会，最终达到互助改造的目的。

　　同年10月，毛泽东为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到北京筹集资金，在京多次走访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李石曾曾对他们称自己信仰世界主义，反对强权，强调无政府的思想。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由于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员中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毛泽东与无政府主义的接触较为密切。他曾和自由主义者邵飘萍进行过多次谈话，还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他在中国的前景”，并且“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京期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但以无政府主义影响为主。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李大钊那里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但由于李大钊当时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其文章中还掺杂着无政府主义的词汇，所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李大钊曾告诉毛泽东，“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中国”。“这种流行的政治主张对毛泽东的影响是不小的。”此外，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处在以简单翻译、介绍为主的阶段，其理论吸引力与感召力自然比不过“说得好听的”无政府主义。再次，从毛泽东当时对传统修身致圣的理解以及新民学会的宗旨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渴望的是一种和平改造中国的手段。所以，此时他还是“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选择，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学说已经影响到了毛泽东，亲身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更成为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加速器。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向新民学会会员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简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不久，适逢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与张国基、易礼容等人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支援全国学生运动，发动学生总罢课。7月14日，《湘江评论》发表创刊宣言，并在第二、三、四号连续刊载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毛泽东在《创刊宣言》中提出了“吃饭问题最大”“民众联合力量最强”的主张，开始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解决现实问题。尽管在改造世界手段上，他仍主张“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对于民众大联合以后的行动，他还赞成克鲁泡特金的“温和的”，“有互助的道德”的方式，认为“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但这是有特定历史原因的：一是毛泽东之前感受到五四学生运动联合力量，已经看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能够迫使政府作出妥协;二是毛泽东当时深受无政府主义和传统文化影响，认为中国还不适宜采取俄国激进、流血的革命，而可以通过联合，使社会变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所以在12月刊载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甚至还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对于社会的改造，当时的毛泽东希冀通过“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来改变中国的面貌。这种建立“各取所需”公共社会的空想，被后来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证明是不能成功的，但当时毛泽东还不能认清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

　　当毛泽东正在为自己从事的教育工作和“新村”实验制造舆论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因毛泽东煽动学生闹事，封闭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与各方各界组成“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到北京请愿，最终迫使张敬尧离开湖南。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的成功，使毛泽东更加坚信民众大联合的力量。1920年2月，在致陶毅的信中，毛泽东提出：“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同时，毛泽东与李大钊接触更加频繁。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其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但是，毛泽东此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明确。驱张运动后，毛泽东对于社会改造目的如何，用什么方法达到等问题依然觉得茫然。如果说，驱张运动是推使毛泽东由无政府主义趋近马克思主义的契机，那么，湖南自治运动可以说在实践上真正把毛泽东推向马克思主义。

　　驱张运动之后，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如何改造湖南这一新问题，自1920年6月起，毛泽东先后发表《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自决》《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意欲建设一个理想湖南，把“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连根拔起，让湖南人民自决之。然而，7月22日，湖南新督军谭延闿发表“祃(祃，即22日。)电”，意欲把“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相混淆。毛泽东对此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这一类似于“新村”的方案，幻想以湖南为先，“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而实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随后，他又在《大公报》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一文，并向谭延闿递交《请愿书》，希冀通过联合民众进行和平行动迫使军阀妥协，但“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只能失败。湖南自治运动是在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影响下进行的，是企图在一个早上就能够消灭国家的理论空想。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建立代议制政府”“社会互助论”等民众联合互助式改良方法在中国行不通。毛泽东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只能是“理论上说的通，事实上根本做不到的”空想。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唯有“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与此同时，毛泽东热心搜寻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书籍，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等著作，开始认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读，使毛泽东开始认清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也让他看清了中国社会的现状。1920年12月1日，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信中，毛泽东认为：“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打破“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困境，就必然要选择俄国式革命。他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921年元旦，毛泽东召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举行新年大会，大家一致认同新民学会宗旨改为“改造世界与中国”。至于改造的手段，毛泽东同何叔衡等12人赞成了布尔什维主义。至此，毛泽东通过对各种思想流派的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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