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杂谈

以“自然选择”炫耀剥削

在资本急速扩张的时代背景下，追求财富成为个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财富资本不仅是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更是获取和支配社会资源的保证。19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兼出版人爱德华·L.尤曼斯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系统地引进美国，正好满足了美国人疯狂追求财富的贪婪心理，尤其是为富豪资本家不受限制的商业竞争提供了“科学”证明，并把资本家拥有财富神圣化为自然选择的“最适者”和“优胜者”。

美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话语，为资本家获取巨额财富辩护。美国社会学家威廉·萨姆纳是斯宾塞的信徒，他把经济学竞争与自然竞争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不受限制的竞争不仅有利于社会成员“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能力”，而且也能培养他们的“勇气、进取心、智慧与毅力”。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体系下，“适者生存”意味着“强者生存”。那些获取巨额财富的垄断资本家被视为工业竞争中的“优胜者”，是具有“卓越的能力、远见和适应力”，并能够“成功地在这个大都会的种种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工业化时代的“英雄”。尽管他们中很多人是以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兼并了中小企业，建立起行业垄断地位，但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尤其在面对社会舆论指责时，他们将竞争法则、丛林法则等同于“正义法则”、“自然法则”，把财富成功视作适者生存规律的体现，百万富翁被誉为“竞争性文明的成果”。
 

与此同时，他们赋予那些拥有巨额财富的资本家道德上的“优越性”。美国小说家伊迪丝·沃顿在《欢乐之家》中写到，“对金钱的热爱”征服了整个社会；如果一个人在物质上贫穷，就如同生活在“耻辱世界”；而获取财富则是一种“社会美德”。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在《北美评论》上发表《财富的福音》，从工商业资本家的立场阐述了财富哲学。他说：“个人主义、私有财产、充分竞争与财富的积累，不仅能使个人获得成功”，而且“有利于发展社会的共同美德”。对财富的追求和积累，被视为个人“成功的象征”，有利于促进社会整体改善和进化。
 

在这种社会观念引导下，个人自身素质“对生活环境的适应”，被视作一切伦理“进步的基础”，而一切恶的根源则被归因为个人素质“不能适应环境”。这种思想正好契合了美国社会中原本存在的个人主义等传统价值观。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美国工业扩张时代的主流社会哲学。
 

19世纪美国畅销书作家霍雷肖·阿尔杰撰写了100多篇故事，主题都是关于穷困人家的孩子如何通过自我奋斗取得成功。这些故事不仅赢得大资本家的欢迎，也受到普通大众的喜爱。那些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是社会竞争中的“优胜者”，而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劳工都是不能适应社会的“弱者”，这种思想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话语的包装下，成为美国社会中上层广泛接受的价值观念。

内战后的工业繁荣促进美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但真正获益的只有资本家，占社会大多数的劳工阶级生活依旧穷困。对于这些贫困劳工，有舆论呼吁“国家通过行政干预，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获得生计来源”。然而，保守势力秉持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同时借助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体系，反对政府救济穷人。
 

 

 

 

 

内战后，垄断资本主义主宰了美国国家经济命脉。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为克服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大大小小企业之间因无序竞争所引起的市场弊病，一些有实力的资本家通过企业联合和兼并的方式来消除竞争对手，从而控制某一领域内的商品生产和销售。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出现企业合并高潮，产生了一些生产规模巨大、资本集中的垄断公司。垄断公司通过横向和纵向合并两种方式整合资源，形成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各种形式的垄断组织。其中，托拉斯最能体现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形式。美孚石油公司是当时最大的石油托拉斯，其石油生产自成系统，控制了全国90%的炼油、副产品加工和输油管运输。
 

 

在垄断资本家控制下，贫穷劳工阶级成为最大牺牲品。资本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实现利益最大化，不断加重对劳工的剥削。在19世纪后期，美国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经常通过裁员和降低工资来节约成本。这对处于贫困状态下的劳工而言，无疑雪上加霜。例如，1891年爱达荷州的荷达林矿区，由于矿产主降低25%的工资引起工人罢工；1894年普尔曼工人大罢工，同样是因为当年的经济危机致使普尔曼豪华卧车公司收入减少，从而决定削减工人工资引起的。

垄断资本家对弱势劳工的过分剥削，导致工人陷入极端贫困，而身处社会底层的工人个体，无法与权贵资产阶级平等谈判，这使得贫穷劳工不得不接受资本家提出的许多苛刻条件。例如，资本家与劳工达成所谓“黄狗合同”，即要求工人以不参加工会为受雇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许多资本家给工人发工资时不发现金，只发在公司商店购物的代金券。这些合同或协定本是资本家强迫劳工达成的不公平契约，却常常被联邦最高法院以“个人自由权利”为理由而认可。

对于贫困劳工，政府本应采取积极救济措施，然而，垄断资本家凭借强大经济实力，主导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成为美国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幕后推手。他们不仅贿赂政府官员，“为企业发展谋取便利”，而且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为其所获利益进行“合法性”辩护。自由放任思想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导致政府对底层贫苦劳工的遭遇视而不见。而美国联邦法院在司法判决中总是奉行“司法达尔文主义”，在判决过程中，大多数法官和律师坚持所谓“经济自由”、“契约自由”的法律原则，反对联邦和州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以保护势力强大的资本家利益。法院偏袒资本家，牺牲劳工权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拉大贫富差距。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分配悬殊，看作“适者生存”原则的体现，为市场经济中的残酷竞争提供“合理”辩护，满足了权贵资本家积累财富的欲望。而作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劳工大众，不仅被视为生存竞争的“弱者”，他们的贫穷也被视为“懒惰和无能”的体现。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工业化时代，又被称作“镀金时代”，在经济发展造就一批百万富翁的背后，却是成千上万贫穷劳工血与汗的牺牲。
 

（责任编辑：置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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