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新中国成立后，尼赫鲁在总体上确立了对华和平共处政策，同时也加快了在中印边界地区抢占的步伐。然而，维持领土主权完整是中国的基本原则，尼赫鲁政府的单边主义计划及目标难以实现。在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西藏边防后，中印边界冲突日益显现。不过，总体而言，在1958年中印边界争端公开以前，中印边界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局面。本文拟根据相关资料对1949~1958年中印边界纠纷及其处理做一初步探讨。 一、尼赫鲁政府的边界政策及中国的应对
1947年印度独立后，其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政权，在中印边界主要延续英印政府的政策，即推进到其主张的“边界线”，重点是控制“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之后，印度开始加强控制西北边界地区，如1949年印度情报局在列城建立检查站，1950年又建议建立21个检查站以保护中印边界地区的通道。［1］西藏和平解放前，印度各界更加担心，媒体极力渲染中国的“威胁”，国会议员强烈要求印度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和提升边界防务。尽管尼赫鲁不认为中国是直接威胁，但也担心中国可能对边界地区进行“渗透”［2］，印度政府开始全面加强对边界地区的控制。印度学者将尼赫鲁政府的应对政策总结为：一是与尼泊尔、不丹和锡金（锡金王国于17世纪建立，1887年被英国侵占并由英印政府派驻的专员掌控，1890年正式沦为英国的“保护国”。1947年，英国退出南亚，印度继续往锡金派驻专员。1950年，通过《印度和锡金和平条约》，印度控制了锡金的国防、外交和交通等。1973年，印度对锡金实行军事占领，并最终于1975年将锡金合并为印度的一个邦。）签订新条约，以保证印度在这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邻国的特殊地位不受损害，并使他们对印度保持友好；二是采取措施将“东北边境特区”（1951年，印度将其侵占的中国领土与阿萨姆邦的一些部落地区合并，组建“东北边境特区”，归属阿萨姆邦。印度为了巩固对中国领土的侵占，1954年将“东北边境特区”划归外交部管辖，1965年又将该地划到内政部，1972年将该地升级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7年正式建立“阿鲁纳恰尔邦”。中国反对印度侵占中国领土，拒绝承认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和“阿鲁纳恰尔邦”。）的管理范围扩展到“麦克马洪线”；三是尼赫鲁断定，将边界问题看作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比较危险，因为这将使印度任凭中国摆布；四是为方便劝说中国尊重印度的“边界”和西藏的“自治”，尼赫鲁选择了对华总体友好的路线。［3］具体而言，尼赫鲁政府的边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加紧控制中印之间的尼泊尔、锡金和不丹。1949~1950年，印度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控制了尼泊尔、锡金以及不丹的内政和外交，将其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通过这些双边条约，印度的地区主导地位得到了保障，同时也构建了一条稳固的安全防线。
第二，加快对中印边界地区的渗透和控制。印度独立后，延续英印政府的边界蚕食政策，主要在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侵占中国领土。为此，1951年2月，印度成立了“北部和东北部边境防务委员会”，该机构隶属于印度国防部，成员来自于印度国防部、交通部、内政部、外交部等部门。1953年初，该委员会递交一份报告给国防部，主要内容是建议“重组和扩充阿萨姆步枪部队，扩大东北边境特区的行政机构，发展边界沿线的情报网，发展民事武装警察，发展通讯和检查哨所”。［4］这些建议陆续得到实施，如印度开始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和其他地区，扩大了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管理，增加了交通检查站，扩大了阿萨姆步枪部队，推行了一项建筑公路、机场和医院的发展计划，等等。
第三，公开宣称中印边界已经确定，并拒绝谈判。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这在印度议会中引起了关于西藏政策和边界防卫的激烈争论，尼赫鲁借机在议会中公开宣称，“我们的地图显示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线，不管有无地图，那就是我们的边界线……我们将不允许任何人跨过它。”［2］（p.19）但是，印度国内反对派以新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等问题向尼赫鲁施压。尼赫鲁再次宣示，中印“边界线”和“麦克马洪线”都已存在，印度不与中国政府以及任何其他政府讨论边界问题。［2］（p.33）
第四，企图通过和平方式迫使中国接受印度关于中印边界的片面主张。由于中国历届政府都拒绝承认《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印度政府遂想方设法迫使新中国接受印度一手炮制的“既成事实”。例如，1951年印度侵占达旺，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抗议，由于时机不成熟，中央政府没有立即提出外交交涉，在1953年开启的中印谈判中提议对不成熟的边界问题待将来选择时机解决。对此，印度学者卡·古普塔认为，“中国对于印度于1951年2月接管达旺的默认和她未曾在北京谈判桌上就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活动提出问题”，使尼赫鲁相信，“共产党中国对印度企图扩展到喜马拉雅山山脊，即麦克马洪线，并将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的愿望会采取调和态度”。［4］（p.2）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下简称中印协定），因双方存在分歧，条约对两国边界中段六个山口的归属采取了回避态度。然而，印度官员和媒体却有意无意地宣传，中印协定解决了双方边界问题，因为中国接受“相互尊重领土完整”意味着接受了中印边界现状。［5］1954年7月1日，尼赫鲁发出一份备忘录，指示要按照印度的边界主张出版新地图和检查回收旧地图，并在全部“边界线”特别是中印边界争议地区修建检查站。［6］按照尼赫鲁的指示，新出版的印度地图将“麦克马洪线”以及中印之间的西段、中段“边界”标记为已经确定，并将锡金和不丹划在印度国境之内。此后，印度继续加强对边界地区的控制，如改进交通设施，加强部落管理，在关键地点安置军队，扩大边境检查站，限制边界地区旅行，将“东北边境特区”划归印度外交部直接管辖，等等。
在印度不断加强边界控制时，新中国正致力于稳定西藏局势，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中央政府对于中印边界的具体位置并不明确。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外事处处长的杨公素说，直到1953年底，他陪同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等同噶厦商量中印谈判有关西藏问题时，噶厦才拿出来两份地图，其中一份就是“麦克马洪线”图，这张地图成为了解西藏地方与印度东部边界的依据。［7］1954年后，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已陆续向边界地区进驻，他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印、中尼以及中不的边界情况。经过阿里分工委、骑兵支队及阿里外事分处的调查了解，了解的情况是：“英印政府过去占领及巡逻的我国领土地方，在阿里方面（我们称为中印边界西、中段）有什普奇、普兰江巴、香扎、拉不底、巨哇、曲惹、沙则，还占领了桑，葱沙。1954年后新占领了楚鲁普、波林三多，还强占桑格藏布河西岸属西藏的碟穆绰克，印边防军妄称阿里与拉达克在这条河上以河为界。中印边界东段（即‘麦线’一段）印度越‘线’占领朗久、马其顿。在中段，印度1956年后又派边防部队占领乌热。在同新疆接近的地方，印度逐渐派军前来‘巡逻’到阿里新疆公路控制的国境线，即企图巡逻阿克赛钦地区。”［7］（p.243）西藏地方政府将这些情况报告外交部，外交部随即发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阐明了对中印边界的基本方针：“既要维护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外交交涉中坚持立场和原则，在边防工作中，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印军侵入；又要从团结争取印度的目的出发，不使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目前彻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我内部加强各种准备工作，争取在将来的适当时机，同印方通过外交途径求得这一问题的合理解决。”［7］（p.244）这一基本方针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决定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独立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新中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是强调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它们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事业”。［8］
不过，中国外交部的这一指示在执行中遇到困难，因为当我边防部队陆续进驻西藏各地与印度交界处后，印度并没有停止推进活动，中印军队形成紧张对峙态势。于是，中国外交部再次发出指示：“中印边界以稳定为主，确保我已控制线，避免武装冲突，印方过去占领的地方要收集证据视情况时提出交涉，新占领的通过交涉撤退。”［7］（p.244）根据中央及外交部的指示，西藏地方部门研究的具体执行办法是：“1、派边防部队进驻我应控制的重要据点，除米及墩（马其顿，印方称为塔马顿），桑噶尔桑坡，勒、龙等地，扎西岗、什普奇等暂维现状；对楚鲁普、什普奇、乌热等地派出巡逻队。所谓暂维现状就是我边防部队不前进，不发生武装冲突，也不让印军前来占领。2、提出交涉，在印军占领的地方由地方宗本就地提出交涉，或由我边防军提出警告，再就由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交涉。3、规定重点工作地区为①新（疆）藏（阿里）公路西侧靠拉达克接壤部分，即班戈湖（班戈湖跨越中印两地，边界线习惯以湖靠西边库尔克堡为界，但印军时常越过界线）。②马其顿及则拉宗一带（则拉宗管辖的有英国曾提出让步划给西藏的圣山、杂日山圣湖等地），所谓重点工作就是作好军事边防工作，派人进驻把守，因为这些地方很明显是中国领土，或者派人巡逻到印军后方调查。同时收集资料、证据，准备外交交涉。”［7］（p.245）
二、早期的中印边界纠纷及其处理
由于印度不断侵占中国西藏的传统控制区，1951年中印边界纠纷即已出现，在1953年西藏军区接管边防后，两军直面相对，边界纷争日益增多。1953年12月，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双方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但谈判前以及谈判开启时中国就多次向印方表示不谈边界问题，只解决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没有公开提出反对意见。1954年4月，两国达成的中印协定主要解决的是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交通和贸易问题，没有涉及边界划分，对于边界中段六个山口的主权归属也采取了回避态度。显而易见，中印协定没有涉及更没有解决双方的边界纠纷。然而，尼赫鲁却认为，根据中印协定的隐含含义和提及的六个具体山口，中国“直接承认”了印度的此段“边界”，印度的“边界线”已经确定。［9］尼赫鲁还指示印军在众多边界争议地区修建检查站，以用于控制交通、阻止非法渗透和作为印度“边界”的象征。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接管西藏边防和调查边界地区情况。因此，在1954年4月中印协定签订后，由于双方都加快了调查等，边界地区的冲突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0］
1954~1958年，中印边界纠纷主要发生在中段地区。1954年6月，印度占领中国达巴宗所属乌热，后来又占领香扎、拉不底。1955年，印度进一步侵占中国扎布拉宗的波林三多，此后，印军又占领了中国的什普奇山口。1958年印度又侵占了中国扎锡岗管辖的巨哇、曲惹。［11］
在乌热地区，中印两国的争夺和交涉尤为激烈。乌热位于中国西藏阿里与印度北方邦交界处，原是一个牧场，驻有西藏牧民。该地冬天雪封，西藏牧民退出，到第二年雪化开山时又去放牧。1926年，经过西藏达巴宗批准，又开辟了一个季节性市场，由藏方宗本派人前来收税。这种情况已沿袭了不少年。1936年，印度北方邦边地官员与西藏达巴宗在当地划过界，乌热归西藏，但1941年印度军官忽然前来自行收税，曾引起交涉，先是达巴宗，后是噶厦提出交涉，无果。［7］（pp.245~246）1954年6月29日，印度派遣30多名士兵侵占乌热。7月17日和8月13日中国两次向印度外交部发出照会，抗议印度侵入中国领土。8月27日，印度外交部的答复反而指责中国没有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未能阻止藏人“侵入”印度边界地区。［12］此后，因冬季气候严寒，物资补给困难，印方武装人员被迫撤出乌热。1955年和1956年的夏季，中国边防部队进驻乌热，印军也再次侵入乌热，中印军队形成紧张对峙。尼赫鲁政府声称乌热属于印度，不断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如1955年11月印度外交部向中国驻印大使馆发出照会，指责20名中国士兵越过尼提山口“侵入”印度。1956年5月2日，印度再次发出照会，指责包括1名官员在内的12名中国军人携带武器于4月29日“侵入”印度边界地区。9月，印度再次指责大约10名中国士兵多次越过什普奇山口“侵入”印度。［5］（pp.67~69）为了解决乌热问题，1956年中国提议开展联合调查，最终印度同意两国政府都不向乌热派兵以免破坏和平局面。1957年，中印两国都严格遵守限制派兵协议，乌热地区紧张局势趋缓。［13］此后，双方在边界中段的纠纷没有继续扩大。1958年，中印两国在新德里举行谈判。在会上，中方指出印度占领乌热，印方却提出了然冲、香扎、拉不底包括乌热在内的大片土地的要求。最后，双方只是申述各自的主张与理由，并未交锋辩论，谈判无果而终。［7］（pp.246~247）
尽管早期中印边界纠纷与摩擦主要出现在中段，但两国在东段的争议历时更长，并引起了两国总理的交涉。1951年印度派兵侵占达旺地区，1953年前后又进一步侵占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其他地区，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交涉，但印方置之不理。1954年，尼赫鲁在下令修改印度地图和在边界争议地区修建检查站的同时，还向周恩来指出中国地图所划的边界不正确。对此，周恩来答复说：“现在发行的中国地图是以解放前出版的老地图为根据的。中国政府对中国的边界还没有进行勘察，也没有同各国商量，不好单方面修改地图。到适当时候，通过这些协商将产生对中国边界的新画法。”［14］这表明，中国的立场是通过和平协商来处理中印边界及地图问题。面对印度的抢占政策，为了团结和争取印度，中国奉行谨慎而克制的边界政策，致力于维护边界现状和等待恰当时机进行处理。周恩来在1954年6月访印期间向尼赫鲁表示：“麦克马洪线不仅中印边界有，而且在中缅边界也有，这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15］尽管中印边界摩擦时有出现，但由于中国实行克制的边界政策，中印边界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局面。
三、中印边界和平局面得以维持的原因
总体上讲，在1958年印度公开边界争议前，中印边界基本上保持了和平局面。
究其原因，首先，1949~1958年期间，中印边界问题并不是双方优先处理的问题。这一时期“因两国专注于与他们的安全相连的全球和地区问题，领土要求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16］对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安全压力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为了打破西方阵营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50年6月，毛泽东就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7］有学者认为，“在一个广泛反美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印度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就中印关系而言，中国的政策是处理紧急的西藏地位问题并将边界问题延迟到时机成熟。”［18］1953年，在准备和印度谈判的过程中，噶厦表示完全拥护谈判，但提出要中央政府在这次谈判中收复被英印方面占去的失地。对此，周恩来在中印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表示，这次谈判是解决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不成熟的如边界问题，其中有“麦克马洪线”问题，待将来选择时机解决。［7］（pp.215~216）实际上，中国政府1954年才着手进行对中印边界的调查研究工作。尽管印度自独立后就一直在边界地区推行蚕食政策，但边界问题也不是印度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印度独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和保卫国家安全，为了避免卷入冷战，尼赫鲁采取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积极通过和平与发展道路谋求大国地位。在尼赫鲁政府的外交框架中，中国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尼赫鲁在冷战冲突以来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反殖斗争以及强调亚洲团结，使他积极寻求与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6］（p.349）而且，从获得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以及对付主要威胁——巴基斯坦的角度考虑，印度也需要与中国和平共处。在这种情况下，尼赫鲁的考虑是：与中国友好最为重要，边界问题次之。［19］因此，尼赫鲁政府对反对派要求实行强硬的边界政策予以抵制，也没有将中印边界问题公之于众。
其次，尼赫鲁企图通过对华友好政策迫使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中印和平共处的事实使中印边界暂时保持和平局面。为了获得印度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尼赫鲁的策略是通过对华友好的迂回方式促使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他认为，“中印两个大国第一次在漫长的、变动的边界相遇，即使我们是朋友也有变动的、危险的边界；如果我们不是朋友，情况就更糟了”。［20］为了实现边界利益与目标，印度积极与中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通过条约将之确立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企图以此限制中国采用武力方式和迫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侵占结果。事实上，正是立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中印两国以外交谈判与和平协商的方式，妥善处理了1954~1958年间的边界纠纷，边界地区基本维持了和平局面。
最后，中印边界和平局面的保持还与中印两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方式比较灵活有关。印度学者吉利·戴什卡尔指出，印度政府很早就知道中国在阿克赛钦修路，但最初并没有提出外交抗议和采取反制措施，“1958年前中印是在东西段巩固各自的控制，都没有反对对方的行为。这些年间中国坚持与印度没有领土争端……可能因为尼赫鲁也认为采取法律方法处理全部问题的时机没有成熟，他也没有施加压力寻求中国的任何保证。”［21］印度学者普拉摩达·库马尔·潘达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宽容与和解的方式，“彼此允许对方获得其想要的而双方还没有占领的某些领土”。［22］1958年前，尼赫鲁政府的边界政策基本上是在侵占的同时寻求中国的外交承认，除了高层商议边界问题外，两国官员还就乌热问题举行了边界谈判。可见，尼赫鲁是以外交方式处理中印边界纠纷的。米拉·辛哈认为，尼赫鲁的“中国观”受到更多政治考虑的影响，同时，他处理双边问题的方法是政治的而并非法律的，这给他最大程度的灵活性。［23］
1949~1958年期间，面对日益激烈的中印边界纠纷，中国的政策是致力于保持边界现状与维护和平局面，即“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既要坚决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阴谋，也要严守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线，不越过印方控制线。对印度新的侵占，必须及时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对印方几年前侵占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至于是否提出交涉看情况而定。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但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麦线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的地方我暂不进驻。阿里方面发现印方新的占领，我通过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新藏公路地区，印方越界人员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处理”。［7］（p.247）这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避免武装冲突和等待外交谈判解决的政策使中印边界纠纷没有迅速扩大化。对于中国的处理方式，印方经常指责中国采取带有“欺骗性”的拖延政策，但吉利·戴什卡尔指出：“中国没有一个欺骗印度和误导尼赫鲁的边界政策”，“中国完全没有针对任何邻国的边界政策”。他认为，在共产党执政之初，对于边界问题，他们采取的处理办法是政治的而不是法律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来似乎决定接受历史既成事实，但仅仅将其看作实际控制，而不是合法要求……所有这些与传统的中国立场极为不同，但尼赫鲁似乎没有理解到这一点。”［21］（p.94）
总之，1958年以前中印两国都有意不让边界争议公开化、激烈化，这给双方留下了处理问题的空间，中印边界和平局面得以暂时保持。然而，这种和平局面实质上是两国刻意回避矛盾和冲突的结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界问题。
［ 参 引 文 献 ］
［1］Gautam Das.，China-Tibet-India：the 1962 War and the Strategic Military Future，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2009，p.108.
［2］Nancy Jetly，India China Relations，1947~1977：a study of Parliament’s role i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1979，p.17.
［3］Girilal Jain，The Border in Dispute Perspective，China Report，1970，Vol.6，No.6，pp.57~58.
［4］〔印〕卡·古普塔著，王宏纬、王至亭译：《中印边界秘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5］P. C. Chakravalti，India’s China Polic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1，p.54.
［6］S. Singh（ed.），India and China：Mutual Relations，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PVT Ltd.，2006，pp.105~106.
［7］杨公素：《沧桑九十年——一位外交特使的回忆》，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237页。
［8］李峰主编：《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1949~199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9］Subramanian Swamy，India’s China Perspective，Delhi： Konark Publishers PVT Ltd.，2001，p.72.
［10］Mira Sinha Bhattacharjea，China’s Strategy for the Determin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its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China Report，1987，Vol. 23，No.2，p.403.
［11］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
［12］B. R Deepak，India ＆ China，1904~2004：A Century of Peace and Conflict，New Delhi： Manak Publications，2005，p.161.
［13］Dorothy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London： Barrie and Rockliff，The Cresset Press，1969，p.232.
［14］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1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页。
［16］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and Jing-dong Yuan，China and India：Cooperation or Conflict，Boulder，Co. ：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3，p.12.
［17］《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18］Xuecheng Liu，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Lanham，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4，p.96.
［19］Tsering Topgyal，Charting the Tibet Issue in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China Report，2011，Vol.47，No. 2，p.121.
［20］Yaacov Y. I. Vertzberger，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the Sino-Indian Conflict，1959~1962，Boulder，Colorado： Westview Pr.，1984，p.66.
［21］Giri Deshingkar，India-China Relations： The Nehru Years，China Report，1991，Vol.27，No.2，p.93.
［22］Pramoda Kumar Panda，Making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Prime Minister and Wars，Delhi： Raj publications，2003，p.78.
［23］Mira Sinha，China： Making and Unmaking of Nehru’s Foreign Policy，China Report，1979，Vol.15，No.2，p.51.
|
Copyright © 2015 Comsenz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X3.2 电话： 010-69387080
QQ：2363990169
京ICP备14052571号-1/公安备案号 11011702000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