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回电表明，各地在同意中央提出的保存富农经济前提下.也有争论：一是不动富农的所有土地;二是没收富农的出租土地。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意见极为重视，并于4月30日将电报转发给饶漱石，征求饶的意见。

　　5月1日.毛泽东电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遵照毛泽东的电示，中南局和华东局分别将拟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草案》和《土地改革条例草案》于5月13日和5月15日报送中央。

　　5月底6月初，中央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讨论中央政策研究室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草案）。针对富农政策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多数同志认为富农出租地以不动为好，但是不同意暂时不动的意见。

　　经过党中央、毛主席与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长达三个多月的反复讨论和民主协商，终于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土地改革法》第六条详细表达了对富农采取的新政策。

　　贫雇农听说土改都高兴，说《土地改革法》“是我们穷人翻身的印把子，只要掌握了这个法宝，我们就能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对不动富农土地问题，当时有一部分贫雇农想不通，后来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

　　中农在听到《土地改革法》中规定不动富农以后提高了情绪，有的中农说：“中农和富农是唇齿相关，以前动富农，中农是唇亡齿寒，说不动也动起来了，现在连富农也不动，中农才保了险。”有的说：“连富农都不动，我们更安心了。”打消了“怕冒尖”的顾虑。

　　富农听到保存富农经济感到十分庆幸，《土地改革法》颁布前，一般富农认为自己一定是土改的对象，土改法公布后，知道对他采取的政策与地主不一样，就开始远离地主，情绪比较稳定，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

　　出租小量土地的知识分子及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地主兼职员或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一般都拥护《土地改革法》，他们对土改法中的“小土地出租者”一项规定大为赞赏。

　　新区各阶层对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总的来说反映是好的，但老解放区的情形有所不同。特别是1950年春以前完成了土改，消灭了富农经济的老区，一些干部辉众有误解。被征收了多余财产的富农，更有埋怨情绪，认为土改搞早了，使他们吃丁亏。有些地方的地主富农联合起来反攻倒算。1950年11月，河北省委关于地富反攻问题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说：“中央人民政府土地法公布后，地富曲解，部分农民弄不清，因之地主反攻情况又有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地主和富农反攻行动较前更加严重。”据天津专区5个县统计，要求退地还财的117起，到12月初，蔓延到平原省32个县，河北省24个县，察哈尔省19个县。

　　就全国而言，保存富农经济是一项英明决策。但对已完成土改的老区，不宜再恢复富农经济。因此华北各级党组织对地、富反攻风保持了较高警惕。1950年6月24日，在{土地改革法》公布的前几天，华北局就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保护过去土改成果的指示”。12月10日，又发出《关于镇压地主富农反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保护农民的既得利益。中央除将华北局的指示转发其他中央局外，刘少奇还指示华北局：“告各省县政府据此指示拟成布告到各老区农村张贴。”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