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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纪念张钦礼同志逝世三周年）
本文观点提要：
一 张钦礼是建国后坚持继续革命的老干部的楷模
二 张钦礼坎坷多难的后半生，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三 张钦礼的最终悲剧是毛主席逝世后我国修正主义上台﹑国际共运跌入低潮的必然结果
四 当前对张钦礼事情的认识评价，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
五 张钦礼平反昭雪，只有国际共运再出现高潮，毛主席革命路线回归才能解决
六 当前应大力宣传讨论学习发扬张钦礼继续革命的精神，以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毛主席继续革命光辉理论的认识，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
张钦礼同志逝世三年了。一想起他一生忠贞为党为民，特别是他建国后坚持继续革命，与天与地与党内开始出现的官僚特权阶层及一切邪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以致招来后半生屡受迫害的悲惨生涯，就十分难过，更加敬重思念他。现将我对张钦礼事情的一些了解和思考写出来，供同志们讨论指正，也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一.张钦礼是建国后我党领导干部中始终忠诚实践毛泽东思想坚持继续革命的楷模
张钦礼出身贫苦，1942年十五岁参加党领导的鲁西南抗日游击队。 1945年入党，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他勇敢机智多谋，屡立战功，很快成为一名优秀指挥员，为我国民族民主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更可贵的是，张钦礼1954年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后，一直牢记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做人民公仆，坚持实事求是，始终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敢于同一切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坚持继续革命，为实现党的最终目的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等一系列教导，忠诚实践，几十年如一日，虽屡遭迫害，几次坐牢，始终坚贞不屈，直到含冤逝世。
1954年张钦礼一任兰考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积极引导全县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同时，便因地制宜着手治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风沙盐碱灾害。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最艰苦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经过三年努力，初步改变一些生产条件，使全县粮食产量由解放初期年人均300斤增长到1956年的524斤，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获得全县很好的口碑：“张钦礼当了县长，不忘老百姓，还和过去战争年代一个样。”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张钦礼感到我们党执政后，确有不少领导干部变了样，他们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滋长了官僚特权作风，引起群众不满，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非常及时。同时对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借党整风猖狂攻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愤慨。他积极参于领导了全县整风反右斗争，强调要坚决打击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保护支持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干部教师和群众。但是，来兰考坐阵指挥运动的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却压制群众向党提意见，独断专行，在全县一千二百多干部教师中打了三百六十个右派。特别是把一张揭发县委组织部长霸占军婚违法乱纪的大字报作者，及二百多签名者一律扣上反党帽子打成右派，在全县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对这一情况，县委一把手和其他领导成员都无动于衷。这时张钦礼挺身而出，提出：我县干部教师绝大多数是跟党走的，右派是很少数，把这么多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干部教师打成右派违背党的政策，应该纠正。这一下子惹怒了赵文甫，他一句话把张钦礼定成中右，撤消其县委副书记职务，内定限制使用。这是张钦礼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受到上级领导人对他的蛮横处分。他对赵文甫这样一位省级领导如此飞扬跋扈，不分是非，不讲党的政策，公开包庇违法乱纪的县委组织部长，压制群众向党提意见，并在反右结束后将那位县委组织部长调到邻县又提为副书记，怎么也想不通。
1958年，党领导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由于缺乏经验，一时发生了以共产风、浮夸风为主的“五风”偏向。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吴芝圃和刚晋升为副书记的赵文甫、省委常委秘书长戴苏理等人，为争“先进”夺“红旗”瞒上压下，“五风”刮得特别大。在全省县长会议上大反右倾，压下边层层加码，在反右派扩大化造成的恐右病情况下，到会人员纷纷虚报产量。张钦礼在会上不随大流，不说假话，不吹大气，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如实回报兰考的实际产量和计划数字。并直言会上报的数字有虚假，他不相信一亩地能打几千斤。吴芝圃当即在会上组织了对张钦礼的批斗，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他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一年，工资降三级处分。将他赶出会场，下放农村监管劳动。张钦礼在农村监管劳动期间，目睹“五风”泛滥成灾，加上严重旱灾，使兰考风沙盐碱更加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群众食不果腹，浮肿病逐日增多，又听说信阳出现饿死人情况，十分痛心，忍不下群众这样熬煎，便冒很大风险，去北京向周总理回报下情，被周总理称赞为全国第一个来北京向党中央反映下边真实情况的县长。立即电话通知新派去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刘建勋给张钦礼平反恢复工作。张钦礼一回到兰考，就投入到纠正“五风”恢复生产的工作。他把监管劳动期间补发的一千二百四十元工资， 全部捐给救灾办公室。不久，焦裕禄调兰考任第一书记。张钦礼和焦裕禄彻夜长谈。两人对如何战胜眼前灾荒，并从根本上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谈的十分投机，从此同心协力，团结全县干部群众，投入战胜灾荒，同时在全县调查风源、水势、吃透沙碱形成原因，绘制从根本上降服风沙盐碱灾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蓝图的艰苦战斗。这时，一县委副书记提出县委常委住的房子条件太差，要为常委建新房子。焦、张一致认为群众当前如此穷困，作为全县领导怎能先建新房子住，断然制止。他们先总结了依靠集体经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战胜灾荒做出突出成绩的四个先进村的英雄事迹，树为全县学习的旗帜，大力宣传，以榜样的力量影响带动全县的生产救灾运动。经过一年零三个月披风沐雨日夜奋搏，终于在初步战胜灾荒的同时，彻底查清了全县风沙盐碱形成的来笼去脉，绘制出根治“三害”改变兰考穷困面貌的蓝图。在这一年多的奋战中，焦裕禄同志艰难地暗自忍受着肝病的痛苦折磨，未去医院做过检查，以致加快了肝癌的恶化，经治疗无效逝世了。全县群众痛哭欲绝地说：“焦书记是为咱兰考老百姓活活累死的呀!”张钦礼为失去焦裕禄这样一位他十分敬重难得的好班长极端悲痛。他决心把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加以总结，大力宣传，作为继承英雄遗志的动力，以动员全县人民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而斗争。为此，他亲自写报告送省委，得到党中央为纠正河南“五风”已经调整过的以刘建勋为第一书记的新省委的大力支持。《河南日报》迅速发表了报道焦裕禄的通讯，并配发了社论 。张钦礼又向新华社来访的穆青、冯健、周原一字一泪地倾诉了焦裕禄的事迹，诞生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一震动全国的长篇通讯，并很快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题字赞扬。这却引起了多年来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秘书长戴苏理、开封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新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等人的严重不满。他们不相信焦裕禄的事迹是真的，硬说全是张钦礼编造的。为了核实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当时省委副书记王维群从河大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四名优秀生组成调查组，由杨捍东负责，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调查。他们跑遍全兰考，走访了成百上千人，写出了三万多字的报告，用翔实的材料证明长篇通讯报道焦裕禄的英雄事迹完全属实，并有许多感人事迹未写进去。省委将报告正式报中央。尽管如此，赵、戴、秦、周仍不死心，他们说：是一条龙能吸多少水?党多少年未解决兰考问题，焦裕禄来兰考一年多就解决了?可见赵、戴、秦、周这些新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也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对坚持继续革命的焦裕禄、张钦礼是发自内心的仇恨，他们不革命也不许别人革命。1966年文革一开始，当张钦礼正带领全县人民为落实蓝图战天斗地时，却被时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的秦一飞、副团长周化民操纵县直一些干部打成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走资派”、“漏网右派”、“反革命”，挂牌游街，残酷批斗。1967年初，把张钦礼抓进监狱。多次逼他承认捏造焦裕禄事迹，均被张钦礼严加批驳。他们给张钦礼砸上死刑犯的脚镣，游斗一百多场，打断了手指，打聋了耳朵。将跟随焦裕禄、张钦礼战风沙盐碱的骨干积极分子一千二百六十多名县、社、队干部也抓进监狱，让他们揭发张钦礼。县委副书记张邦兴、县人民银行行长杨孔召，在狱中揭不出来东西，被逼上吊自杀。他们还关闭了焦裕禄纪念馆，焚烧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直到1967年6月，周总理过问河南问题，指令河南省军区立即把张钦礼及河南全省所有一起入狱的人员全部释放，并把张钦礼送京亲自接见，张钦礼才结束了五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张钦礼一回到兰考，被任命为县革委主任，立即投入大战风沙盐碱“除三害”的战斗。坚决反对焦裕禄、张钦礼的赵、戴、秦、周这股政治势力仍不甘心，代表这一政治势力的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副政委王新，不久便以提任张钦礼为豫皖苏人防委员会主任、兼信阳地革委副主任为名，将张钦礼调出兰考，暗自囚禁在大别山深山一庙宇中，阴谋寻机，将其推下悬崖害死。并派军宣队到兰考大批张钦礼的所谓“生产党”，将宣传车开到张钦礼老家，高音喇叭对着家门口宣传张钦礼的所谓罪状，把张钦礼患病的老母亲病情加重气死。新华社穆青同志得知张钦礼被软禁大别山的信息，立即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派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同志到河南暗访查清实情后，又一次解救并接见了张钦礼。“九一三”事件后，王新被揪出，张钦礼重新回到了兰考，被提升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开封空军师政委，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再次带领全县人民恢复了落实蓝图的战斗。这时，省革委给每县配发两辆小汽车，供县委领导人下乡乘用。张钦礼说咱兰考如此穷困，我们坐小车下乡，脱离群众，经县委研究决定，将小车卖掉，买成拖拉机，给特别困难的公社耕地用。县委领导人仍坚持骑自行车下乡。张钦礼还发给县委常委各科局驻队干部和公社党委委员每人一个记工本，要求每年常委参加劳动不少于一百天，公社科局干部不少于一百二十天，大队干部不少于二百五十天，年终检查记工本，和生产队记工员核实。县、社、队干部走动必带铁锨、粪筐，随时拾粪干活。张钦礼以身作则终年与干部群众吃住在一起，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1973年冬，张钦礼和县委、县武装部党委把全县农村青壮年两万人组成民兵师，带领他们开赴引黄灌淤工地，结合训练民兵，行动军事化，冒严寒日夜奋战，一气开挖干渠160华里，动土300万立方。1974年黄河秋汛来时，利用新挖成的干渠引黄河水在沙碱地灌淤，西半县8个公社的沙碱地普遍淤上一层厚厚的黄泥，改土一年大见成效。1975年又分三路引黄水灌淤东半县，到1976年东半县的改土任务也基本完成。加上1969年以来的灌淤成果，经张钦礼之手，全县26万多亩沙荒盐碱地全部变成良田，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加上从1973年开始，全县有步骤地推广间作套种科学种田，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三熟，以及连年大搞植树造林、引黄自流、挖井提灌、平整土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1976年底，全县打井6000眼，建大中型提灌站16座，实现了人均七分旱涝保收田，全县农作物产量成倍增张，许多老灾区、贫困队成了余粮队、富裕村。张钦礼在工业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绩。到1976年底全县又建成五个国营大厂。各社镇共建成五十多家集体工厂。县、社工厂认真贯彻了毛主席批示的鞍钢宪法，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极大提高了工人技术人员的主人翁思想和生产积极性。各厂普遍建立了工人、技术员、领导三结合的科技攻关小组，人人动脑筋，改进旧产品，研制新产品。1974年开始，县机械厂、农修厂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深井泵、潜水泵，成为省内领先产品，行销二十多个省区。县机械厂以及两个公社机械厂早于开封市大厂好几年，生产出四轮拖拉机。县酒厂生产的红、白葡萄酒成为香港的抢手货。每年上交国家利税双百万。张钦礼在几十年坎坷多难的缝隙中，以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诚之心和倾身之力，终于从根本上改变了兰考的穷困面貌，实现了他和焦裕禄共同绘制的蓝图。兰考人民说：“俺老百姓一端起碗中的白米饭，就想起了俺的好书记张钦礼。”“焦裕禄是为俺兰考老百姓累死的。张钦礼为俺兰考老百姓受累吃苦，不轻于焦裕禄，还几次坐牢受整蒙冤呀!”就在兰考人民开始摆脱贫困境况的1976年，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连续失去了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全国人民悲痛欲绝。兰考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沉重悲痛中，忧虑地喊着：“毛主席、周总理一走，咱兰考张书记再遇冤案，有谁来解救呀!” 人民群众的这一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果然政局很快起了变化。毛主席为巩固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在临终前部署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刚刚开展不久被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对“极左”的清查运动。1977年11月，正当张钦礼为使兰考人民走向更加富裕而带领人民群众在工地上继续奋战时，又被警车带走隔离审查了。赵文甫、戴苏理亲自审问他，要他转变立场站过来，揭发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在文革中的罪行。赵文甫还狗胆包天，罪恶的要张钦礼揭发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并指明如果不转变立场，彻底揭出所知道的上层问题，性质就要转化成敌我矛盾。张钦礼断然回答说：“不了解高层情况，什麽也揭不出来。“1979年底，张钦礼又被逮捕入狱。以煽动文化大革命、扒黄河淹老百姓、编造焦裕禄假材料欺骗党中央荒唐的三大罪状判刑13年。对以上全属妄加的罪名，张钦礼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加以驳斥。在张钦礼服刑期间，不少兰考群众带上食品跋涉数百里，到豫西新安县矿山劳改场探望他们的好书记。见到张钦礼，扑地跪倒，痛哭欲绝地喊着：“俺的好书记天大冤枉啊!”感动的狱警也流泪说：“从没见过与群众关系这麽好的干部。”张钦礼刑满出狱后，无房子无工资无公费医疗，生活费用全靠儿女供给。新闻界闻知张钦礼出狱，蜂拥而来采访，为他鸣冤喊屈。全国记协三次邀请张钦礼参加在北京、长沙、杭州召开的全国会议，请他坐主席台，在会上讲话。张钦礼没有稿子的演讲，博得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全国记协秘书长又带人专程到开封为张钦礼赠送价值五千人民币的龙泉宝剑，以表敬意。但是，张钦礼对于新闻界为他鸣不平的有些报导并不满意。他认为，这些报导不敢说实话，往往把他由于忠实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而受的迫害，说成是受毛主席的“极左”路线迫害。他说，周总理正是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和路线政策三次解救了我。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张钦礼的一切。把我说成受毛主席“极左”路线迫害，这不全说颠倒了吗?他对香港某新闻单位写出的歪曲现实的二十万字为他鸣不平的报道，坚决拒绝发表，并严肃申明：“如果你们不尊重我的意见公开发表出去，我就要公开批判。”他并再三瞩咐家属：“关于为他明不平的报道，凡不实事求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一律不能同意发表。”张钦礼对于他昔日的挚友在压力下说了违心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失节表现，不论职务多高，名声多大，一个都不宽恕地当面给予严肃批评甚至辛辣讽刺。张钦礼的晚年，带着一身疾病，继续为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把他的坎坷经历写出二十多万字的纪实，留给后人作历史见证。张钦礼就是这样一个堂堂正正、铮铮铁骨、坚贞不屈、刚直不阿、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他以自己一生的身体力行，向全人类宣告了共产党人的领导干部永远是人民的公仆。以此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官老爷。这就是张钦礼的魅力所在。2003年底，张钦礼同志由于饱受长达半个世纪的身心痛苦折磨，和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而超出一般人的艰苦劳累，患了肺癌。他在郑州住院期间，兰考人民日夜挂心，相互传问他们的好书记的病情发展，络绎不绝到医院探病的达两千多人。许多人拿出仅有的积蓄交给家属为张钦礼治病，均被拒绝。2004年5月7日，张钦礼同志目视着病榻前墙壁上让家属为他挂着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含冤告别了人间。张钦礼同志忠贞革命一生。他的后半生本可同吴、赵、戴、秦、周等官老爷一样，过上安逸舒适豪奢的生活，但他却心甘情愿一辈子为人民当牛做马，并为此不惜付出惨重代价。人们一致认为，由于张钦礼经历曲折，受尽迫害，坚贞不屈，并最终实现了改变兰考穷困面貌，造福兰考人民的宏图，他经受的考验比焦裕禄更严竣，贡献更卓越，形象更高大。特别在毛主席、周总理逝世后的二十六年里，他竟是以十三年坐牢，十三年刑满释放犯的身分悲惨度过了他最后的人生，这是多麽不公平啊!多麽悲壮绚丽的人生啊!多麽高尚的人格啊!一个人一 生做几件有益于人民的事并不难，难的是一生始终为人民做好事。张钦礼就是做到了一生为人民做好事，鞠公尽瘁，死而后已。他真正实践了《共产党宣言》上讲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传统的关念)。他真正属于毛主席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一生不但经受住了战争年代生死关的考验，并且经受住了执政年代和平演变关的考验。这后一种考验，是对共产党人更严俊的考验。只能经受前一种考验却经受不住后一种考验的共产党人，只能算作半截子革命派，算不上真正的共产党人。张钦礼同志完全可以被称为彻底的革命派，真正的共产党人。
二、张钦礼后半生坎坷多难的革命生涯，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激化的反映。其最终悲剧，是和领袖逝世，帝、修、资和平演变图谋得逞，我国和国际共运急剧逆转走向低潮的大形势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警告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可是建国不久，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便忘记了毛主席的警告，开始走向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刘少奇大讲资产阶级剥削有功，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令山西省委停止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妄图使我国长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是要使我国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去。毛主席党中央严厉批评了刘少奇这一错误。在全国及时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果断处决了腐败堕落的刘青山、张子善两个有赫赫战功的高级干部。并解决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提出了党在过度时期的总路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和平演变的进程，使党在1956年以前“基本上保持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性，顺利完成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国民经济恢复、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但到“八大”召开时，党内路线的斗争又明显显露出来。“八大”行将结束，在毛主席审阅过的“八大 ”政治报告的决议上，刘邓又加上一个唯生产力论的主要矛盾，未送毛主席审阅(也有说仓促让毛主席看一下)，就拿到大会上匆匆通过。两天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刘少奇指出这个主要矛盾有错误。在不久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获得大会一致通过。这件事暴露了当时刘邓对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我国社会基本情况的估计和党的斗争任务的看法，同毛主席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两条路线斗争激化了。按照刘邓放弃阶级斗争也就是放弃革命只搞生产的路线，势必把我国重新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时毛主席又看到国际上发生了匈、波事件，并及时发觉我党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些人逐渐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开始出现一个有相当人数的官僚特权阶级。他们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一些地方相继发生群众闹事，学生罢课。鉴于这些情况，毛主席及时撰写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著作。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一光辉著作，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以遏制党的和平演变，密切党和群众开始疏远的关系，让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和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好风。这一举措受到包括民主党派在内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却乘机向党进攻，妄图借机煽动推翻共产党和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在经济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还将长期存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党立即开展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支持下很快取得了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但党内开始形成的官僚特权新贵却对整风抵触，他们借反右派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民主，把许多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揭露党的阴暗面的干部、知识分子通通打成反党的右派，从而发生了反右派扩大化，干扰破坏了整风运动，给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毛主席发觉后，立即要中央下文件进行甄别，凡错打右派的一律平反。一部分很快得到纠正。由于有些单位和地方有抵触情绪，还有一部分应该纠正的没有得到纠正。并且在这以后毛主席党中央为遏制和平演变，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开展的政治运动中，往往发生忽左忽右这样那样的偏差，这一新情况正是我党执政后开始发生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逐渐激化，党内开始出现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各方面抵触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下面我们剖析一下河南省这一情况的发展过程。
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吴芝圃、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省委常委秘书长戴苏理等人，早在五十年代初中期，就逐渐堕落成为一个丧失革命意志，贪图个人享受，作风飞扬跋扈的官僚特权宗派集团。他们及其在各地各单位的亲信，为维护发展小集团的个人私利，每每利用政治运动整人，排除异己。1957年整风反右一开始，他们在商丘地区的亲信地委第一书记任秀铎、组织部长马振藻(被群众称为豫东任马集团)便把向党提议见的干部通通打成右派，总数超过地委机关总人数的一半。其中从原淮阳地委合并来的干部几乎全部打成右派。吴、赵、戴在省监察厅的亲信厅长吴人文，平时小病大养，不干工作，成天跳舞玩乐。全厅对他议论纷纷。整风反右一开始，他停止养病，回机关领导运动，把平时议论过他革命意志衰退的二十多个干部全打成右派，占该厅总人数的40%。副厅长许世杰向省委纪委提出按中央定右派的政策，除一人可划可不划外，其余全划错了，应予以纠正。省委纪委领导成员除一人同意纠正外，其余成员都未表态，没有得到纠正。还有像前面讲到的赵文甫在兰考一句话把二百多人定成右派的类似情况，在全省比比皆是。河南就是这样打了六万多右派，出现严重扩大化，其主要原因，显然是党内新形成的官僚特权阶级听不进群众批评借反右派对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进行镇压造成的。河南省反右派将近结束时，吴、赵、戴认为他们在省委领导班子中从平原省合并来正在养病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是他们独霸河南的最大障碍。抓住潘复生同志个别一般性错误，在刘少奇的支持下，违背党中央只在小范围内适当批评的指示，把潘、杨、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进行抄家、大字报围攻，在全省范围残酷斗争后，撤职下放西华农场劳动改造。并在全省大抓“小潘杨王”，又造成数万人的冤案。从而实现了吴芝圃取代潘复生任省委第一书记，吴、赵、戴独霸河南的目的。至于全省反右派后的整风，他们只走走过场就结束了。毛主席党中央开展的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更助长了党内官僚特权新贵的气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钦礼在兰考整风反右中出来顶撞了赵文甫，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怎能不受到赵的迫害呢?在接着而来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党中央尚缺乏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开始时，出于想尽快改变我国穷困面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迫切心情，在制定生产指标和领导公社化运动中发生了脱离实际的倾向。这在过去全党思想统一团结一致，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关心负责的情况下，下级党组织很快就会把上级直至中央不切实际的工作部署提出意见，从而可以避免出偏差的。但是，由于党内出现了官僚特权新贵，他们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却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投上级所好的态度，随声附和，甚至瞒上压下层层加码，导致出现了“五风”，加上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苏修撕协议，撤专家，逼还债，造成我国暂时经济困难。“五风”刮起一个多月，毛主席很快就发觉了问题，立即召开多次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领导全党纠正“五风”错误。当纠正“五风”取得明显效果，党于1959年秋在庐山召开的以进一步纠正“五风”为目的的会议行将结束时，向来对纠正“五风”从未提过一点意见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归来，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攻击我党的总路线恶言灌满了脑子的彭德怀，忽然以万言书的形式向毛主席党中央发难，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妄图借党在发生“五风”问题上的一时失误，否定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在会上制造思想混乱。毛主席党中央为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正确地估计形势总结发生“五风”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纠左出右，统一认识，团结一致，通过纠正“五风”，更好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得不将会议又转向批判受到一些人支持的彭德怀的右顷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形成的决议向下传达后，(不该向中下层传达)，使正在进行着的纠正“五风”的工作一时受到了干扰，出现了“五风”回潮。毛主席又立即果断继续大力纠正“五风”。河南吴、赵、戴开始为争“先进”夺“红旗”，“五风”刮的特别严重。在毛主席党中央着手纠正“五风”后，他们又为保假先进，继续瞒上压下，搞高指标高征购。出现征购透底又大搞反瞒产。以致信阳地区开始出现有饿死人的情况，该区固始县某村已饿死许多人，三个党员去郑州给省委写血书，请求救救村民，竟被丧尽天良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将血书扣压置之不理。直到信阳地区出现大面积饿死人，他们惧怕暴露出来，受到中央严肃惩处，又对中央严加封锁河南的实情，不准群众外出逃荒，不准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全省仅信阳地区邮局就扣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件一万二千多封。从而造成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内开始出现的官僚特权新贵也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视百姓生命如草芥，已堕落到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什么区别，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张钦礼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坚信这决不是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为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顶撞了说假话瞒上压下的吴芝圃，从而受到第二次迫害。他并且冒着更大的风险，去北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五风”的真实情况，以拯救陷入火热水深中的百姓。1960年，毛主席党中央查清了河南的严重问题，采取了果断措施，改组了河南省委，撤消了吴芝圃第一书记职务，将其调出河南。任命刘建勋为省委第一书记，何伟为第二书记，纪登奎为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在新省委领导下，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纠正“五风”的各项指示和政策得到顺利贯彻执行。省委立即向中央写报告为潘、杨、王及全省因向党说实话反映真实情况抵制“五风”而受到打击和处分的同志全部平反。(党中央将潘复生、杨珏同志调出河南妥善安排了工作)从而很快纠正了“五风”，使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在整个纠左过程中，尽管毛主席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万言书，以防止纠左出右，到1961年，纠左出右的情况还是发生了。田家英的农村调查报告，提出纠左退得还远远不够，必须实行分田包产到户，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尽快扭转困难局面。这一看法在中央七个常委中，得到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林彪四个常委的支持。他们把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说不这样做，要扭转困难局面还要延长七到八年。毛主席果断指出这股单干风越往上层刮得越厉害，必然导致人民公社解体，农村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影响整个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实际情况是到1962年，我国经济开始明显好转，1963年经济已基本恢复，从1964年我国经济又开始了新的快速发展。这一情况充分说明，我们党内最高层对于我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退回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1964年，毛主席党中央针对农村暴露出来的问题，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和搞法，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根本分歧和激烈争论。按照刘少奇对“四清”性质的认识和桃园经验的搞法，必然又要发生严重扩大化，大面积伤害基层干部，保护少数走资派。河南的“四清”运动，在开始受刘少奇思想影响推广桃园经验的一段时间里，正是出现了这一情况。这时，毛主席联系多年来搞运动总是遇到或“左”或右干扰，发生扩大化，不能解决问题，看清了问题的根子主要在上边，在中央出现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卵翼下的官僚特权阶级。必须自下而上彻底揭露党的阴暗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经过酝酿准备，于1966年毅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一开始，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改组后仍留在省委领导班子里任书记处书记的赵文甫、戴苏理等人故伎重演，按照刘邓在北京的做法，把大专院校向党提意见的师生，统统打成反革命，妄图将运动镇压下去，造成一些师生跳楼自杀。赵、戴并利用他们经营多年的旧势力，蒙骗大多数干部群众，成立操纵一派群众组织，把早就不顺眼的刘建勋(1966年底调北京任职)、纪登奎打成走资派批斗。赵、戴操纵的群众组织多次到北京揪刘建勋未得逞。1967年初，在省军区副政委何运洪支持下，借军队支左，把纪登奎扣压起来，批斗一百多场。宣布保刘、纪的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镇压，全省逮捕上万人。同一时间，赵、戴在开封地委的亲信秦一飞和开封军分区副政委李某某也宣布保卫焦裕禄、张钦礼的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把张钦礼和兰考两千多名跟随焦、张战风沙除三害的县、社、队干部抓进监狱。直到1967年6月，周总理过问河南问题，才使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得到正确处理，把包括张钦礼在内的大批关押监狱里的干部群众全部释放出来。党中央明确由刘建勋、纪登奎负责筹建河南省革委。 1967年7月以后，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心支持下，刘建勋、纪登奎按照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五湖四海政策，吸收包括戴苏理在内的各派领导干部、群众组织、军队代表，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省革委，选举产生了新省委(戴苏理仍任省委副书记)迅速稳定了形势，工农业生产稳步快速发展。1970年，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副政委王新，和吴、赵、戴的旧势力沆瀣一气，借抓“五一六”“反派性”又一次在全省大整保刘、纪的干部群众，将很多人关押审查，撤消职务。张钦礼就是在这时，又被软禁在大别山。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死党王新被揪出，全省通过批斗王新，再次为张钦礼等一大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在以刘建勋为首的新省委领导下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经济蒸蒸日上，十年文革中河南的工农业生产仍获得很大发展，总产值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长1.6倍(据1991年河南出版社出版的《河南大事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后，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正式文件定为走资派的赵文甫重新上台，当上主管 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和戴苏理又公开结合一起，利用“清查”运动，目无党纪国法，把历史上一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他们作过多次斗争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大批逮捕镇压，像还乡团一样进行更加疯狂的打击报复。他们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1月1日生效后限制他们随心所欲判刑，竟在1979年底紧急秘密布置全省各级政法机关，对关押的清查对象不出示人证、物证，不许当事人陈述，有的来不及起诉，不少判决书来不及编写犯罪事实，仓促搞了一次全省突击判刑。按当时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宣部的数字，全省判刑人数为一千七百多人，实际判刑人数远不止此。据可靠数字，仅一个焦作市就逮捕318人，判刑96人，劳改37人，审查中死亡11人。一时全省监狱人满为患。省、地市、县、社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换班。张钦礼和跟随焦、张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作出贡献的大批县、社、队干部又惨遭逮捕判刑，再次关闭了焦裕禄展览馆，推倒了焦裕禄墓碑，焚烧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直到九十年代，才又重新开放了焦裕禄 展览馆和焦裕禄烈士陵园。可是，对上述在清查运动中全省造成的成千上万冤案，包括张钦礼和跟随焦裕禄张钦礼治沙治碱多次遭难长期蒙冤的一大批兰考干部至今不予平反，这究竟是为什麽?人民心里自明。不少法院人员对冤者深表同情，但又说这一案目前不好解决。张钦礼骨灰还乡时，兰考十万百姓遮道焚香，拦车跪祭，哭声震天地百里不绝，喊着“毛主席周总理有一个健在，张钦礼也不会被判刑，”“政府不给俺的好书记平反，俺老百姓给他平反，”就是最好的说明。
当然在以上叙述的政治运动中，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一场公开的决战。跟随毛主席革命造反的红卫兵、造反派由于开始并不清楚谁是走资派，也曾发生过全面审查冲击干部很多的情况。其中有打对的，大部分打错了，这也是扩大化。但是，从河南来看，凡属打错的，到运动中后期绝大多数都遵照毛主席落实干部政策的指示，按原职原级安排了工作，也就是事实上作了纠正平了反。整个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打击面最大、伤害人最多、最残酷的首先是运动初期刘邓资反路线时期。那时郑州及全省很多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当权派操纵的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队伍，喊着口号，敲着锣鼓，押着一群群戴着高帽子，挂着“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走资派”牌子的人，赤脚走在烈日照晒的滚烫柏油马路上，脚上烧起燎泡，流着鲜血，跟着锣鼓声，进行游街示众。再一次是1967年二月至七月全省对保刘、纪少数派的大逮捕、大围斗、大毒打、大型武斗，烧国棉六厂大楼，造成少数派伤亡惨重。当时赵、戴妄图一举将少数派全部消灭，造成河南只有一派既成事实，进行单独夺权，重新实现吴、赵、戴官僚特权集团旧势力独霸河南的梦想。在赵、戴操纵的群众组织搞的《大事记》(革命派胜利后，因怕暴露他们的罪行偷偷将其埋藏在地下，后被新闻界知道挖出来称为“出土文物”)中，对每次武斗他们怎麽布署，头头们(这些头头们后来都成为参于领导“清查”运动的骨干，都被提拔为省、厅、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怎样分工指挥，要达到的目的都详细记录在案，是最好的左证。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河南从1957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整风反右派、“反右倾”扩大化，整风走过场 ﹑“四清”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打击面扩大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出现“五风”不能及时纠正，导致发生“信阳事件”，纠“左”出右刮单干风，主要都是吴、赵、戴这样一些披着老干部、老领导外衣，实际上已蜕变成不思革命，背离党的宗旨，抵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拒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官僚特权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利，屡次把毛主席发动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运动，变成他们向上谎报成绩对下压制民主，镇压革命干部群众、革命知识分子，以排除异已，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造成的。河南绝大多数老干部一提起吴、赵、戴，特别是赵文甫就摇头，说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不干工作，爱跳舞爱游玩爱吃喝，平时小病大养，运动一来专门整人的“地头蛇”。
以上揭示的河南情况,人们认为是窥见1957年以后全国情况发展的一斑。这就说明河南的问题,绝不完全是吴赵戴等人的问题,而是毛主席指出的根子在中央出了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据邓力群同志回忆说，反右派一开始，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反对党的某一个领导人不等于反党，光有右派言论没有实际行动的不要划为右派。毛主席为集中思考经济建设问题，在中央层反右告一段落后，就将整风反右派任务交中央书记处主管了。中央并根据毛主席指示，制定下达了关于定右派具体政策的文件。可是反右派在全国展开后，下边不能很好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策，以致发生扩大化时，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根本不管，也不向毛主席回报。他在文革中写的检讨承认从他当总书记后十年未向毛主席回报过工作。黄克成同志在讲到反右派时，曾检讨自己当时对定右派没有认真按照中央政策把好关，发生扩大化他有责任。作为主管这一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为什麽对这件事关几十万人的政治生命的大事却如此不负责任呢?为什麽对党的初衷整风走走过场就草率结束了呢?这是值得深思的。再如刮”五风”问题,本来1958年毛主席党中央为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需要和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发动大跃进，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开始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头脑都有点热,而刘少奇却热得特别厉害。他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率先在河北省徐水县搞一县一社的共产主义试点，首先刮起共产风和浮垮风。他在全国到处大讲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消灭家庭。当毛主席很快发觉问题着手纠正“五风”,多次严厉批评报刊不要为刮“五风”煽风时，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刘、邓却置若罔闻，仍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各省党报大力为全国放“卫星”、刮“五风”推波助澜。再联系1962年刘、邓对经过毛主席大力纠“左”,全国已明显好转的形势仍说得漆黑一团，又180度大转弯煽动农村搞单干，支持彭德怀搞翻案,从原来极左转向极右。“四清”中搞形“左”实右。文革中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处处干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都充分说明刘邓是包括河南吴、赵、戴在内的全国官僚特权阶级为维护扩大他们既得利益长期兴风作浪的后台。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只字不提是毛主席及时发现采取一系列措施才领导纠正了“五风”错误，并倡导组织全党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联系我国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概括阐明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大提高了全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水平，在具体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才使我国人民公社和国民经济发展走上健康道路，促使国民经济迅速好转。却反而把刮“五风”的责任以及从1957年以后历次运动由于他和刘少奇干扰抵制毛主席路线造成的扩大化都统统转嫁到毛主席身上，攻击毛主席长期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这不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毛主席进行恶毒地诬陷吗?尽管是毛主席最先发觉立即领导全党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努力纠正了”五风”,他老人家仍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向全党作自我批评,并自降工资三级,严格按标准吃粮,他和周总理都长时间不吃蛋肉,腿部出现浮肿,而刘邓从未作过检讨,也没听说过不吃蛋肉。河南的吴赵戴等官僚们仍照常吃小灶,精粉细米鸡鱼肉蛋放开吃,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
正是在这样一场全国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生死激烈斗争中，造就了张钦礼这位在我党执政后坚持继续革命，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做人民公仆，坚持向党说实话，坚持同党内出现的官僚特权阶级及一切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楷模。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经常关心着张钦礼的命运。为尽快搞清楚他被囚禁大别山的情况，派康克清同志亲往河南暗访密查，三次亲自过问其事，为张钦礼平反接见慰抚，全国还听说过有第二人得到过如此的殊荣吗?这充分说明周总理对这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英雄的高度评价和极为看重与关爱。张钦礼刑满出狱后，全国新闻界敢冒风险，蜂拥采访报导他的冤案，三次邀他参加全国记协会议并讲话，全国记协秘书长亲为他赠送价值五千元的龙泉宝剑以表敬意。张钦礼在狱中和住院期间，来自兰考、河南省各地和外省的探视者成百上千骆绎不绝。张钦礼遗体告别现场和骨灰还乡路上，十万多人民群众痛哭欲绝地为他喊冤送行，场面惊天地泣鬼神，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张钦礼这位无产阶级英雄，劳动人民的儿子，是多麽深得党心民心。十分看重关爱张钦礼的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后，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篡改了,长期多次残酷迫害他的赵戴等官僚特权分子又上台掌握了大权,他最后一次的冤狱受迫害，无人能够给他再次平反了。他一生躬身为之服务的工农劳苦大众，又重新沦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英雄的命运是和无产阶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广大工农劳苦大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最终悲剧，是和失去了革命领袖和导师后，国内外帝修反搞和平演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一时得逞，导致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急剧逆转走向低潮的大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和世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汹涌到来时，张钦礼和同他一起受迫害的广大坚持继续革命的同志才能得到平反昭雪。作为这一时代悲剧下英勇献身的张钦礼同志，必将以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壮烈英雄事迹，影响感动越来越多的人们学习效法，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旗帜起来战斗，促进革命新高潮的早日到来。在革命重新取得胜利之日，党和人民必将追认张钦礼为不朽的革命烈士，将其英雄事迹载入史册，流芳千古。人民还一定会在兰考大地为他建立起张钦礼革命烈士陵园，供后代人永远敬谒缅怀。
三、驳张钦礼受“极左”路线迫害论
张钦礼逝世后，媒体和网上作了大量报道。绝大多数都是高度赞颂英雄事迹，为英雄喊冤鸣不平的。当然也有极少数良知泯灭者仍站在迫害者立场上，重复着早已被揭穿批烂的秽言，对英雄继续诋毁，这是不足为奇，人人皆能辩清无需再费笔墨驳斥的。但有一篇颇有分量和影响的《替张钦礼的申诉》(载香港出版的《中国焦点》2004年第一期)，读后不得不说几句话。这篇《申诉》以生动的笔触和催人泪下的情节，深情赞颂了张钦礼，首次点名揭露控诉鞭鞑了吴赵戴秦周等迫害者，其勇其情，感人至深，令人起敬。但是，作者把英雄受迫害的原因归结为建国后毛主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这就大错特错了，以至使整篇行文逻辑混乱，矛盾百出，又令人十分遗憾。《申诉》中说：“从1949年以来，她目睹了长期的‘极左’路线对河南干部群众的迫害和催残，张钦礼是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干部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在这里，作者把《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就错误地认为从1957年反右派后毛主席犯了“极左”的错误，又提前到从1949年以后，是否是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统统都搞扩大化了甚至都搞错了呢?不得而知。《申诉》另一段又说：“长期受‘极左’迫害的张钦礼，粉碎“四人帮”后，本应扬眉吐气，大显身手，他却锒铛入狱，判刑十三年。”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连作者本人也对事情如此发展感到莫名其妙，十分矛盾，大惑不解。这说明由于作者的认识不符合实际,思想是非常混乱的。还有，为什麽在长期“极左”路线时期，会发生周总里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三次为张钦礼平反，两次将他提拔重用，从而使他能得到连续起来有十三年的时间扬眉吐气，大显身手，完成他和焦裕禄改变兰考面貌的宏图，创造出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呢?为什麽被作者称之为“左爷”的赵文甫，在毛主席发动的“极左”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没有受到重用，反而被毛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正式定为走资派呢?为什麽毛主席逝世后，在大批“极左”为历史上所有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冤假错案统统平反昭雪提升晋级的大潮中，这位作恶多端的“左爷”不仅没有被揪出来批斗惩办，反而也把他作为受“极左“路线迫害者为他平反，官复原职，并让他主管全省批“极左”的清查运动呢?所有这些怪现象难道不令人感到十分荒唐吗?问题在哪里?就在于《申诉》的作者不会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辩证方法，对1957年以后，多次群众运动扩大化的具体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科学判断，而是用唯心主义行而上学直观的方法从表面上看问题，好像凡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发生了扩大化，就统统是毛主席党中央犯了“极左”错误。不理解这种情况有些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领导缺乏经验，一时不好区别而发生的失误。更多的情况是由于1957年以后出现了毛主席指出的在共产党执政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些人已逐渐和平演变成同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官僚特权阶级,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对抗干扰毛主席党中央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打着红旗反红旗横行霸道造成的。这是进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的革命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阶级斗争现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针对这一新的阶级斗争情况概括出来并以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付诸实践的。怎能把1957年以后屡次运动发生的扩大化，都简单看成是毛主席党中央长期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呢?导致《申诉》的作者不能正确认识问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思想偏见。凡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立场上看问题的人，都无不对新中国建立到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军事上取得抗美援朝援越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珍宝岛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政治上取得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建立了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上尽管由于缺乏经验曾出现过短时间挫折，整个平均速度仍居全世界首位。建立起我国门类齐全独力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走了相当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的路程;在高科际发展上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在旧中国一堆废墟上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五个核大国之一;在文化教育上普及了初中，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出现了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文艺的初步繁容;在党政建设上使我国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党和政府;在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上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消灭了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真正实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广大发扬;在财政上实现了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在人民生活上由于原来底子太薄，经济发展时间太短,而且正处于多积累少消费的艰苦创业阶段，水平虽然不高，但因教育、医疗、住房、水电等等社会福利解决的较好，我国人口增长一倍，平均寿命也增长近一倍，人民无忧无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一心干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特高。所有这些旷世奇迹，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这些奇迹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吴赵戴秦周等官僚特权阶级作不调和斗争才取得的。这就是为什麽亿万人民如痴如狂地衷心爱戴崇拜毛泽东，在人为地搞非毛化的时代，人民中多次自发地出现毛泽东热的深刻社会原因。如果“申诉”的作者所说的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受毛主席“极左”路线摧残属实的话，能有以上辉煌奇迹出现吗?能出现亿万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衷心爱戴吗?《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极不公正的评价，是邓小平为翻文化大革命案、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需要而妄加给毛主席的。毛主席逝世后三十年的历史，用铁的事实验证了他老人家建国后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予言是多麽的英明伟大正确，同时也无情地验证了邓小平的所谓拨乱反正的改革路线，恰恰是拨正反乱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条路线在他逝世后的深入发展，把一个大好的社会主义中国推到了全面资本主义复辟的边缘，而且还是香港郎咸平教授所说的二百多年前欧洲的极端残暴的人吃人的最野蛮最黑暗的资本主义。原来光荣伟大正确受人民衷心爱戴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变成了被人们唾斥鄙弃腐败不堪的共产党。原来被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中国政府，如今变成了世界公认的最腐败的政府之一。
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唯一自诩的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是什麽样的成就呢?是完全破坏了我国原来已形成的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沦为受制于外国外商，失去独立自主创新能力的殖民地经济的所谓成就，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大部白白送给美帝和外商。并为此付出了几乎耗尽国家资源，严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空气水土严重污染，有毒食品防不胜防，解放后已消灭多年的许多疾病又泛起流行，患癌症病例大大增加，各种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动荡不安，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农村出现“三农”问题，全国人民又压身上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新的三座大山等惨重代价,导致天怒人怨，全国群体事件此伏彼起，2005年竞达到八万多起。国内极右势力和海外民运分子、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欲伺机搞颜色革命，彻底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就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申诉》的作者看不到以上反应事物全貌的活生生的事实，强加给毛主席建国后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吗?在她写的《申诉》中揭露的事实与得出的结论怎能不出现逻辑混乱、矛盾百出呢?此外《申诉》还有多处流露出对毛主席的不满和诋毁。把焦裕禄、张钦礼的英雄事迹说成是人道主义的发扬。责备穆青等人写的长篇通讯“把焦裕禄提炼成活学活用 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焦距没有对准。”这完全是对焦、张二位英雄本质的歪曲。焦裕禄、张钦礼都是从十几岁参加革命，一直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从没有读过人道主义著作，硬把他们的英雄事迹说成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究竞有什麽根据呢?作为一位受党教育几十年的老记者，想借报导焦、张两位无产阶级英雄的事迹，达到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目的,这种做法是欠妥的吧。对这个问题，张钦礼同志生前是十分清醒的，所以他再三向采访他的新闻界严肃申明，他是因忠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多次受迫害的，任何替他鸣不平的报道如有损毛主席伟大形象，都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歪曲，他如发现就要公开批判。这在前面我们以经讲到了。《申诉》是2002年写成的，压了两年没有让张钦礼看过，不敢发表,一直等到2004年5月张钦礼逝世后才发表。这就说明作者对张钦礼的上述态度是知到的。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不应该这样强加于逝世的张钦礼同志。
四、宣传学习发扬张钦礼忠贞实践毛泽东思想坚持继续革命的精神，为彻底揭穿批判修正主义，回归我国科学社会主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高潮到来而斗争
二十世纪国际共运从兴旺辉煌到惨败低落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夺取政权的胜利，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无产阶级执政后继续革命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巨。它要完成消灭私有制，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整个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清除几千年来阶级社会沉积的污泥浊水;同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基础，最终建立起人类真正平等、自由、幸福、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比完成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更艰巨、更伟大、更光荣、更壮丽、更崇高的任务。而在完成这一革命任务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凶恶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这是比同拿枪的敌人作战更艰难百倍的战争。伟大革命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开辟打胜这一场特殊战争的道路，付出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心血。随着毛主席的去逝，被他的巨手支撑着的中国和国际共运的大厦便倾刻坍塌了。这就是被尼克松兴高采烈称之为的不战而胜。为什麽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一句话，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没有能够经受住新形势下帝修和平演变战略的考验。究其具体原因，一是作为新形势下的革命实践指南的理论问题没有及时解决。二是作为新形势下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没有及时很好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只从原则上指出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能够对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遇到的最重要的和平演变问题作出过阐述。斯大林接触这个问题比较早，但他却错误地认为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阶级已消灭了，没有发现认识和平演变问题。只是在他逝世前不久才认识到苏联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由于指导新的历史时期的革命理论问题没有及时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缺乏行动指南，相继发生了自身无力解决的和平演变，导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大肆泛滥。毛主席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根据中国和国际共运的实践，揭示并逐步系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补充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理论宝库，成为照耀无产阶级在继续革命道路上战胜和平演变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一盏灯塔,这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毛主席为遏制我们党的和平演变，根据他的这一理论，进行了一系列实践。但是作为领 导共产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党的高中层领导干部中的大多数人，却对毛主席的这一光辉理论很不理解，非常抵触。这就暴露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从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在为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建立的党组织，在执政后经不住和平演变的考验，逐渐丧失了革命性。毛主席晚年及时看到了这一严重问题，为挽救无产阶级政党挽救革命，他断然发动了同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国际大论战，同时在国内搞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最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争取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和从根本上改造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党。但是，由于他年事已高，在文化大革命向走资派夺权的伟大成果还未得到巩固，希望进一步通过加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开展斗私批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号召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健全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以便从根本上改造执政党的艰巨任务还远未完成，就抱着满腹遗憾与世长辞了。面对三十年来发生的苏东巨变，和我国已被帝资修搞得腐败不堪的党，已经资本主义化的国情，我们坚持继续革命的同志当前的根本任务，一是要联系现实情况，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尤其要狠狠揭穿批判近时冒出来的新西山会议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的种种谎言谬论，彻底粉碎他们欲将我国推向彻底资本主义复辟的阴险图谋。再是要深刻全面总结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特别是关于执政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使我国能够拥有一个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能为实现共产主义战斗到底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而张钦礼同志的英雄事迹，正是表现了一个忠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因此，我们应该把宣传学习发扬张钦礼精神，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革命任务大力开展起来。使我们争取拥有的坚持继续革命的政党的每一个党员，都 能够像张钦礼同志那样不但能经受住革命战争的考验，而且能经受住和平演变的考验。在执政后坚持继续革命，抵制和平演变，蔑视资产阶级法权;维护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永远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当领导者，又当劳动者，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永做人民的公仆，不当人民的老爷。勇于斗私批修,敢于反潮流，同一切违反党的原则，侵犯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忠贞不屈地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只要我们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特别具有革命性、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再有因地因时制宜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就一定能够领导团结以工农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创造开辟出一条适应新形势下的革命道路，夺取革命的新胜利，促进国际共运新高潮的迅猛到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胜!共产主义必胜!
张钦礼同志永垂不朽!张钦礼精神万古长青!
杨杨止仁
2007年4月16日
【责任编辑：樊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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