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杂谈

孙经先教授致杨继绳先生的公开信
 
尊敬的杨继绳先生：您好！
今年7月承蒙有关方面邀请，我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能够见到您，我感到很荣幸。
在这封给您的公开信中，我想谈以下问题。
您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说：“饿死三千万”是一个“学术问题，”“学术讨论应当遵守学术讨论的规则”。对您的这一观点，我是非常赞赏的。众所周知，我和您之间在“饿死三千万”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想在尽可能平和的气氛下，按照您所说的“学术讨论的规则”，就我们之间的分歧进行探讨，争取在某些方面能够达成共识，不能达成共识的地方，也希望经过讨论，能够缩小认识上的差距。
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涪陵专区和甘肃省临夏市的人口死亡数字上，我认为您在《墓碑》中的数字是错误的。经过我们在报刊上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您也认为您出现了“疏忽”，并且答应愿意改正。对于您的这一态度，我表示非常赞赏。这就是双方“遵守学术讨论的规则”，在讨论中达到了某种共识的很好例证。
我认为，只要双方在有分歧的每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例如对《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问题上，都“遵守学术讨论的规则”，是可以逐步缩小双方认识上的差距的。在这次武汉会议上，本来我是想按照“学术讨论的规则”，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与您进一步开展讨论的，为此在我的会议发言和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提出了一些这样的具体问题。但是您在会议上采取了“不回应”的态度。
坦率的说，我对您的这种态度表示非常遗憾。2012年9月17日，您在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中说：“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对孙先生这样的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我也有责任回答。”对我的学术批评，2013年12月您在《炎黄春秋》发表的《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也说，“本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再次回应。”对您这两篇文章中的这种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我是极为赞赏的。我之所以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其根本目的也正是为了“对历史真相负责”。我认为，只要双方都能抱着“对历史真相负责”的态度，同时都“遵守学术讨论的规则”，双方应该能够逐步的缩小认识上的差距。
武汉会议结束后，您发表了《关于武汉会议的声明》。声明中您说对我在武汉会议上的发言您“认为没有必要再回应”，并称孙经先“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以后孙经先再挑战我，我不再理采。”
对您的这个声明，我坦率的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我认为，您的“不回应”、“不理睬”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者对待学术讨论应有的态度。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者，当着其他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提出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时候，如果其他学者的批评是错误的，就应当做出反驳，以维护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也维护自己的学术声誉。如果其他学者的批评是正确的，就应当修正自己的错误。所以您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对我的学术批评“不回应”、“不理睬”，实在一件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您“不理睬”的理由是孙经先“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应当公开发表文章，理直气壮的彻底揭露孙经先在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是怎样“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的，彻底揭露孙经先在研究中的一系列错误与荒谬，对孙经先所说的《墓碑》中一系列“错误”逐条进行反驳和辩护。您有着足够的媒体公开发表您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您怎么能够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不理采”呢？
您多次说过要“对历史真相负责”。“饿死三千万”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对历史真相负责”，是您和我都必须承担的特别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您宣布“不回应”“不理睬”，也违背了您的所说的“对历史真相负责”的精神的。您在武汉会议上说为了这个问题“我连死都不怕”，难道您会仅仅因为孙经先“完全丧失了学者必须尊重事实的品格”，就不再“对历史真相负责”了吗？
 
您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多次说：“为了学术公平，我要求……给我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我……对批判作出回答。”
我2013年9月9日发表了批评《墓碑》的文章后，您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为自己进行辩护。《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了体现公正公平的学术精神，是决定发表您的文章的。只有由于您的的文章太长，他们受版面限制，同时也由于我批评《墓碑》的文章只有两千字左右，所以他们建议您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比我的文章还多了一千字）后予以发表。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您放弃了这次“对批判作出回答”的机会。
这次在武汉会议上，在我发完言之后，会议的主办方专门留出了充分的时间，会议主持人也多次邀请您发言，但是同样非常遗憾的是，您再次又放弃了这个“对批判作出回答”的极好机会。
您一方面在武汉会议的发言中强烈要求给您“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我在批判《墓碑》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批判作出回答”，另一方面在武汉会议后您却又公开宣布“不回应”、“不理采”，也就是说您不再“发表文章，对批判作出回答”了。难道您不觉着自己已经陷入到极大地自相矛盾和混乱之中了吗？您的这一态度，是会让所有还相信“饿死三千万”的人们感到极其失望的。
既然您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同样的要求。您和洪振快先生都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我也非常希望，“为了学术公平”，《炎黄春秋》是否能够也“给我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我对批判作出回答”呢？如果《炎黄春秋》能够践行您提出的原则，我将不胜感谢之至，将我最近写的分别答复您和洪振快先生的两篇文章在您们的杂志上发表。我衷心的希望您不要“粗暴的拒绝”我的这个要求。
还有，您在武汉会议发言中表示愿意对《墓碑》进行修改。最近一年多，我对《墓碑》中许多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字逐一进行了查证，发现您书中与涪陵专区和临夏市这样的重要“疏忽”还有很多处。我愿意全部提供给您，供您修改时参考。不知您意下如何。如果可以，我愿意在《炎黄春秋》上公布我的全部查证结果。
祝好！
                                孙经先   2014年9月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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